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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该吃药了!特赦贪官?亏他想得出!”
一位广州的网友在微博上如此吐槽.他所针对的,是2012年12月19日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提出的“以十八大为界,搞特赦算新账”的观点.在张维迎看来,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么以十八大为界特赦贪官也无可厚非.因为目前政改最大的难点在于处理腐败存量的问题：如果过分追究已发生的腐败行为,官员们可能会消极怠工甚至起来造反,使政府陷入半瘫痪甚至瘫痪状态；如果对贪腐官员们既往不咎,他们很可能就不再阻挠而拥护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种“特赦”的思路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褒扬者有之,批评者也不少.在笔者看来,以“特赦贪官”换取他们对政改的支持,从而跨过既得利益集团这道坎,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为什么要特赦
事实上,以特赦贪腐官员的方式来,实属无奈.鉴于当今政府贪腐人数之多、覆盖面之广,若对他们一一清算,改革可能根本无法开展下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出2009年腐败官员的比例：县级处级为48%、厅局级为40%、省部级为33%.而更有专家表示,这还是保守的数字,若深究起来,恐怕没有几个官员的屁股是干净的,改革开放之初,腐败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如今早已蔓延到政法、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权钱交易、寻租活动盛行,腐败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而薄熙来、刘志军、、李春城、许宗衡等高级官员身陷囹圄,说明腐败已从基层蔓延至党和国家的高层.这也难怪十八大报告说,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
而改革恰恰是要在这大面积、人数众多的腐败官员头上动刀,对于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来说,他们的财产和生命都将受到威胁,由此而引发的抵抗也就可想而知,这也是改革举步维艰的原因.
若对贪官强行清算,用中国纪检监察院副院长、制度专家李永忠的话说,很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而网已破的态势,这对社会而言是个灾难.历史上已有过这样的教训.东汉末年,反贼董卓被王允设计诛杀之后,董卓旧部郭汜等乞求赦免遭拒,于是揭竿而起开始造反之路,结局是王允全家被杀,朝廷被军阀把持,派系间相互攻杀,人民惨遭荼毒,以至于“关中无复人迹”,城中人相食.
相反,如果赦免贪官过去的腐败行为,则可能换来社会的稳定和制度的改良.在这方面,香港是个榜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腐败成风,界几乎无人不贪.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74年香港成立了一个只对总督负责的廉政公署,它与政府和部门脱钩,独立行使职权.1977年9月,廉署对尖沙咀警署重手出击,逮捕了260余人,高级警务人员22人.后因一名,其他警署的纷纷意识到自家生命和财产正受到威胁,于是集体到总部.考虑到闹事将使香港社会陷入混乱,时任港督麦理浩决定让步,于1977年11月5日发布“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此后,香港逐渐完善监督体系,廉政公署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最终建成现在的“廉洁之都”.
两害相权取其轻,特赦贪官是为了获得更好社会效益的一种妥协.
特赦的条件
毫无疑问,特赦贪腐官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并实现宪政转型.若不能达到此目的,特赦便毫无意义,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要达到此目的之后,才能对贪官进行特赦.
按照历史学者吴思设计的思路,具体做法为：“在某个特区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例如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差额选举,政治人物公开竞争,人大代表专职化,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一旦验收达标,该地区就实行特赦.”
李永忠教授则主张通过顶层设计和设立特区进行改革试验,中国共有2800个县,拿出1%即28个县来搞改革试验,即使全部失败了也才1%,完全有能力埋单,一旦有成功的,再向全国推广即可.
从宏观层面来说,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还是得从限权入手.关于腐败的根源,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有精辟论断：“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只有宪政才能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特赦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走宪政之路.
亟需官民共识重启改革
“坏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好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这是近年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几乎成了全民共识.既然如此,对于已发生的腐败行为,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坏制度使然,那么,消灭坏制度、建立好制度才是当务之急.
腐败是政党身上的毒瘤,是埋藏在社会里的.对于政党而言,毒瘤不除会亡党；对于社会而言,炸弹不除会引发动乱.至于如何摘除毒瘤,走不走“特赦”之路,还需要更广泛的讨论,以达成朝野、官民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