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贬官的迁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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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人统计唐代贬官共有1086人次,受贬官员782人次,地方304人次.日本学者正博统计唐代贬官共1022人次.(不包括京兆尹、河南尹、河中尹,见京都大学《东方学报》1991年63期《唐代贬官考》,265~391页).本文表格依据作者统计数字.

② 文中标参考文献〔3〕的,均出宋代王溥撰写的《唐会要》,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3〕后.

③ 丁之方《唐代的贬官制度》,《史林》1990年第2期,第12~14页.

④ 尹富《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三辑,65~102页.

⑤ (唐)陆贽 撰《陆宣公集》卷20《三进量移官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220页.《全唐文》卷475《三奏量移官状》4850页同.

⑥ 文中标参考文献〔1〕的,均出后晋刘撰写的《旧唐书》,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1〕后.

摘 要 :唐代官员因犯有过错被降职或远遣后,经过一定期限或遇赦仍有迁改官职的机会.但由于贬官身份、官资的特殊性,政府对他们的迁转途径进行了限制.唐前期,朝廷主要通过征召与考满改官的方式来恢复贬官的官资;唐中后期,征召、量移改官是贬官迁转的主要途径.在迁转贬官的过程中,体现了政府对人事权力的控制日益加强的特点.

关 键 词 :唐代;贬官;迁转;量移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89-05

唐代受到贬降处罚的官员很多,①作为特殊的官僚群体,其身份为“犯罪之色”,②〔1〕卷41,734他们的任职期限及迁转途径也与一般官员有很大的差别.丁之方先生在《唐代的贬官制度》中初步论述了贬官征召、量移、军功迁职三种迁转方式.③尹富先生《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主要考察了左降官量移出现的时间及量移的一些基本原则.④实际上,不同时期贬官的迁转途径并不完全一致.唐德宗时宰相陆贽在《三奏量移官状》云:“谨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敕令长任者,每至考满,即申所司,量其旧资,便与改叙;纵或未有迁转,亦即任其归还.逮于开元末,李林甫固权专恣,凡所斥黜,类多非辜,虑其却回,或复冤诉,遂奏左降官考满未别改转者,且给俸料,不须即停,外示优矜,实欲羁系.从此以后,遂为恒规,一经贬官,便同长往,回望旧里,永无还期.纵遇非常之恩,许令移远就近,虽名改转,不越幽遐.或自西徂东,或从大适小,时俗之语,谓之横移.”⑤此段话概括了唐代贬官考满与量移两种迁转途径,其实,被征召入朝及入幕建功也是贬官迁转重要途径.

一、考满迁转是开元以前贬官迁转的主要方式

唐前期,贬官“每至考满,即申所司,量其旧资,便与改叙”(见上文陆贽语).从实例来看,考满改官是卑品贬官迁转的重要途径.如则天初,詹事司直杨炯受其弟连坐,“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盈川令”.⑥〔1〕卷190上,5003开元中,奉先县尉苗晋卿,受连累贬徐州司户参军,“秩满随调,判入高等,授万年县尉”.[1]卷113,3350但对于五品以上、甚至三品以上的贬官来说,他们仍有年考未满而迁转职官的可能.益州长史卢承庆永徽初左迁简州司马,“岁余,转洪州长史”.〔1〕卷81,2749刘幽求开元初除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因姚崇素嫉忌之,“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谪官睦州刺史,削实封六百户,“岁余,稍迁杭州刺史”.〔1〕卷97,3041

另外,唐初贬官有考满后不参加吏部选的自由,有的甚至受贬后弃官不仕.显庆元年(656)八月,侍御史王义方仗弹中书侍郎李义府反被唐高宗冠以“毁辱大臣,言辞不逊”的罪名,受贬为莱州司户参军.王义方“秩满,家于昌乐,聚徒教授.母卒,遂不复仕进.”〔1〕卷187上,4876王义方在莱州司户职位上“秩满”后,有选择不做官的自由.而骆宾王在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1〕卷190上,5006王义方退隐、骆宾王弃官,证明陆贽所言“(贬官)纵或未有迁转,亦即任其归还”的情形确实存在.开元之后,随着政府对贬官管理的加强,“量移”便成为他们改官的重要途径.

二、量移迁转是开元以后贬官迁转的重要方式

顾炎武《日知录》卷32云:“量移,唐朝人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谓之量移.《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号,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量移字始见于此.”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32《量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9页.

后来学者都注意到了顾炎武所说的量移始见时间的错误,张艳云《唐代量移制度考述》云:“量移确实是始见于开元时期,但决不是开元二十年十一月”;尹富《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玄宗开元年间的量移至少有四次,而‘量移’二字这始见时间,也应当提到开元十一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三辑,第70页)

其实开元十一年(722),玄宗亲祀南郊大赦就出现“量移”一词:“自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等其左贬官,非逆人五服内亲及犯赃贿名教者,所司勘实奏闻,量移近处”.

文中标参考文献〔2〕的,均出自宋代王钦若的《册府元龟》,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2〕后.〔2〕卷85,1004贬官量移迁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遇赦量移,另一种是考满量移.

首先,遇赦量移,是贬官获得迁转的重要方式.

自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南郊赦后,帝王的大多数赦令中都有贬官量移之规定.如代宗即位赦:“诸色流贬者,与量移近处”;

文中标参考文献〔6〕的,均出自宋代宋敏求编写的《唐大诏令集》,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6〕后.

〔6〕卷2,9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册尊号赦:“左降官量移近处,已经量移者更与量移,如复资者,即任便赴选集”.〔6〕卷10,60唐代帝王即位、改元、南郊、册立太子等重大活动,大多会对贬官进行恩赦.如中宗即位赦云:

其先有任五品巳上官枉遭陷害者,并宜加改葬,式遵典礼,若有后嗣,还其资荫.其别敕安置并左贬者,亦复其属籍,量还官爵.〔6〕卷2,9

赦令犹如法令,一般会得到贯彻执行.如光禄寺主簿杨为亲累,左降饶州司仓参军,遇中宗大赦,直接恢复旧资,“加上柱国,授郑州管城县令”.

周绍良 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编,开元111《大唐故朝议郎行郑州管城县令上柱国杨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0页.

这则赦令直接恢复左贬者“属籍”与“官爵”,而开元以后的赦令,很少有直接恢复贬官官爵或官资的赦条,大多只规定贬官有向京城方向量移的机会.建中五年(784)德宗在奉天改年号为兴元,大赦天下.岭南道贬官新州司马卢杞与恩州司马白志贞,别量移为吉州长史与阆州别驾.〔1〕卷135,3716、3719此二人量移后,任官地离京城稍近些,但其官职并未恢复到原来资品.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因遇赦由江州司马量移到忠州任刺史,作诗云:“量移远郡未成官”.(唐)白居易 著《白居易集》卷17《重赠李大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第374页.

显然白居易认为自己并没有恢复官资.韩愈在元和十五年(820)从潮州刺史量移为袁州刺史,也有“遇赦移官罪未除”


(唐)韩愈 著《韩愈全集》卷11《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05页.的担心.

其次,贬官考满量移也是贬官获得迁转的重要途径之一.

贬官考满量移在玄宗开元十八年(730)东郊赦令就已出现,即“自开元十八年正月五日爽已前等其左降官及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类,并宜量移近处.其官已复资,至叙用之时,不须为累等流人及左降官考满、载满、丁忧服满者,亦准例稍与量移”.〔2〕卷85,1008量移迁转与唐初考满迁转不同点在于:唐前期,贬官考满迁转时,他们的人身权利得到保障,即“纵或未有迁转,亦即任其归还”;而玄宗后期,贬官“考满未别改转者,且给俸料,不须即停,外示优矜,实欲羁系”(见上引陆贽文),即贬官人身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缚.建中元年(780)正月,德宗敕令“诸州府五品已上正员内,上佐宜四考满停,左降官不在限”.〔3〕卷69,1215贬为上佐的左降官不在四考满停官的规定内,则他们仍需在贬任上任职,没有量移机会.贞元三年(787),德宗令停省天下州府官员,但“左降官仍旧”.〔3〕卷41,736贞元十年(796)二月,刑部的奏疏云:“五品左降官既不许停禄料,六品以下未复资,已经四考未量移间,其禄料伏望亦许准给敕旨禄料”.〔2〕卷630,7560左降官“仍旧”及四考后仍不许停禄料,表明他们在贬任上任职年限比正常官员要长.贞元十一年(795)以后,贬官量移机会更少,史称“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

文中标参考文献〔4〕的,均出自宋代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4〕后.〔4〕卷236,7611德宗时期的贬官陆贽、阳城等,等到顺宗恩赦时,都已卒于贬所.显然,贞元后期,贬官没有明确的考满量移年限.直到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宪宗才明确下令:

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今日以前左降官等、及量移未复资官,亦宜准此处分.考满后,委本任处州府,具元贬事例及到州县月日,申刑部勘责,俾吏部量资望位量移官,仍每季具名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御史、并五品以上,及常参官,刑部检勘其所犯事由闻奏,中书门下商量处分.〔3〕卷41,736

宪宗的这条诏令不仅规定了贬官考满的期限,而且也详细说明了考满后,贬官量移的程序.贬官需经刑部检勘后,才由吏部或中书门下授予官职.由于贬官大多在交通落后的边远地区任官,又需经当地的州县向刑部申请,因而他们量移时,往往会因申状时间已过,而导致滞留贬地的情况.同年九月,刑部奏:“准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敕,诸道左降官等,经五考满日,许量移者等缘任处州府,多是遐远.至考满日,其有申牒稽迟,致留滞者,其刺史、本判官、录事参军等,请与下考”.〔3〕卷41,737这样,把量移的实施与地方主管部门的考绩联系起来,左降官考满量移有了制度性的保障.

三、贬官通过帝王征召的形式重新回到朝廷任职

贬官除了考满复资、量移改职外,还有可能被帝王直接征召入朝或由大臣推荐入朝任职.受征入朝的贬官在各朝都占有相当比例.唐前期,召回入京的比例高些,唐中后期,召回的相对少些.表一显示唐代不同时期贬官受征入朝情况:

注:该表人数据本人博士论文附录《唐代流官一览表》、《唐代贬官一览表》统计.该分期主要依据员外官的出现(则天时期)及员外贬官向专指左降官转变(玄宗至顺宗时期).

从上表可以看出,开元以前,通过征召方式回京的贬官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玄宗时期共有190人次受贬,仅有27人次被召回.肃宗至宣宗时期,被召回入京的贬官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懿宗以后,贬官被召回的人数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开元以后,贬官受征入朝人数大大减少,应与玄宗以后各帝王对贬官控制的加强有关,这也与贬官在开元后只能量移的情形一致.贬官之所以被召回重新委以重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贬官与帝王有故旧关系.

对于曾经跟随自己征战或辅助自己取得帝位的大臣,帝王一般给予一定的优待.例如,窦诞“从太宗征薛举,为元帅府司马”,并“尚高祖女襄阳公主”.武德末年,受太子李建成的排挤,出为梁州都督.贞观初,太宗召拜为“右领军大将”.〔1〕卷61,2370唐肃宗在太子时,与杨国忠有矛盾.天宝十五载,太子在马嵬坡通过兵变杀死杨国忠、逼死杨贵妃.灵武即位后,肃宗把许多受到杨国忠打击的朝官召回任朝官.如裴遵庆在天宝末,因“杨国忠当国,出不附己者例为外官”,被谴出任郡守,“肃宗即位,征拜给事中、尚书右丞、吏部侍郎”.〔1〕卷113,3355殿中侍御史敬括也是因“天宝末,宰臣杨国忠出不附己者”,出为“果州刺史”,也被肃宗召回,“累迁给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1〕卷115,3375这种新皇帝即位征召曾任旧僚的贬官回朝任职的例子还有很多.

第二,贬官在地方的政绩或个人才能突出.

贬官在地方政绩突出或确实有某一方面的才能而被召回京师.神龙初,大理卿尹思贞为韦月将辩护,得罪武三思党,贬为青州刺史,“治州有绩,蚕至岁四熟”,贞被睿宗“召授将作大匠,封天水郡公”.文中标参考文献〔5〕的,均出自宋代欧阳修、宋祁登人撰写的《新唐书》,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5〕后.

〔5〕卷128,4459开元四年(716),吏部侍郎卢从愿因“注拟非才”,左迁豫州刺史.卢从愿在豫州“为政严简,按察使奏课为天下第一等”,玄宗“玺书劳问,赐绢百匹”.不久,卢从愿就被召回任工部侍郎.〔1〕卷100,3124在贬任上考绩优异,有利于贬官迁改官职.天宝年间,房“坐与李适之、韦坚等善,贬宜春太守.历琅邪、郡、扶风三太守,所至多有遗爱”.天宝十四载(755),房被征拜为太子左庶子,“迁宪部侍郎”.〔1〕卷111,3320房被屡贬屡召,与他在地方上“多有遗爱”有一定关联.

第三,政党斗争的迂回给贬官回迁的机会.

官员因政治斗争被贬,情况发生变化后,又被召回.如景龙中,韦凑曾因公事得罪宰相宗楚客,被贬为贝州刺史.韦皇后败,宗楚客被诛,睿宗拜韦凑为鸿胪少卿.〔1〕卷101,3142因政治斗争而频频贬官与入朝的典型事件莫过于“牛李党争”.长庆元年(821年),钱徽主持礼部试,受李宗闵等请托,被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告发.翰林学士李德裕、李绅与元稹等证明其事,穆宗诏“贬(钱)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4〕卷241,7791此后,牛李二党交相执政,其受贬党人也频被征召入朝.长庆二年(822年)九月,宰相李逢吉执政,出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引牛僧孺为相.大和三年(829),裴度为相,征李德裕为兵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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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宰相李宗闵在宦官帮助下,“却引僧孺协力”,罢裴度宰相,出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凡德裕所善,悉逐之”.〔5〕卷180,5328、5331大和七年(833年),文宗征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裕出牛党党人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又出李宗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4〕卷245,7885大和八年(834年),在宦官的帮助下,李宗闵又被征入相,李宗闵则出李德裕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后改为镇海军节度使.〔4〕卷241,7898武宗即位,李德裕入相,对牛党进行排斥,宣宗即位,牛党入相,贬逐李党.大中三年(847年),李德裕死于贬所,〔1〕卷174,4582党争才最后落下帷幕.


四、贬官还可通过入幕的方式迁官

《唐语林》卷八云:“自张守为幽州节度,加御史大夫,幕府始带宪官,由是方面威权益重.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弹劾之职,遂不复举”.

(宋)王谠 撰,周勋初 校证《唐语林校证》卷8,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第1版,第692页.普通游宦之士都谓幕府为要津,对于正常迁转路径受到限制的贬官而言,若能进入幕府,戴罪立功,则不失为减罪改官的捷径.开元十三年(725),陈州刺史李邕因赃污事发,贬为钦州遵化县尉.在岭南,李邕“从中官杨思勖讨贼有功”,因而“又累转括、淄、滑三州刺史”,而且还有资格“上计京师”.〔1〕卷190中,5042杨思勖在开元十四年二月出兵征讨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十二月讨平.李邕通过入幕建立军功,只经过一年就恢复到刺史职位.肃宗乾元年间,殿中侍御史张镒因梳理华原令卢枞案件,被贬为抚州司户.后来,张镒本应量移常州晋陵任县令,但他没有赴任,而是进入洪吉观察使张镐的幕府任判官.在幕府中,张镐奏授张镒为殿中侍御史.不久,张镒迁职为屯田员外郎,“转祠部、右司二员外”.〔1〕卷125,3545张镒如果不是进入张镐的幕府中,恢复殿中侍御史的职位都比较难,更不用说入朝为郎官了.


贬官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差遣官一般怕受连累而不愿辟其入幕.但有些官员因才能确实出众,也会被表请入幕.大历十二年(777),包佶受宰相元载连累,贬官岭南.刘晏本与元载不合,“时人言载之得罪,晏有力焉”.〔1〕卷123,3516包佶虽与元载善,但有才干,因而仍被刘晏“奏起为汴东两税使”.〔5〕卷149,4799宪宗时,盐铁转运、扬子院留后程异坐附王与王叔文,贬为郴州司马.宪宗曾明确诏令王叔文之党“虽遇赦无得量移”.〔4〕卷237,7657但因敛财供战的需要,当“盐铁使李巽荐异晓达钱谷,请弃瑕录用”时,宪宗重新启用了程异,恢复了他的扬子院留后的职位.〔1〕卷135,3738另外,有些权势较重的节度使或观察使,也敢于奏请罪行不是很重的贬官入幕.代宗时,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虚心下士,幕府盛选才彦”,奏授时贬为睦州桐庐县尉裴胄为“大理评事、观察支度使”.〔1〕卷122,3507元和十年(815),宰相李夷简出镇淮南,奏请贬官韦弘景为副使,“赐以金紫”.韦弘景后来“入为京兆少尹,迁给事中.”.〔1〕卷157,4153太和四年(830),右补阙张文规贬官孟州温县令,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奏置幕府”.〔5〕卷127,4449李栖筠、李夷简、裴度都有重望,又爱惜人才,故而敢于表置贬官入幕.但多数情况下,朝廷大员及地方高官怕受连累,不敢与贬官关系密切.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云:“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

(唐)柳宗元 著《柳宗元全集》卷30《寄许京兆孟容书》,第242页.

.柳宗元之言,道出了官员受贬后墙倒众人推的无奈,因而入幕迁转的贬官人数并不是很多.

总之,唐王朝在频繁贬降犯有过错的官员的同时,也给他们一些自新机会.唐前期,贬官所受到的政治与人身限制不是特别严格,考满迁改官职与受征召是他们恢复官资与仕进的重要途径.开元以后,贬官受到的政治束缚与人身束缚日益严密,从远地向京城近地量移是他们迁转的主要方式.部分贬官通过受征召或者寻求入幕重新踏上仕途,但这类迁转方式的贬官人数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北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Reappointment of the Demoted Officials in the Tang Dynasty

LIANG Rui

(History Department,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Zhejiang, China)

Abstract:In the Tang dynasty, the officials demoted or tranerred to a remote place for their mistakes still had the opportunities to be reappointed after going through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or encountering pardon.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et limits on the reappointmen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status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demoted officials. In early Tang dynasty, the imperial court resumed the official qualification of the demoted officials via recalling or examinations. In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recalling and reappointment to a nearby place were the mon practices. The reappointment implied that the government control of personnel appointment had been strengthened day by day.

Keywords:the Tang dynasty, demoted officials, reappointment, reappointment to a nearby place

〔责任编辑:李 官〕

收稿日期:2011-03-03

作者简介:梁 瑞(1972― ),男,江西瑞昌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00级博士,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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