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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发展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流动,导致儿女远离家园成为常态.由于工作繁忙和亲情看望意识缺乏,常使儿女们“回家看看”成为老人们前所未有的“奢侈品”.
近日,我们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了解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工作已基本完成,民政部将于近期上报国务院法制办.新修订的老年法内容引人关注,其中“常回家看看”这一父母温情的期许的入法,在社会上引发了热议.
为亲情“起诉”子女
“两年前,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颤巍巍地到法院来起诉两个儿子,”北京海淀法院民二庭的侯镜法官回忆,“房子拆迁后,两个儿子另外买房,老母亲就再也没见过儿子.”无独有偶,江苏省姜堰市前不久发生的一起诉讼与这位老母亲状告儿子的案件非常相似.原告是80岁的陈大爷,他告的是其小儿子,告状不是为了“赡养费”,而是因为“儿子常年不回家看我”.
“这样的案子在逐年增多.”侯镜法官说.以前,审理这些案件依据的是《婚姻法》和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老人们一般要提出赡养费的请求,否则立案都可能有问题.“新老年法实施后,如果‘常回家看看’成为其中一项法律条文,我们立案就可以迈过这道坎,父母可以直接到法院来起诉孩子不回家看望
自己.”
侯镜法官坦言,大多起诉子女的老人对赡养费的要求都很低,他们要求的是精神层面的沟通和联系.“有的老人直接就说,赡养费可以不要,但要孩子定期来看看.‘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条文,将对老人这个精神层面的需求提供支持,将道义伦理上的问题提高到了司法实践的层面.”
法律不能让亲情回归
“法律是不能让亲情回归的.”家庭心理咨询专家李璐表示.近几年,针对老人心理问题进行咨询的案例越来越多.李璐感到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老人的心理问题越来越突显.
“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价值感的丧失.”李璐说.随着工作、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老人往往处于“被遗忘的角落”.“老人需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沟通,让老人感到子女是需要他们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一旦走上法庭,法律就会伤害亲情,”李璐说,“冷冰冰的法律往往会让暖融融的亲情蒙上一层寒冰.”
若入法,较难明确具体细节
“立法规定子女要经常回家看望问候老人,从法律本身来看,严格地说,不够规范.”某法律专家表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要明确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如果做不到常回家看看,就要承担相对应的处罚.然而,如何界定‘经常’?草案里并未作出一年回家几次的规定,也没有相对应的处罚.”
“另外,若要这一条文顺利实施,就必须对实施条件作出保障.在目前的情况下,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只有5天.一位在外工作了7年的人,只有春节、‘十一’和5天的年休假可以回家看望父母,像清明节、端午节这样的小假只有3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就有2天,怎么可能经常回家看父母?”在法律专家看来,这条法规只是“倡导性”的条文,目的是为了“督促”、“引导”.民政部副巡视员吴明也同时表示,“属于社会类立法,具体细节不可能规定得很清楚.”
社会声音：入法是必要的
物质保障固然是养老之必需,但也不能让“常回家看看”等亲情交流成为老人遥不可及的奢望.解决养老问题不但需要制度建设和法律高度,历来讲求“百善孝为先”的中华子孙,更应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在精神层面首先实践“孝”与“敬”,给父母和老人们更多的关爱和温暖.
新《老年法》有可能明确规定子女要“常回家看看”,不仅是让老人们享有一份法律权利,给子女们一份法律义务,更是以法律推动亲情孝敬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说是法治精神的升华.
应引入国外老年人长期照护经验
从事老年人社会照料等项目国际比较研究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裴晓梅认为,有必要把国外为老年人长期照护订立法规的经验介绍进来.
裴晓梅介绍,为长期照护立法的5个国家是奥地利、德国、荷兰、以色列和日本.法案一旦生效,会覆盖所有需要长期照护的人口,为此,有的国家会通过两个或三个类似的法案.此外,立法还具备提供全面服务的特征,如荷兰在1968年立法时法律框架只限于支持护理院的照护费用；到1989年,其立法规定的服务范围已扩大到提供社区、居家照护和家庭帮助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立法的国家在一开始就建立了包括多元服务在内的立法框架.
浙江省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先益介绍,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被称为“喘息服务”的养老服务政策.对于那些有长期重病或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家庭,考虑到其家属照料十分辛苦,政府每年为他们创造“喘息”机会.具体做法是,老人的家属可以提出申请,在一段时间内,由政府出钱派专业护理人员到老人家里提供服务.
老人的今天就是年轻人的明天,要让亲情看望世代相传,仅仅靠道德力量也许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用法律强制培养儿女“常回家看看”,既完成儿女的看望义务,也培养一种看望习惯,升华一种亲情力量,更承传亲情看望的美德.也许等现在的年轻人老了以后,这样的社会问题不再出现,社会也将变得更加和谐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