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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4月17日报道,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对郭德纲诽谤师父杨志刚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郭德纲“有虚构,但无罪”.让原告深感不服的是,法院的判决书“错字连篇、无法律依据”.记者草草翻看也发现判决书中错字多达十多处,甚至连原告代理律师的姓名也写错了.判决书里引用了我国根本不存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刑法》,这显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笔误,但即使该法也没有法院引用的第163条第三款.
一纸判决书的两头,其实连接着代表公平正义的司法机关与纷繁复杂的公民社会,连接着正义化身的法官与渴求正义的民众.所以,除了公民直接旁听庭审,判决书就是法院向社会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根本载体,是赢取民众信赖与尊重的“窗口”.一份分析透彻、明理思辨、逻辑严密的裁判文书,不仅能有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恩怨纠葛,让当事人心服口服；而且有助于向社会传播法律知识和司法理念,培育公众法律信仰的基因.相反,一份错误连篇、逻辑混乱、晦涩难懂的判决书,则往往让当事人产生“不服”之感,甚至增强其对抗判决结果的心理,同时也容易在社会上造成司法权威的流失.不难看出,小小的一纸判决,其实承载着正确解释法律、充分宣示正义、合理化解冲突、倾情普化法治的重要功能――它不仅能确保判决的正当性与权威性,缓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借此提高法官素质,促进司法公正；并有助于法律知识和司法精神的传承与普及.
正因为如此,大凡司法发达的国度,无不重视裁判文书的撰写,无论是简是繁都力求精益求精.英国学者罗森曾在《英国法的合理性》中,把法国简明扼要的判决书比喻为素描,英国的判决书则非常详细,被评论为“洋溢着生命和色彩”.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更是以一篇篇精美绝伦的“论文”出现,无论是说理之充分、分析之绵密、涉猎之广搏以及其文采或风格都让人钦佩不已.这种高质量的判决书,不仅来源于法官对其重要价值的重视,而且有一套严密的制作程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通常在庭审辩论结束后进行私下讨论,并初步确定由谁来起草判决书.判决书完成草稿后要交由其他大法官传阅并提出意见,数易其稿直至大家满意.正是确立在严密的制作程序和精益求精的专业要求基础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向社会输送了无数载入史册的经典判决书,在美国法治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有的甚至改变了美国法治的航程.
当然,由于司法传统和法官培养机制的不同,中国的司法机关倒未必非要像英美国家那样将判决书写成法学宏论,大量的诉讼也不可能允许每个法官都像法学家做研究那样“十年磨一剑”；但可以肯定的是,例如美国法院那样对裁判文书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严密制作程序,无疑值得我们借鉴.至少在司法系统内部,应该确立起严格的判决书制作程序,建立相关责任人制度,并采取抽查、制作范本、判决书上网等措施,督促法官提高责任意识和素质能力,为社会输送优秀的判决书.
（本文编辑 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