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笑、穷开心与高级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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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对世事的解剖和政治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不一样.小说家有自己特殊的刀法.《桠杈打兔》反映了农村某种不良社会现实和卑微者的沉重生活,这不错.可是正如小说叙事者所说“这个口头禅的意思并不简单”,“除了扑空,还有背时,不凑巧,赶不上趟等含义多得很呢”,我们自然不能辜负作者,仅将小说看成某种社会本质的形象注释.

小说主人公毛洞生,一生不顺.小说对他的描写,却不是同情,而是取笑.首先,小说标题“桠杈打兔”就充满取笑――拿着不合时宜的工具,还妄想抓住兔子,不值得取笑一番吗?毛洞生从小就痴痴憨憨的,念书时上台“演牌”,“裤子上的扣子忘了系,里面的小鸡子都露出来了”,不好玩吗?成年后看电影、捉蜈蚣、看三件事样样落空,轮到他总是倒霉,不好玩吗?国家给农民发养老金,好比到嘴边的肥肉,可就是吃不到嘴,不搞笑吗?毛冬生改年龄,当年改的时候没捞着好,如今要改回去捞好处又总捞不着,那费力扑腾的人生姿态没有喜剧色彩吗?如果把这些丰富的“血肉”抽干而只看故事背后的“不正之风”、行政体制的僵化权威,那我们还要读小说干什么?

当然小说取笑的对象不止是毛洞生.比如小说结尾写姜广财之死,“毛洞生补充说,他那顶绒帽也撞飞了,飞得老高,后来落在那根电线杆尖上,看上去像个喜鹊窝.”姜广财或许是个小人,唯利是图,敲诈过毛洞生,借个手机给毛洞生拍照硬是家要了两百块钱.毛洞生的这番补充,就其本人并无恶意,也正符合他痴憨的特点,但却在无意中达成了取笑的效果,而且更耐人品味.

而小说最隐含的取笑对象,是小说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的身份是村子里的老支书,堪称“我们村”几十年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他关心主人公的遭遇,也想力所能及为他做点事.但是他对一切不良风气是否义愤填膺,是否在义愤填膺之后还责无旁贷勇于担当?这些政治词汇和叙事者是完全沾不上边的.他给毛洞生帮忙,那是因为他“养成了喜欢给别人帮忙的毛病.说实话,要是长时间没人来找我帮忙,我还有些不习惯呢”.也就是说,他是将帮忙当乐趣,要是刻薄点,也可以说是间接地将别人的麻烦当成自己的乐趣.可最后的结果是他一番投入却换来一场空,想来也是有些落寞的,其实正是落了个“桠杈打兔”的结果,这难道不好玩吗?

正是在这一连串、多视角、全方位的取笑中,别样的生活味道浮现出来.什么样的生活味道呢?打个比方吧.“”时,我们国家虽号称“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但实际上许多老百姓生了病也是缺医少药,于是所谓鸡血疗法,所谓甩手疗法,所谓红茶菌应运而生,一时风靡.在这些疗法风靡之时,大家自然充满欢乐；而真相显露之后,大家也未必有多少沮丧悲伤,反而会有另一种自嘲的快乐.政治家思想家回首那段历史自然痛心疾首,但这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是否就真的表现出人民的生活本质呢?真实的生活其实不止是“穷”,还有“开心”,两者相连便是“穷开心”,“穷开心”和“穷”相比,它不再是一个政治、经济范畴而成为一个审美范畴,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审美范畴,和“穷”相比,“穷开心”才更加全面、深刻、不容置疑地揭示出一个时代的全部复杂内涵：荒诞、卑微、渴望、挣扎、自救、无奈、顺从、渴望、幻灭、自我安慰、失落、兴奋、庆幸等

再回到这篇《桠杈打兔》――正是在作者独具匠心的叙述视角、叙事态度的经营中,作者实现了与小说中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视关系――不再是高处的审视、外科手术刀式的切割和分析,而是将自己的趣味、道德、思维、感受“降低”到农民的真实的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水准,取笑他人、兴奋窥视、热心快肠、无奈自嘲――这是真正的农民式的热情、智慧、幽默与悲哀.在帮助毛洞生改户口的这些日子里,“我”对毛洞生的帮助、对几十年来毛洞生与乡村生活相关人和事的回顾,让“我”黯淡的生活焕发出生机和乐趣,“我”热忱地帮助着、轻快地取笑着,尽情地穷开心着――最后却是一个陡然的跌落,让穷开心又平添了一丝“白开心”的失望和无奈.由此,我们感到的,不是农村生活的性质,而是农村生活的味道；我们收获的,不是底层人民在世界所处的位置,而是他们所感受到的世界!更确切地说,《桠杈打兔》的作者不是在用刀解剖自己的表现对象,而是将自己化为了一锅水,和自己的表现对象一同在炉子上慢慢炖,炖出了一锅汤.

由此,《桠杈打兔》实现的不复是事实层面的真实,而是感受层面的真实.你可以否认小说中的事实,认为那只是出于情节的安排,但是你无法否认小说叙事者的感受和态度.这就好像时过境迁,某些人可以否认“”时代的迫害,但是由此给那一代人留下的谨言慎行的习惯是可以抹杀的吗?而网络上对于这种表面温和,实则犀利的讽刺有一个新名词――那就是“高级黑”.

金立群,文学评论家,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