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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修订,2013年7月1日新生效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首次以法律的名义将“常回家看看”作为子女的法律责任,将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层面,折射出了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困窘与尴尬.
上世纪90年代,陈红的一首《常回家看看》唱红大江南北,也温暖了许多父母渴望子女团圆的心.“常回家看看”是空巢老人的深情呼唤,也是子女应尽的孝道,如今却成为刚性的法条,不常回家看看将可能违法.然而,把“常回家看看”这种很难量化和界定的行为入法,到底能有多少实际效力?用法律介入道德、伦理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倒退?公权、法律与道德、伦理的“分管范围”应如何划定?
现实有些残酷无奈,法律难让亲情回归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修订后新生效的老年法将“常回家看看”入法的美好初衷,但在沉重现实的反衬下,这样的初衷让人觉得颇不是滋味.
首先,在这个四通八达、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里,守着父母过日子的人又有多少?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城市集中,每个人都要过活,不远行只守着生你养你的那一亩三分地,能很好地生活下去吗?农民工兄弟们都走出了家门远离了故乡来到大城市做工,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也想方设法漂泊在大城市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离故乡越来越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越来越短,回家探望老人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并不是子女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现实造成的.远离父母很多时候不是儿女们的主动选择而是“被选择”.
其次,很多子女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回家.带薪休假喊了多年,有多少单位能够有力地执行?又有多少单位即使国家法定节假日也不放假,需要加班?时间上不能保证常回家看看,那空间上是不是可以保证和父母守在一起呢?现实是,在外打拼的不少年轻人或蜗居或蚁族,疯狂的房价下自己都难有真正的容身之处,又怎么可能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与自己同住?再来看看回家之路的成本有多高.这几年来中国铁路的发展突飞猛进,交通更加便利的同时,票价也“进步”不小,普通百姓有“被动车”“被高铁”之嫌,以前回家几个来回的路费现在敌不过一次“被高铁”的票价.而对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即使不“被动车”、“被高铁”,“常回家看看”也需要相当高的成本,甚至一票难求.
所以,对多数子女而言,他们并非不孝,也并非不想“常回家看看”.工作的压力、城市里打拼的辛苦、两地分居的艰难,这些客观因素制约了他们“常回家看看”.这些客观因素不改善,徒求子女“常回家看看”不太现实.毕竟,理想很丰富,现实很骨感.
再次,老人都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但这更多是一种对亲情温暖的需要,追求的是心,而不仅仅是行.父母和儿女的心是相同的,如果儿女孝顺,哪怕远隔万里,也能心心相通,而不会感到失落、空虚；反之,即使朝夕相对,又何尝有半点喜悦?用法律条求“常回家看看”,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笑话：一个尽到赡养义务的子女因工作所需常年无法归省,却“违法”；一个经常登门“啃老”的不孝子却“守法”；不仅如此,这种重形式不重实质的规定,还可能助长社会的虚伪风气,倘果真如此,岂不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亲情贵在真挚,“常回家看看”入法一个可能的负面后果是,父母很难分清子女究竟是出于亲情回家还是慑于法律才回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常回家看看”入法究竟是拯救了亲情还是毁掉了亲情,还真不好说.
其实,现代商业社会,亲情逐渐疏远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说到底,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其根本解决需要通过重建社会、重建文化来进行,迷信法律万能,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
法律无需自作多情,公权理应更多担责
人生在世,最深入人心的人伦道德,恐怕就是父母亲情.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父母的爱,只能深藏心底,却终究无法陪侍在侧.对于绝大多数父母来说,他们也不会对远方的儿女心怀不满,血浓于水的亲情虽表面看上去没有那么沛然,但只有父母与儿女知道,他们是多么互相牵挂和彼此疼惜.亲情,从来没有因为距离或者问候的次数,而有丝毫的减损.
可是,此时法律却兀自跳了出来,它怀着满腔的热忱试图要为空巢老人争亲情,以法律的刚性强调子女要经常回家看看.坦率地说,这是非常不合时宜和自以为是的,它只能让父母与子女都分外尴尬,因为二者早已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了不绝如缕的亲情,而法律的意外介入,却打乱了那种稳如泰山的亲情秩序,好像除了“常回家看看”,其他的亲情表达方式,都是非法和虚无的.
所以,诸如“常回家看看”这样的法律,就像一个鲁莽的闯入者,人家本来正温情脉脉着,它却指着子女说,你不孝顺!相信子女不能答应,父母也不会答应.法律有其看不到的地方,也有其不必看到的地方,总不能因为看不到,就说不存在.如果非要认为看得到的亲情才叫亲情,那这样的法律眼光,委实是惹人讨厌的自作多情.
从根本上来说,亲情孝道,终究应归入道德范畴,理应让人性中的爱去成全；赡养义务与“常回家看看”也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更多是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将道德上升到法律,折射出的是我们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困窘与尴尬.
站在整个社会的养老机制面前,站在老龄化社会的逼人形势之下,用法律规定年轻人“常回家看看”,貌是一种必要.但是,当我们的公权力在用法律要求百姓做这做那的时候,有没有将自己公共服务的伦理道德也进行同样的提升呢?拿“常回家看看”这一问题来说,需要我们的公权达到的道德水平、需要公共服务履行的社会责任起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的养老机制,现在究竟建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国的养老金发放制度,是否已经达到了和GDP水平、政府收入水平一样的档次?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否已经让老人们高枕无忧,“难贵”现象是否已经消除?节假日方面,同样问题多多：堵车现象是否已经消除?买票难、买票贵现象是否已经解决?大城市的生存状态是否允许年轻人去自由地享受假期和亲情了,而不是假期周末需要加班或摆小摊做“阿鲁族”?
公民伦理的构建,必须与公权责任的履行相得益彰,法律法规不能只要求公民必须去完成什么样的义务.我们更应多问一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当下年轻人不愿或不能常回家看看,以及政府需要从体制方面或公共服务方面履行哪些必要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当法律不再需要特别强调子女“常回家看看”之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和时代脱离了困窘与尴尬,这才是公权力真正的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