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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法院很重要.许多重大问题不在美国行政当局的掌控之中.比如,不要说行政部门无能为力,即便是美国国会也难以就其立法,大多数情况下有赖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案(下称“公民联合案”)便是一例.2010年1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做出判决,明确规定：公司可以无限制地出资制作广告,支持或反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公司是以出钱的方式发表政治言论,行使的权利,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削弱或新闻自由的法律.各种权利中,的权利是重中之重.在波尔库诉康涅狄格州案(Palko v.connecticut)中,本杰明-卡尔多索(Benjamin CardOZO)法官更明确指出：“是任何其他自由之母和必要条件.”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美国宪法意义上的“言论”(speech)定义很广,形式多种多样.尽管商业广告也是言论,商业言论与政治言论相比,所得到的保护要小.烧国旗也是言论的一种形式,受《宪法》的保护,保护国旗的法律是违宪的,因此也是无效的.
公民联合案就是让法律为资本开道,允许资本有充分的话语权.公民联合案也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该法限制了公司和工会在竞选中的用款.公民联合案也推翻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两个判例：1990年的奥斯汀诉密执根商会(Austin v.Michigan chamber of Commerce)案和2003年麦康奈尔诉讼联邦竞选委员会(McConnell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案.在前一个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可以限制公司在支持或反对公职竞选人方面的开支.在后一个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2002年的《两党竞选改革法》(Bipartisan Campaign Refotin Act)有效.
美国最高法院为什么要推翻自己的判例呢是因为大法官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改弦易辙,从善如流吗
不是的.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换了人.美国最高法院有争议的判决,大法官们经常是5-4的比例.如此微弱多数,只要换掉一两个大法官,法院内外便会乾坤颠倒.小布什总统在位八年,接连向最高法院输送了两名优秀的保守派大法官,改变了最高法院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力量对比.要想修正以往的判例,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即便是美国最高法院推翻自己的判例,但也不能过于频繁.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是法律两条重要原则.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G罗伯茨(JohnG Roberts)也有要安定团结的意思,至少他上台之前有这个意思.美国联邦法官由总统提名,但必须由参议院批准.在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相当于组织部的一次公开谈话.在国会的听证会上,罗伯茨信誓旦旦地表示,遵从先例“有助于不偏不倚、有助于公平,也有助稳定和可预测性”.为了让党参议员不要作梗,罗伯茨是在表示自己将永不翻案.但坐到大法官的位置上之后,罗伯茨立刻迫不及待地全面反攻倒算,迫不及待地搞“修正主义”.
不过,法官搞修正主义也好,遵从判例也好,都必须给出理由说明道理.保守派大法官们还真是会想办法.《两党竞选改革法》开了一个小口,说是媒体公司所制作的产品不在该法限制的范围之内.保守派大法官又将该例外往前推了一步,说是就宣传品而言,很难区别媒体公司与一般公司.但有一个重要问题保守派避而不谈,那就是就而言,公司为什么等同于自然人.保罗-史蒂文斯(Paul Stevens)大法官代表自由派大法官写了一份长达180页的反对意见.他指出,保守派大法官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在解释美国宪法对的保护时,将公司等同于自然人.
美国自由派人士一片喊打,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口诛笔伐.《纽约时报》社论指出,公民联合案的判决是“的心腹大患”.奥巴马称该判决为“大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和医疗保险公司的重大胜利”.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称,该案将使得政治市场被腐败的金钱所淹没.
即便是按照公民联合案的判例,大公司仍然不能无限制地把钱直接交给获选人,由其随意使用.但党的自由派就开始担忧了.公司可以先将政治捐款给了某些非政府组织,由其推出支持攻击或支持竞选人的广告,公司甚至可以隐身.有些非政府组织无需披露自己的捐款人.由公司直接出面支持或打击获选人.还是先把钱交给获选人由其亲自操刀,两者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大.目的都已经达到,手段还重要吗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纳撒尼尔珀西利教授指出：“你要是不禁止公司在广告方面花钱,那又为什么要限制公司向候选人捐款呢”按珀西利教授的猜测,再掉下来的那只鞋,应该是美国最高法院为公司向候选人捐款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