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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人的天职是解决纷争,解决纷争就得有方法.一般而言,法律应用是一种判断活动,裁判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案件处理的好坏.近年来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官裁判能力的提高问题日益得到司法界的重视,法律方法不仅工于用法,也功在造法.本人在这里对法律方法及其应用进行初步探究.
【关 键 词 】法律方法；法律解释；法律应用
一、法律方法之重要性
我们知道, 法律是一种阐释性的概念.法律是普遍一般的规范,把法律适用于社会现实生活需要法官的能动作用.法官裁判案件需要做两大主要工作：一是认定事实,二是适用法律,通常所说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这个意思.但如何认定事实,如何适用法律就涉及到裁判方法亦即法律方法问题了.
所谓法律方法是指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 根据法律分析事实、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方法.广义的法律方法包括法律思维方式、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和一般的法律方法,狭义的法律方法仅指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方法近几年来逐渐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引起重视,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方法能保证法律人较为准确地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事实的法律意义,从而在成文法律与事实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使共性的法律与个案间建立起逻辑联系,使纠纷在法律范围内得到解决.第二,法律方法能排除人们对法律的任意理解,它为防止专断与任意设置了“思维方式”的藩篱.法治从其根本上来说,主要是防止专断与任意.为达到此项目的,立法者设计了规则、程序.第三,法律方法提升了法律人处理纠纷的能力,从而增大了法律的自生能力和适应复杂社会的功能.
二、法律方法的功能
法律方法,不仅工于用法,也将功在造法.在用法、造法中,法律方法显现出这样一个不断逼近目标的功能链：方法改变前提,前提改变结论,结果改变行为.或者说,方法改变着法律,法律改变着人的行为.
三、法律方法与法律方法的区别与重合
法学方法是研究和预设法律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什么是法律本体性理论,形成一定的法律观；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致力于实现既有的法律又生成新的法律.它们在领域上明晰可分,但法律方法也同时具有前者的主要功能,即回答了什么是法律的问题,在主要功能上有所重合.当人们采取领域的分类标准时,二者泾渭分明.但涉及主要功能时,又感到难以将二者完全分开.
四、法律方法之具体分析
关于法律方法的具体内容,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综合来看,可以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四类：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补充方法、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利益衡量.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社会学解释.而论理解释则具体包括：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这样,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便分为四个类型,共十种
方法.
(一)法律解释方法
为什么有法律解释方法?就是因为法律规定不明确.立法者的原意可以通过字义解释、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三种方法来获得.因此法律解释方法范围仅仅限于这三种.
笔者在此重点强调体系解释的效力等级.在水平关系上,即同位阶法律上,解释准则是：时间上,后法优于前法或者新法优于旧法；内容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在垂直关系上：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一切法要合乎宪法.
(二)法律漏洞补充方法
法官审理案件,在查明案件事实后,找不到任何法律规则,现行法律对本案没有规定,这种情形叫做法律漏洞.对于出现法律漏洞的案件,法官不能因法无规定而拒绝审理,而只能依据法律漏洞补充方法创设规则.法律漏洞补充方法具体包括：（1）依习惯补充.习惯法可经法律明文承认,如无法律承认适用,通常由法院认定适用；（2）惯例补充.惯例是指我国参加或者缔结的国际惯例；（3）法理、学说补充.法理指被社会公认的正当的法律原理.法理主要是通过学者的著述体现出来,因而法理和学者的学说密不可分；（4）法官直接创设规则补充法律
漏洞.
由于法官的差异,很多情况下,对同一法律漏洞采用不同的补充方法,有时导致同类案件出现不同的判决,影响了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公众依赖性.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确立指导性判例,各级人民法院对选择何种方法要充分说理.
(三)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法律适用方法.“利益平衡”是一个价值目标,“平”实际上是两者之间的权衡,而利益衡量是一种法律方法.所谓利益衡量,是指法官审理案件,在案件事实查清后,不急于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案件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比较衡量,作出案件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此项判断称为实质判断.在实质判断基础上,再寻找法律上的依据.利益衡量的操作规则,可以概括为：实质判断加上法律根据.在作出实质判断哪一方应当受保护之后,寻找法律根据,如果找到了法律根据,仍将该法律根据（法律规则）作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以逻辑三段论推理,得出案件判决但利益衡量到底是立法问题还是司法问题,还是兼而有之.我个人认为,利益衡量主要还是个立法问题.但是,同时又为司法和执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实际上就是法律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它实际上就为利益平衡、利益衡量设定了一个范围.我们知道,主要的问题要通过立法解决,但立法又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立法是留下空当的,这个对司法的空当存在于哪些领域、哪些范围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五、法律方法及应用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裁判案件的整个过程是：首先必须就事实作出判断,即对所争事实,根据证据取信原则,依照程序,作出事实认定.其次,在事实判断基础上,法官依据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正义感进行法理分析,得出分析结论,大致对案件有一个初步判定.在此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选择并解释拟适用之法律.再次,法官将法律基于事实认定和法理分析,适用于案件,反复验证.最后,作出判决结果.这是法官判案的一般过程,也是法官判案的思维活动过程.但由于社会事务千奇百怪,案件千差万别,法官在运用法律判案时,法律方法尤其重要.对案件的正确定性、定量,除了法官的职业伦理道德外,法官的职业业务能力非常的重要.我国必须提高法官运用法律方法的能力,熟练掌握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规则和理论,培育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方可真正将实质正义落到实处.
在我国现在的法制体制下,我们必须做到真正的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断案,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特别是不受党政机关各级领导的干涉.法官的上级只有法律.法官断案只能是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否则再好的法律方法也无从发挥.这就要求前提上一定要保障司法独立.
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对各种实体法、程序法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要对法理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法律方法.法律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律方法由是将抽象的法律应用于复杂的社会事实核心
手段.
前些年,由于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受到西方概念法学、规则中心主义等的影响极大,比较注重法律规则的制定和法典的完善,相对忽视了如何将规则运用到具体案件上的研究.近年来,法律方法在我国司法界和理论界开始受到重视,表明我国司法开始更多注重司法技术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注意对具体案件的考察分析,这代表了一种新的、建设性的制度发展方向.总之,在我国法制建设从规则中心主义走向司法本位的过程中,对法律方法进行充分地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