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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已经是近30年前的事了,钱锺书先生预见到电脑在中文文献整理中的巨大作用,指令田奕女史等人开始研究.到今天,当田女史静静地把她们整理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一书摆到我面前,我才深深感觉到,她们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工作.
《水经注》被考据家们搞得面目全非
自从一千七八百年前桑钦撰写《水经》,被北魏郦道元加上“注”成为《水经注》以来,由于他们所考据的中华民族当时地域河流人文历史相当详实,共311566字,被历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者奉为瑰宝,也成为经常被今天中国旅游文化经常被引以为据的源头.按郦道元本意,他是“考校诸书,以具闻见,今略辑综川流注沿之绪,虽今古异容,本其流俗,粗陈所由”(《永乐大典本水经注》P461).这样一种严肃的学风与成绩,如果我们民族有他这样向前看的传统,能够沿着他所开拓的思路与实际调查的作风,过一段时间就出一部《新水经》,何愁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地理模模糊糊！
但最可惜的还不是我们至今没有一部《新水经注》,而是荒唐地连这本并没有丢失的原《水经注》,也被二百年来的考据家们搞得面目全非了.宋朝残本不去说了,明朝最权威最庞大的《永乐大典》类书中,在卷11127至卷11141全文收录了《水经注》.全部是手抄,开首写明桑钦撰,郦道元注,每卷后有重录总校官名、分校官名、书写者名、圈点者名.《水经》本文用大号字书写,《注》用小号字书写.但手抄书就会留下手抄的毛病,例如错简、错字、漏字、难认字等.只要后人校雠得当,是容易纠正的.只是后来《永乐大典》历经改朝换代,社会动乱,被连偷带卖和毁,现在存世的仅有八百多卷(在大陆仅存百余卷).幸运的是《水经注》全在其中,但可惜的是被篡改了.
最大的篡改者是18世纪后期奉清朝皇帝命令修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以及他的部下戴东原等.纪先生宣布“明以来绝无善本”,但他又以自称找到的明朝末年朱谋玮的《水经注》做底本,然后用“永乐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条参校”(《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69史部地理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6月,P610).此后至今二百年间,一直没有人见到有朱本出现,纪的话成为缺乏历史根据的空头支票.那么,纪先生所说《水经注》引用的《永乐大典》本,他自己真正见过和利用过吗根据他在书中大量修改的内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并没有利用,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他如此说法,只能从非学术角度去解释了.至于具体进行《水经注》校对的戴先生,更显然没有见过大典本,他根本就不是用大典本做校对的底本.他们施展一连串传统的“想当然”的本领,只要能满足他们的自圆其说,《水经》本文与注之间可以随便换位,可以随意增添内容,可以随意删减内容.这些措施,还是在一套已经纯熟的引经据典的手法下进行的.但由于其代表皇帝的权威性,在不容质疑的前提下,这部乱编出来的《水经注》四库全书本,居然在中国文化史中风光百余年,至今似乎依然.
作为一部实证性很强的《水经》与《水经注》,面对这个版本,有没有中国学人试图从中国大地上实地考察其准确性呢笔者所知有限,恐怕是没有.传统中国文人没有行为实证一说已经很久了.他们剩下来的只是从文字到文字的“考察”、“训诂”.殊不知,纪先生他们所玩的文字把戏已经登峰造极,以训诂对“训诂”,从训诂来,到训诂去,不管赞成派或怀疑派,结果是谁也没有钻出来.
怀疑的学者声音也时有,但直到20世纪初期,杨守敬先生做完《水经注疏》,也没有搞清楚其底本问题.非得到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洗礼后的新学者出现,才总算有了眉目.颇爱真理的王国维先生,在1922年从归安蒋氏传书堂假得大典本《水经注》半部,拿来与四库本对校,然后发表文章,直接批评戴东原“不独原诬大典本”,“且有私改大典假托底本之迹”,“窃书之案,几成定谳”.(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这是一种真正学者的态度与原则,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王先生取得发言权,并且据学者的良知而直言.
既然提出底本问题,关键就看能否找到大典本了.《永乐大典》散失混乱,这《水经注》大典本15卷8册早已经不在一个藏书楼中.(纪先生动用国家的力量也没有找到)偏偏近代中国出版界元老张元济先生有心,按照当时中国新史学原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工夫不负有心人,他不单找到分落两处的大典本,并且全文影印出版.时间应该在1935年前后,他自己写的跋文中说,大典本《水经注》“分装八册,全书俱存,一无欠阙.前八卷今存于涵芬楼,后七卷为高阳李氏所得.余尝通假,并印入《续古逸丛书》”.“今见是本,祗有经注字分大小,并无所谓‘注中之注’.馆臣亲睹是书,且定为出自宋椠善本,自可直捷指明,据此以正赵(一清)之讹,何必隐约其词,使后之人纷纭聚讼,读者亦莫之适从,殊不可解.”“今何幸异书特出,百数十年之症结涣然冰释.是书之幸也.亦读者之幸也.”(《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商务印书馆.P521)张前辈给后人做出一个实际的榜样,但是依然没有压住相关的辩论.这也许恰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特色,就是“真理并不一定越辩越明”,而是纠缠在人际冲突中.如胡适先生就是另外一种代表.他一生钟爱《水经注》,但却一直为戴东原做免费的辩护士,一直到他的晚年.1952年在台湾大学演讲时,他才部分确定说：《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戴东原也没有看到.”
即使到了今天,199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杨守敬著《水经注疏》,还是重申抱残守缺的重要性,也才引发田奕女史等人在2005年开始探求此问题,其动因还是钱锺书先生早些年的指示.她们在基本全部浏览相关史书之后,选择底本问题为突破口.她们无疑是在继承王国维、张元济等大师们的事业,但是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呢必须说明的是,她们与前辈不同之处,除了创新精神,还在于她们拥有了自己创建的扫叶公司的古典数字文献馆.人依靠电脑,电脑又听从有智慧的人的指挥,她们很轻松地将大典本和目前通行本(1999年江苏新印本)在电脑中字字对应比较,于是清晰准确到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笔画的结果就摆在面前,结论丝毫不用添油加醋,最终也就有了《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的出版.
显然,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已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有训诂学训练的头脑,把二百年来的《水经注》原本之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面上了.原则还是老话一句：拿证据来.
年轻人们用电脑校雠的部分结果
田奕等人校雠的部分结果,先用一个表格说明(见表一)：
真是触目惊心！仅说《水经》本文被通行本认刻到《水经注》中的就有513条,5775个字,几乎占《水经》原文的一半.如果我们 把通行本不符合大典底本的差错全部加到一起,就是有772条,8806字,也是惊人的数目.要知道,古人惜字如金,改一个字,就很可能将其内容改得天差地远.现在通行本改动近9干字,这书还能让人信服吗
再换一个电脑统计出来的一卷书中情况(见表二)：
这两个统计,相辅相成,说明一个事实,就是现代古籍的重印工作,如果底本选择有不当,还是会重复古人早已经犯过的错误.而解决的关键,除了有知识的头脑,还要有经得起验证的电脑数字文献馆.
通行本《水经注》内容差错的缘由有三方面：
(1)把经文改到注中,把注改到经文中,增多内容,脱减内容,全是校雠者与领导者的主观判断.古代官修类书,其编纂体例带有皇权色彩,也由于旱涝保收的大锅饭制度,导致质量参差不齐,在清代更有文字狱的惨烈背景,令校雠者为难多多.他们只对皇帝负责,拿到政绩就行.他们不需要对读者、对历史负责.至于脱离封建社会的后人编校者就不同了,他们有责任.
(2)通行本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经文和注文增补190处,计1716字.增补主要在注文,不说明增补原因,更没有说明论证.增补的主要方法是抄引经典.这些增补内容,在大典底本中是没有的.那么,他们有什么权力有什么根据在原书上自行增补这也是训诂学的一个原则问题.他们自己要写一部新《水经注》,谁也不反对,但要把他们自己的东西说成是桑钦撰的、郦道元注的,可就违背了历史原则,越俎代庖了.
(3)古历史地理通过文字描述,这已经与实际地貌变迁难以相符了.更让读者难受的是通行本中除了增补文字,还有大量随意性很强的删改文字.特别是后来各注释家的见解,全都加进去,或说改进去,几乎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谁是谁非,没有原本标尺.注释的本意应该是给读者一个准确信息,或至少是参考信息,但这书里却变成考验难为读者的信息.由于各个例证太多太复杂,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一部电脑,在有智慧的年轻人的实践中,做成一个准确的古典数字文献馆,便能够很轻松地把二百年来争吵不休的《水经注》问题准确到每一个字地分析出全新的结论,让人可查,更可放心地使用.这也就给现代训诂学提供一个榜样.正如田奕女史在书中序所介绍的钱锺书先生的总结,以前是“由于狭隘的民族偏见,褊窄的正统观点,封建思想的严重束缚和‘官样文章’的草率敷衍,使这项艰巨的工作有很大的缺点”,而现在是“因为有一条新路正在电脑前面展开”.(《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田奕序,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