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动车追尾事故赔偿之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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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7.23动车追尾事故善后赔偿入手,对我国目前解决此类事故的法律规定进行梳理和分析,从不同角度对法律适用进行探讨,并就我国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及解决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今后受害人的诉讼权利选择提供参考.

关 键 词 侵权责任 违约责任 赔偿标准

作者简介：王蕊,海警学院法律教研室教员.

中图分类号：D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9-059-02

自7.23温州动车重大追尾事故发生以来,如何善后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赔偿数额一变再变,从最初传闻的17.2万,到50万,再到目前给出的赔偿数额91.5万,这些不断变更的数字不由得引起人们对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探寻和追问.下面就所涉法律依据做一梳理和分析.

一、权利保障依据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犯之后,受害人及其家属都会明确地向对方“讨个说法”但至于“说法”的具体内容就因为案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让我们感到困惑的绝非此类差异,而是作为同一起重大责任事故的赔付,我们看出我国权利保障体系的不足.那么我国的权利保障体系到 底是如何建构的呢?

(一)一般法的规定

我国最基本的民事权利保障法当属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法通则》,其对于公民权利、合同权利、侵权责任都有涉及,当然随着《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单行法的陆续出台,基于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解释原则,《民法通则》的适用已多少受到影响,只有在这些具体的单行法中找不到依据时才有《民法通则》及其解释的适用空间.即7.23动车追尾事故中,受害人的权利保障法律依据最主要就是《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就责任构成、责任主体、赔偿范围等做了具体规定,其中第16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这也是最新的赔付额91.5万元的确定依据.

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合同法》第302条明确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只是这里的损害赔偿责任到底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有待进一步解释.当然《合同法》第122条同时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也即在动车追尾事故中,受害人及家属可以选择救济依据.

(二)其他规定

除上述一般法律外,我国对于铁路交通事故尚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在适用.如2007年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下面简称《条例》）第33条规定：“事故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对每名铁路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2000元.”同时,1951年由政务院财经委颁布、1992年修改适用至今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5条规定：“旅客之保险金额,不论座席等次、全票、半票、免票,一律规定为每人人民币两万元.”根据上述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7.23事故中的受害人最高可得17.2万元的赔偿.

上述所列即目前7.23动车追尾事故中所涉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至于50万的赔偿数额则是事故赔偿处理小组与单个受害人所签协议的数额,体现了双方的意愿,不具普适性.

二、法律适用选择

(一)从法律效力层级看

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17.2万元的赔偿数额之所以饱受诟病,不仅仅在于此次事故的重大与恶劣,而赔付数额却如此之低,从法理的角度看,做出17.2万计算的依据明显法律效力层级低,《条例》第33条属于行政法规条款,而《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则属部门规章这一法律位阶,其效力当然低于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的效力,这是其一.法律效力高低的考虑在于对同一情形的规定,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冲突.比如上述《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对于乘客购票时所附加的“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费”就与我国《保险法》所明示的自愿订立保险合同的原则相违背.而《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对于铁路旅客人身伤亡所作的15万元最高限额赔偿更与《侵权责任法》的赔偿责任承担范围和方式相冲突,因此对于此次事故不应适用上述条例,故得出17.2万元的赔付额度也属不妥.

(二)从立法的角度看

我国《立法法》第8条、第9条明确规定涉及民事基本制度的,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是否授权国务院对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条例》第33条作为行政法规条款,既不是法律,也不在《铁路法》的授权范围内,也未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别授权,因此无权对人身损害赔偿限额问题作出规定,15万元限额的规定超越了立法权限,应属无效.所以,虽然相对于《侵权责任法》,《条例》属于特别法范畴,但并不能据此而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7条的规定：“承担高度危险责任,法律规定赔偿限额的,依照其规定.”一方面是因为《条例》并非“法律”,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该《条例》对人身损害赔偿限额的规定超越了立法权限,当属无效.因此作出17.2万的赔付应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从法律竞合的角度看

据此,7.23动车事故善后赔偿问题的法律依据就是《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那么到底适用哪一部法律呢?这就涉及到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具体来说,乘客购票乘车,就与铁路部门建立了运输关系,承运人有义务将乘客安全、准时运抵目的地,乘客在运输期间发生自身因素外的伤亡,承运人有赔偿责任.那么到底承运人的赔偿责任是违约还是侵权,就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及理论界的通说,该责任既是违约也是侵权.这也可从《合同法》第122条受害人可选择救济的规定得到印证.

那么,在此种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受害人到底该如何选择,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到底有何差别?具体说,两种责任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责任构成要件和免责条件、责任形式、诉讼管辖及责任范围等方面都有差别,下面就责任形式和责任范围方面的区别做一分析.

1．责任形式

违约责任主要采违约金形式,违约金是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其支付并不以对方实际发生损害为条件.而侵权责任则主要采损害赔偿形式,损害赔偿一般以实际发生的损害为前提.此外,根据《民法通则》第112条的规定,当事人可在合同中约定对于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但侵权责任不可能事先约定此计算方法.

2．责任范围

违约损害赔偿主要针对财产损失,不包括对人身伤害的赔偿和精神损害的赔偿.且对于违约损害赔偿来说,法律常采取“可预见性”标准来限定赔偿的范围.如《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但对侵权责任来说,损害赔偿不仅包括财产损失的赔偿,还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直接损失,还包括间接损失.

总之,在违约与侵权竞合的情形下,赋予当事人自愿选择的权利符合权利救济的基本精神,当事人可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救济途径即提起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结合本次动车追尾事故的实际,考虑侵权之诉可能对受害人的保护更为周全.但是,是否现有的《侵权责任法》已能对受害人的损失给予完全的赔偿呢?

三、《侵权责任法》的适用局限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受害人可就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提出赔偿请求.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四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以上所列即为此次事故91.5万元赔偿额的法律适用依据.

详言之,死亡赔偿金是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的20年计算,未考虑通胀以及每年收入变化等因素；精神损害赔偿更是没有明确标准所循；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年收入和消费支出计算,未区分被抚养人成年未成年等差异.这都是《侵权责任法》在具体适用中的问题,需进一步改进.

除此之外,此次动车事故原因尚未完全查清,但就责任主体的特殊性、高铁行业的垄断性、民众损失的巨大性而言,对于赔偿额度的高预期性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于现有法律依据的怀疑,比较国外的侵权责任赔偿,尤其是其“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对我国现有的侵权赔偿模式有所启发.

四、结语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作为此次7.23动车追尾事故赔偿法律主要依据,应该肯定,但同时这部单行法本身也需进一步明确和改进.7.23这一高铁行业的重大事故给我国的损害赔偿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期的赔偿基金形式、政府对特殊行业的监督指导责任等都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