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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李清萍从老家四川省富顺县来到昆明学习桥梁工程,为了学以致用,像所有能冲善闯的川妹子一样,李清萍开始跟一些桥梁工程公司有所接触,并尝试找一些工程来做.最初的时候,只好小段小段地分包,哪里有活就在哪里做,哪怕只有10米的路段都不嫌少.虽为女流之辈,但李清萍却毫不含糊,在灰尘乱飞而又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李清萍都和自己招募的农民工打成一片.
野外施工条件有限,生活艰苦,那些来自贵州、镇雄的农民工住在四面透风的帐篷里,吃点菜连油也没有.李清萍虽是个小包工头,却比他们好不了多少,自己也是个农村人,都是一棵树上的妈蚱.
“他们就像自家的兄弟.”李清萍多年的包工生涯,对这些“兄弟”充满感激和同情.
想不到有一天,这些农民工兄弟却找到她位于昆明世界花园的房子,扬言让她一家人“不得安宁.”
事情起因于1997年4月,李清萍在一家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第十工程队景昔(景洪一酱洱)公路进行劳务分包,到2000年3月,该工程已竣工通车,但拖欠李清萍的41万多元劳务费,到2007年仍未支付.
那都是农民工的血汗钱.
李清萍已经记不清自己究竟多少次前去第十工程队讨要工程款了,但每次的答复几乎如出一辙：路桥公司还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工程队.
农民工是李清萍招来的,他们只有找李清萍.那时李清萍住在昆明世界花园,房子是老公做电梯生意挣钱买的,一找上门来,坐在客厅里大声叫骂,“不给钱,我们就不走.”有时在大街上遇见了,要钱无门的农民工兄弟叫嚷着准备采取非常手段：“再不给钱,当心你那娃娃！”李清萍一家只好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娃娃上学再也不敢一个人去了,有时只得住到亲戚家.很多时候,李清萍只好换了手机,或者关机,有时在大门上留了一个手机号,农民工兄弟打过去,却是空号.
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2006年10月,41万劳务费仍然没有着落的李清萍只好把自己世界花园的房子卖了,用30多万付了农民工兄弟的血汗钱.已经折腾这么多年了,她能理解农民工的难处,至于第十工程队的欠款,只有自己去讨了.
但要追回欠款,谈何容易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跟工程队进行交涉,却毫无进展.
这时候,李清萍从报纸上看到了云南省总工会可以帮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讨回他们应得的工钱.2007年5月30目,省总工会接到了李清萍请求法律援助的书面申请,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卢正国批示：“请法律保障部按程序同路桥公司及有关部门联系,尽快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省总法律保障部安排王正钢负责具体联系和办理.
2007年6月,王正钢前往普洱市,进行法律援助的诉前准备.在当地工商部门的配合下,王正钢了解到,第十工程队作为路桥公司的下属机构,并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不能作为本案的适格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路桥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第十工程队,应该由路桥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摸清了诉讼主体之后,2007年7月,王正钢再次来到普洱市翠云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就在大家认为此寨可能又要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纷争之时,事情有了峰回路转的结果.
在原告和被告双方15天的举证期和答辩期内,王正钢来到路桥公司,向对方陈述了开庭以后的法律后果：公司从事经营活动,一旦信誉受捌,将对你们以后的招投标产生不良影响；党和政府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决不手软的.
经过开诚布公的沟通,双方达成了和解.作为和解条件之一,李清萍让掉了41万多元劳务费的国家银行同期滚动利息的权利,路桥公司则答应还钱,并要求原告撤诉.
2007年中秋节前一天,王正钢决定三下普洱.
眼看拖欠7年之久的41万多劳务费马上有了着落,李清萍给王正钢送来了4个大月饼,在普洱市翠云区人民法院,王正钢和办案法官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撤诉.但多年的办案经验提示他,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经常赢了官司拿不到钱,为了避免又一桩“法律白条”的悲剧,是否需要采取诉前保全措施如果撤诉后对方反悔赖皮,人民法院才好强制执行呀.王正钢和李清萍开玩笑说：“要是拿不着钱,查封一台挖掘机你要不要”
还好,路桥公司对还款很有诚意,按照法院的裁定,已于2007年10月贷款先期支付了李清萍30万元,其余款项将在年底前付清.
看着拖欠7年之久的劳务费实实在在兑现了,李清萍一家对工会充满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