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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中国央行新闻发言人发表《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讲话,指出: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时机,在金融危机后,在G20峰会前.那么,何以要在此时重提汇改呢
美国的压力
从国际范围来看,早在2005年7月21日,央行就做出决定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放弃单方面盯住美元,改盯住一篮子货币,尽管在篮子上面始终蒙了一层布,外界看不清楚篮子里的货币构成.此次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与6年前几乎一致,并没有多大的突破.仔细审视字里行间,我们不应该认为汇率改革的进程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始自2005年以来的汇改,其最关键之处在于,并不是持续不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而是在“有管理的浮动”方面下功夫.当然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经济在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抢眼,使得“有管理的浮动”这种“管理”方式得到了决策层的肯定.不过明显的是,从2005年7月到2008年10月份实行的有管理浮动,到金融危机爆发后被“管理”成重新盯住美元,只有象征性的从小数点第三位后变动.尤其是近半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基本徘徊在6.825到6.829人民币比1美元之间.央行认为,这为世界金融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成了世界各国加快复苏的障碍.
主要的争议是,人民币对美元的低估是不是真正影响了美国的就业.仔细查看相关数据就会发现,中国在美逆差中所占份额极小,并且由于中美之间的产业差异很大,人民币升值与否都很难影响到美国的就业岗位.即便人民币升值,低端出口业在中国的成本依旧大大低于在美国的成本,而这一块出口恰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主要物品.我们经常听到飞机换衬衣的故事,即便人民币升值,在中国的衬衣制造业也不可能转到美国去为美国创造就业.相反,这种出口成本上的增加会表现为相关就业朝中国的中西部转移,或向其他东南亚地区转移.因此就美国向中国施压而言,其实也不过是几个议员为转移自己的选举压力,找中国做替罪羊而已.舒默屡次未能获得通过的“中国汇率议案”,便是其中的最好例子.
之前,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研究员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曾经指出:汇率问题并非中美关系的重点所在.根据史剑道的研究:1994年1月到1997年12月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贸易逆差依旧上升,从升值前的230亿美元到升值后的570亿美元.1998年1月到2005年6月,人民币对美元几乎没有变化,但2004年贸易逆差已达1620亿美元.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2008年贸易逆差达2680亿美元.从2008年7月至今,人民币汇率几乎不变,但2009年贸易逆差降至2270亿美元.在过去15年间,当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时,贸易逆差有升有降.但当人民币升值时,贸易逆差就上升.所以史剑道指出,舒默法案逼人民币升值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人民币升值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失业状况.
转型的需要
对于中国国内而言,一方面,升值可能会损害出口企业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升值也会为进口企业带来好处.问题是如何平衡但推动汇率形成机制的意思是说,有可能升值也有可能贬值,并且在长期内会更趋近随市就价.如果保持这一汇改方向,当然是令人值得期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不管是出口企业还是进口企业,肯定不喜欢永远依附在政府行政部门的身上,如果汇率的变动依旧高度依赖“管理”,而不是更趋“浮动”,那么企业就很难真正面对市场竞争.而这会造成竞争效率的下降,从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造成福利损失.
中国的汇率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中国一己之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与世界各国紧密契合在一起.今年1～5月,中国与前五位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东盟、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进出口已分别占同期进出口总值的16.3%、12.9%、10.1%、9.4%和7.5%.这一方面说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关乎他国经济,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更应该关注与欧盟的贸易问题.
当然,事实上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更关乎中国自身的经济转型,这一点常常为人忽视.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反而在最近五年内,投资和消费均有不同程度增长.但长期紧盯美元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以及长期的币值低估,都不利于老百姓增加财富和收入.中国的转型需要进一步依靠内需,这当中的关键问题是低收入者能通过市场增加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对于政府而言,管制人民币汇率并不能实现劳动者增收,而更加灵活的汇改则有助于改善这种情况.
外汇管理当局可能意识到,继续维持现有汇率不动,将可能造成潜在巨大风险,尤其是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通胀会形成对底层的剥夺,将导致更加巨大的社会成本.正是中国自身转型的需要,才使得人民币汇改不得不提上议程.★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