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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科学地运用金融改革,释放经济增长动力,既是中国经济界迫切寻找答案的问题,也是本届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在9月12日达沃斯经济论坛进行的金融改革的话题讨论中,有关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呼声强烈.值得注意的是,一味地强调金融改革恐怕难以取得很大成绩.作为政府管理层,需要综合考虑、理性决策,而金融监管问题则是金融改革的一根软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往往可以昭示未来.笔者认为,从不算遥远的经济史中可以看到,一直以来强化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放松金融监管的西方国家并没有走向持续繁荣,反而带来了危机和衰落.相比之下,实行严格资本管制和金融监管的中国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保全自身.一个国家金融体制的好与不好,根本评判标准是要看其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而不是单纯地对标国际,追赶“金融现代化”.
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当时的美国人认为,金融业国际化、混业化经营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美国金融业发展应该顺势而为.而当时的美国实体经济发展日益困难,面对金融业迅速发展带来的资本诱惑,美国政府选择放松金融监管.1980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法》,由此开始了所谓的金融现代化改革.事实上,整个西方的金融创新浪潮都是由于产业空心化所导致的实体经济发展困难而被迫“另辟蹊径”.
美国金融业的解禁,开始让能够将一切资本弱点放大到极致的金融创新迅速向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跃升,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极力推动放松金融监管,对股票投资实行减税刺激,大力鼓励金融业发展.除此之外,美国还容忍巨额国际游资涌入本国的股票市场.以1987年为例,在这一年的前9个月中,仅日本购买美国股票的新增投资额就达到约150亿美元.这正是放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表现之一.
金融业在美国国民经济地位上的提升令美国股市迅速升温.股票市值从1980年的24720亿美元上升到1986年的59950亿美元.到了1987年,美国股市日交易量达到1.8亿股.直接从事股票投资的美国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这些人通过炒股获利,依靠股票红利、股息来生活.
毫无疑问,这样的新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1987年美国股市的最终崩溃是对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清算.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规模空前的股灾爆发了.当日道琼斯股票指数下跌508点,由2246.74点到1738.74点,跌幅达22.6%,市值损失503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黑色星期一”就这样被历史所记载.
有两个现象可以被视作里根时代美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一,1983年美国对外投资净收入回流开始不抵贸易逆差,贸易逆差从一年前的242亿美元上升至578亿美元,而对外投资净收入仅从一年前的352亿美元增加到364亿美元.美国从此由一个资本净流出国变为资本净流入国,这意味着美国开始依靠外国投资来支付进出口差额.第二,1985年美国在时隔71年后再度成为净债务国,负债金额1075亿美元,是世界头号净债务国.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对于金融管制的放松要比里根政府“更胜一筹”.从1997年开始,流入美国的证券资本超过其他投资.这是很不好的发展趋势,说明美国的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太多,致使实体经济的投资价值已经低于某种合理程度的最低限度,投资者更愿意将资本投向金融业这类虚拟经济.
在此之前,在依靠科技创新寻找新经济增长点以便扩大市场需求和就业方面,美国已尽其所能.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科技实力的发展,美国能够找到的新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少,即使偶尔出现,也会愈发快速地被外国追赶甚至超越.
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似乎唯有利用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发展金融业,才能够继续扩大市场需求和保障就业,因此克林顿政府全面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199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机构同时经营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打破行业分割,以便形成所谓的“金融超级市场”.同时,允许实体经济企业持有金融机构更多股权,以此扩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这一法案事实上废除了1933年罗斯福时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大萧条的历史教训抛诸脑后,铤而走险.在随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金融创新业务的确登峰造极,但也最终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反观中国,199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称《商业银行法》）,其作用恰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80年代中期以后,几大国有银行进行信托、证券混业经营导致了90年代初的金融业混乱,因此才有了这部正式确定国有商业银行分业经营原则的法律.
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海南“泡沫经济”之中,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各路资本纷纷涌入海南,金额不下千亿元.最终泡沫破裂之后,占全国总人口数量0.6％的海南省留下了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800亿元,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高达60％以上.
那几年,在由混业经营的商业银行参与之下的中国股市也是格外疯狂.在1992年5月至11月的仅仅半年时间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指从1429点下跌至386点,跌幅高达73%.而从1992年11月到1993年2月,股指由386点涨回至1558点,也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大盘涨幅高达303%.更夸张的是1994年7月到9月,仅一个半月的时间,股指涨幅就达200%.
这些不能不遏制的怪象就是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的背景.事实证明,这场90年代中期的金融行业整顿,对于防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蔓延至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试想,如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之时,中国还处在因为银行混业经营而加剧的房地产泡沫、股市剧烈波动和银行呆账、坏账大增的状态之中,后果将会怎样?如果当时中国的资本项目是完全可兑换的,也就是说国际游资可以自由进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那么中国经济可能也难逃厄运.
在本届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金融改革应围绕人民币利率化、国际化来推进,而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支撑.同时也指出,只有科学的金融改革才能起到引导性作用.
今时今日,金融改革固然有其好处,但历史事实也证明,它的确存在很大风险.政策决策者必须慎之又慎,做好配套的金融监管工作,或者实施带有必要限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决不能在所谓的“金融现代化”的虚荣诱惑下重蹈历史覆辙.
（作者为知名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