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八大后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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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在21世纪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与之相伴随的是对政体改革的迫切需要.其他发家国家历史中也曾面对相同的问题.中国的政体改革从纵向来说,应当先易后难,“自下而上”.以减少阻力,实现平稳过渡；从横向来看,应当明晰权力的划分,使立法、司法、行政事务运行更加科学、高效、合理；同时,为政治制度的长久发展建立具有时代意义的政治文化,从而实现政治制度的成功转型.

关 键 词 ：政改；权力；文化

党的十八大后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政治改革呼之欲出,渐进式的改革已经走到了紧迫的关头,政改问题已不能留待更有智慧的后人去解决,中国必须在有限的时间中找到最明智的选择,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华丽转型.那么何种政改方向才能突破阻力,解除压力,实现未来中国的长久兴盛,同时又不会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保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被动摇?政改问题可谓千头万绪,本文主要从纵横两个方向来阐述中国政改的方向.

一、纵向：先易后难,自下而上

一个国家的活力在于它的基层,而改革的动力也来自于基层.首先,政改如果从权力的掌控者入手,看似实效性高,但从中国社会来看这无疑是既得利益者自己革自己的命,不仅成效不大,改革也会中途破产,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从基层做起,逐步推演到,既可以缓和矛盾,平稳过渡,又可以保证政改具有充分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

首先,要调整和理顺与地方的关系.对地方事务该管的管,该放的放.虽然一直强调要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可谓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全面领导,但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好的政府只是做好它职能以内的事务,管理范围越广,管理的效果越差.所以在村、县等这样的较基层管理组织中试行自主管理的办法,上级领导层下放权力.首先把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抽离开来,过多的权力集中在手,很难保证权力不被滥用,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早就作出了精炼的总结,他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不难看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改变公共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从而使公共权力合理、科学、公正配置和运行.所有社会集团都必须获得充分的机会参与决策过程.当然这个权力的抽离不是突然的,而是可以从某些温和的领域率先抽离.当然改革一定会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损失,关键是要把这个损失控制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通过人事的变动,把既得利益逐渐淡化.其次,划清与地方事务和职能设置机构.例如,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国家安全,制定和运用宪法和法律,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等等.地方的事务主要包括：发展地方经济,负责城市地区或农村地区教育、科学、文化、环境保护、体育等事业的发展,维护本地方社会治安,负责本地区基础设施与公益性项目的建设等等.在贯彻执行、省制定的政策法规这一项任务上,应逐渐转变为结合指示的精神,地方自主提出发展政策,以获得的批准.严格做到不插手地方事务,地方积极配合帮助其完成任务.第三,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社会监督一直存在,但是力量弱小且分散化不科学.可以村、县这种较小的行政区域开始,建立权力监督机制,这个监督不同于以往由党来领导,这个监督必须是社会各种力量的结合.不受被监督权力的控制,保证监督的声音可以顺利的发出.例如,近年互联网监督的兴起,为草根监督提供了平台,但这样的监督还不具规范化,科学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不受控制的监督明晰的建立起来.这一制度开始执行时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弹,党领导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但是只要政府迅速反应,及时应对,态度清晰,解决有效,树立纠错榜样,那么也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的.当然这个监督的程度在初始阶段依然是小范围的,不是连根拔起的,也不是翻天覆地的.这需要监督者自身要有判断的智慧.同时也需要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沟通的智慧.所以一切还应当从小处做起,从基层做起,自下而上.

二、横向：三权的分解与重构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可谓家喻户晓,这是西方近代政治的典型代表.解决中国的政改问题不应过分忌讳中西意识形态的差异,大胆选择,小心尝试.就中国现行的权力划分来看,立法、行政、司法统归于党的领导之下而没有真正的独立,权力的相互重叠导致政治存在暗箱操作.首先,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应当充分行使.1、减少代表名额.现在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为2985人,是世界议会人数之最.总的来说,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名额过多,不便于召开会议、充分讨论和决定问题,从而影响到人大职权的行使和作用的发挥,而且会议成本很高.2、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就需要人大代表投入很大的精力和很多的时间,深入人民群众了解民情,开展大量的代表活动,这就要求代表必须专职化.只有这样,才与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相对称.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以先定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专职代表与会议代表并存,此后逐步减少会议代表的数量,直至最终取消会议代表的席位.3、政府和两院代表逐步减少并退出人大.目前,人大代表在构成方面,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党政机关领导人员比例偏高.是政府两院的代表退出人大可以大大减少各级人大代表的数量.其次,官员代表太多,造成代表在代表大会上的实际地位不平等.再次,代表与执行机关官员一身两任,会混淆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影响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的落实.最后,限制官员代表兼任人大代表,更符合公民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原则.4、全国人代会的召开周期应当缩短并且审计权划归全国人大.现行的一年一次的人代会已经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改革需要,很多重大问题需要及时讨论,及时纠正,而人代会只能做到在年初时听取各项工作的总结汇报,其实并没有参与到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去.人民当然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同时由于人大代表的水平参差不齐,不具备专业知识,所以很多情况下只能听取汇报,而非审计汇报,所以这在无形中剥夺了人代会的审计权.并且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审计机关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这种体制设计在实际运行中弊端甚多,如审计机关缺乏独立性、审计结果的披露受到限制、审计工作的重点和目标不稳定、审计监督留有空白、预算审计流于形式等.可以说,人代会既无审计权力,又无审计渠道.而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将审计署划归全国人大领导,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并增进人大的权威. 5、以差额竞选的方式产生代表.竞选本质上是把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引入选举中,通过对候选人的宣传、介绍和比较,增加选举的透明度,使选举人对候选人有比较多的了解,从而减少选举人的盲目性.这有利于更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其次,司法机构要实现真正独立.第一、解决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问题,落实宪法确立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由于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都受制于同级地方政权,在有些案件的审理上,法官不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而是代表地方利益甚至是某个人、某些人的利益.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必须彻底改造形成司法权地方化的体制性因素,解决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问题.第二、司法权威的实现.司法权威的形成来源于司法机关尽可能公正地解决每一起案件,要保证审判的质量必须提高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精英化.一般说来,人数较少的群体,素质比较容易保证,国家也比较可能为其提供优越的任职保障,因而其权威地位比较容易获得和维持.

再次,行政机构的改革.1、政府机构的改革.政府部门逐步向“大部制、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个思路,国务院所属机构可考虑继续整合,拓宽部委的职能和覆盖空间.增设总理预算管理办公室.2、行政与利益和金钱相分离.一切关于收费条款的设立权,应当上收到人大,否则应当视为违法.将行政和事业单位的行政公务活动与市场服务性事业分开.凡是政府执法部门自己执法、检查发生的费用,是行政公务成本,应当由执法者承担,而不应当由被执法者支付.3、近期内政府和事业机构的人员只能控制,不宜再扩大.我国财政对于公务活动和公务员,以及事业的供养能力有限.增加机构和人员,将会导致更多的“三公”支出,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控制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扩张,应当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将更多事务交由自治组织管理.4、划小行政区域.在政治往前推进的过程中,行政区域太大,其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因素过强,会对政权形成一定的制衡.同时政令畅通也受到层级的影响.缩小省级政府的管理规模和幅度,合理界定与地方的事权关系,合理下放和配置权力,减少和避免地方主义,发挥和地方政府两方面的积极性.

三、重构政治文化

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无论选取哪种方向,要想真正的实现政治体制的转变必须有既得利益者做出牺牲.从思想上转变观念,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才能赋予制度生命力.制度是人事和文化结合的产物,人事是制度之父,文化是制度之母.著名国学大师钱穆指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作用.”我们的政治精英队伍,既缺乏系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专业训练,又缺乏献身国家和民族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致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步履维艰.阿尔蒙德和维巴更明确指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政府,不光是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还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国家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在“政治硬件”改造的同时更应注重政治软件的更新.中国的主流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舶来品至今还未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可以说在大众层面的认同度还是很低的.例如,上世纪70年代的两个“凡是”到后来的“解放思想”证明党的思想革新能力还是很强的.时下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营造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而文化的形成可以分理论与实践两条路来走.理论上坚持社会主义大旗不倒,实践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毕竟政治改革的理想与现实不可能完全重合,因此,可以实行政治文化改革的“双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