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下的毕飞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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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与《玉米》先后被译为英文,成就了他在英语世界的文学名声.剖析这两部小说在英语国家的译介过程、译本形态与接受情况,可以让我们看到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如何被认识和解读.认识译者和译本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了解毕飞宇小说中那些具有普适意义的情感与人性元素如何在新的文化空间内获得~A*q-,同时也了解主流读者群和普通读者群不同的阅读感受及其形成原因,从而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提供有益的思考.

[关 键 词 ]青衣;玉米;毕飞宇;翻译;接受;英语国家

[作者简介]吴赟,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93—06

小说的基本使命在于真实地展现人性的多元与复杂.在中国当代文坛,毕飞宇十分擅长通过朴素、细腻的笔触来叙述日常生活与世态人情,透视人性的疼痛与复杂.他对于女性的刻画尤为犀利、丰富.他从生活的细微处人手,把时代洪流冲击下的尊严、责任、等人性层面展现得入木三分.《青衣》与《玉米》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两部小说也先后被译为英文,成就了毕飞宇在英语世界的文学名声.剖析这两部小说在英语国家的译介过程、译本形态与接受情况可以让我们看到英语读者对书中中国文学世界的理解面貌,了解毕飞宇小说中那些表现普遍人性的因素是如何在新的文化空间内获得认可,同时也了解两种美学趣味和文化意识的差异对文学跨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在异域的接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从而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提供有益的思考.一、译介过程:作者、译者与赞助人的互动

著名学者王德威曾说:“任何外国文学要在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重心)的英文市场打开局面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等因素的迥异与阻隔,对中国文学阅读经验的欠缺,出版发行渠道的阻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失当等都使得中国文学在英美国家的翻译和接受显得更为艰难.然而,虽然中国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整体影响力很低,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仍有如莫言、姜戎、毕飞宇等作家的作品构成了英语社会解读及接受中国文学的重要参照.其中毕飞宇小说的译介就是具有讨论价值和典型意义的成功个案.

一部文学作品的译介牵涉到原作者、译者、作品、出版机构、读者群体、文化语境等贯穿翻译过程的各种因素.在这之中,译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品的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合作程度会直接影响译本的形态与质量;而作为赞助人的出版机构也常常对翻译加以干涉,甚至主导译者的翻译活动.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与《玉米》的翻译正是在这几方面实现了良好的合作与互动,才使得译本能获得英语世界的认可和接受,让英语读者阅读到毕飞字笔下人物复杂的人性纠缠,洞见当代中国的人情世俗.

《青衣》和《玉米》的译者都是葛浩文(HowardGoldblatt)以及其夫人林丽君(Sylvia Li-ehun Lin)女士.迄今为止,葛浩文翻译了包括莫言、萧红、老舍、巴金、苏童、毕飞宇、冯骥才、贾平凹、李锐、刘恒、马波、王朔、虹影等约25位作家的50余部小说,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以“接生婆”、“差不多成了(葛浩文)一个人的天下”评价其在译坛的贡献.而葛浩文与林丽君合作的译者模式奠定了译作成功的基础.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说:“中译外的最佳人选是既谙熟汉语和中国文化,又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外国人,因为他通晓自己的母语.知道怎么更好地表达.”葛浩文夫妇正是这样的“外国人”,他们这种既能立土、又能面向“他者”的译者模式可以使他们自如地往返于两种话语体系和文化脉络之间.葛浩文曾谈到二人的合作模式:“林丽君先粗略地打个样,然后我接手对照原作开始翻译.译完之后,我定稿,她检查.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把译稿放一边做点别的事,她做教学和科研,我去翻译另外一本书.之后我们再回来用全新的眼光再读译稿.总是需要重译一遍,然后交稿.”这样的合作一方面能够深入了解原著及其反映的中国文化的语言风格、文学内涵与社会隐喻;另一方面也能深谙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性和审美倾向,注重使译文产生令读者愉悦的阅读感受.对这两方面的兼容使得他们有能力在文学文本、目标读者及翻译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作出较为有效的选择和判断.

不过,一个优秀的译本既取决于译者的翻译功力,同时也受制于赞助人、原作者等因素.葛浩文曾提到自己对毕飞宇以及他的作品的喜爱,也特别谈及《玉米》写“三个小镇里的姐妹,写得入木三分等抓住了人的内心、人的思想、人的感觉”.在谈及《青衣》的翻译时,葛浩文曾说与毕飞宇的电邮往来加起来字数甚至比原著还要多.作者与译者之间的良好沟通保证了译本的高质量,也使得认知、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化成为可能.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以出版社为主体的赞助人在毕飞宇小说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和大多数中国文学作品不同的是,《青衣》与《玉米》的英译本并非由学术出版机构出版,这也就避免了被归在学术化、专业化的小众类别.事实上,该出版经历可以被视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经典样本.2007年11月,英国电报书局(Telegram Books)出版了《青衣》的英译版"TheMoon Opera”.之后2009年,著名出版集团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将该译本引进美国.《玉米》英译本“Three Sisters”也是经由了同样的出版路线,2010年6月电报书局出版之后,同年8月在美国出版.

能得到英美出版界两大主流出版机构的认同殊为不易.葛浩文曾提到过译本完成之后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是他自己手边都有不少于十本翻完的,或者快翻完的,或者翻了相当部分的中国当代小说一直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毕飞宇的这两本小说却并不是由译者或作者主动去联系赞助人,而是由出版社先购得了版权再来寻找译者,这样就使得译本能形成通畅的发行和流通渠道.英国电报书局一向以“出版世界上最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和文学新作”为宗旨,这家资金充裕的大出版社先阅读《青衣》和《玉米》的法文版,觉得不错之后,就购买了英译本的版权.而葛浩文在中国文学英译方面的名声;使得他成为翻译的最佳人选.译本在英国发行之后,再由美国的大商业出版社运作,在美国发行.《青衣》和《玉米》的翻译操作流程符合西方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法,主流出版社的认可和兴趣允许了异域文化的多元共生,降低了赞助人对于英译过程的改造心理和干涉程度,使译本得以被西方主流社会发现、赏读并接受. 在译本的构建过程中,译者与出版社、原作者之间的良好互动有效地保证了译本的最终形态跨越了中英文化的隔阂.《青衣》和《玉米》中对中国社会的刻画,对普遍人性的关照赢得了英语读者的认可与好评.2008年,《青衣》的英译本“TheMoon Opera”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复评名单;2011年,《玉米》的英译本”Three Sisters”使毕飞宇击败了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荣膺当年的“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成为自姜戎和苏童之后,第三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作家.该奖的评委主席大卫·帕克说:“这个奖项并非奖励终身成就,而只是为了一本小说.”成功的翻译使得这两部著名的中国当代小说成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二、译本形态:阅读特定时代语境下中国的经典之作

《青衣》和《玉米》都是毕飞宇向现实主义转型的作品.他撇开大时代背景下的恢宏叙事,着重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这些日常化、细节化的真实场景,从民众的心理心态、个人的细微情感中去挖掘生活及人性内在和本质的根源.《青衣》讲述的是一代青衣筱燕秋从成名到失落、挣扎着东山再起而又再度梦碎的命运遭遇.在一个女性人生的悲凉中融入了关于时代、艺术、等诸多问题的叩问.《玉米》描写了王家庄三个普通女性玉米、玉秀、玉秧的成长、生活与命运.王家庄所呈现的生活形态正是时期的社会缩影,权力与私欲的泛滥构建了中国在特定时代中的民俗、人情与人性.

这两部小说的英文译名“The Moon Opera”和“Three Sisters”都与小说的主旨内容丝丝入扣.毕飞宇曾谈到过“青衣”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汉语里,‘青衣’起码包涵了这样几个隐含的:女性,已婚(一般说来),端庄,优雅,悲情,痛感.等离开了中国和京戏.青衣是没法谈的.青衣是人物,同时也不是人物,它还包含了服装、旋律、表演程式、腔调.对汉语之外的世界来说,这是一组神秘莫测的东西,语言学望尘莫及.”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中国化使得葛浩文在翻译题目的时候并未直译为“Qingyi”,同样,“玉米”也并未直译为“Yumi”.以避免音译汉字的陌生化和障碍性给英语读者带来的阅读困惑.

《青衣》的故事围绕筱燕秋以及《奔月》这个京剧剧目的排练与演出.“Moon Opera”的译名则暗合了京剧与《奔月》的意旨,此外,“moon”在西方往往暗示了抑郁与疯狂,这与最后筱燕秋悲情的人生际遇也十分契合.《玉米》实则讲述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人生故事,“Three Sisters”的译名忠实地涵盖了“玉米、玉秀、玉秧”三个篇章的主旨,英仕曼奖的颁奖词中还专门提到了这一译名所产生的积极互文:“毕飞宇这本书英文名是《三姐妹》,我觉得他在书中对人性认识的严肃程度让我联想到一位严肃的俄罗斯作家——同样创作了戏剧《三姐妹》的契诃夫.”与契诃夫戏剧同名的巧合也让西方读者更为容易地审视小说对于人性以及命运的寓示.

值得一提的是,《青衣》英译本封面是京剧中青衣的脸谱——黑发红妆的中国古典女性.《玉米》英译本英国版的封面是一张大红色的中国剪纸图案,扶疏的花叶点缀出三张中国女孩的面孔.美国版的封面以冬日的梅枝为背景,左上角是的图像,正中在红色“囍”字上另加上了一“喜”,成为一幅巨大的“三喜”.典型的中国式画面与英文译名相映合,使得两本小说的英译本封面在中国情调之中激发英语读者的文化想象和阅读兴趣.

葛浩文一向喜欢具有严肃精神及讽刺意味的作品,《青衣》与《玉米》的主题和内容十分符合他的翻译口味.在谈及翻译任务时,他说:“我总是带着尊重、敬畏、激动之情以及欣赏之心走入原著.等我问自己:我能让译作读者对译作的欣赏如同原作读者欣赏原作一样吗?我能把作者的声音传递给新的读者群,而且把他们的快乐、敬畏或愤怒传递出去吗?这就是我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葛浩文夫妇在翻译时特别尊重毕飞宇小说的文学诉求和文化特征,在翻译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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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去还原原作的本真面目,而同时也努力关注跨文化传递过程中的诠释方式与交流效果,使译本具有通达流畅、适于接纳的阅读品质,让西方读者能够体会中国文学的价值变迁、审美形态和诗学特征.

这两本小说原著中充满了中国韵味的人名、地名、物名、事名,从“筱燕秋”、“二郎神”到“王八路”、“阿庆嫂”,从“青衣”、“花旦”等京剧概念和术语到“知青”、“帝修反”等前后的政治化术语和时代性词语,从“小满”、“芒种”到“牌坊”、“头七”等民俗词语,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女大十八变”、“春风裂石头,不戴帽子裂额头”等日常生活中的俗语、俚语、歇后语等比比皆是.译者在处理这些信息时,努力向毕飞宇靠近,不删除、不改写,多用音译、直译,尽力保留作家的文学气质和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必要时再适当地增补解释和说明,补充原著文本中隐含的文化内涵.这样的处理方法使遥远而具异域特色的异质他者融入英语的言说方式之中.让原著对特定时代中中国家庭和乡村生活,对个体和社会面貌的展现都较为忠实地呈现在译者的笔下.再现了极具地域文化性的中国色彩.

甚至在面对一些剧烈文化冲突的地方.葛氏夫妇的译本也是尽可能地忠实传递与英语文化有着巨大差异的中国文化形态.《青衣》中面瓜和筱燕秋情浓时,说“只要没有女儿,你就是我的女儿”.《玉米》中玉米和彭国梁热恋时也是“哥哥”、“妹子”相称.这些指称常见于中国恋人之间,但是移植在西方的语境中则成为不能接受的.美国编辑看到这样的直译之后,曾经提出要把它删除,葛浩文通过邮件转告毕飞宇.毕飞宇很意外,他向译者作了解释.东方人喜欢用家庭去看世界.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也曾有兄妹为了繁衍后代而结合,生下后来的人类的传说,加之六七十年代的时期,人们的语言表达十分贫瘠,在不完备的教育里只能找到这样的词条,这是一种特殊语境下的微妙的表达方式.因此常借“女儿”、“哥哥”、“妹妹”来表达亲密之感.之后译者接受了作者的观点,将“daughter”、“elder brother”、“litter Sister”保留了下来. 不过,一个成功的译本并非将原著不加改写地移植过来.“译作成功与否取决于整体的忠实度,包括语调,语域,清晰度,吸引力,表达的优雅度等等.”要实现这样的忠实度,就必须一方面保留独特的中国文化成分,充分地体认和尊重来自于毕飞宇小说的文化精神、作家气质和民族特征,另一方面译者必须承担对读者的责任,对译本的接受环境作出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考虑.避免译文因晦涩难懂而丧失可读性.

毕飞宇的原著中有许多段落篇幅甚长.句子如流水不断.而且不少地方去除标记对话的引号和段落划分,将对话隐人大段的陈述性叙事之中.《青衣》和《玉米》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作家的这种处理使得小说语言朝着更为叙述化的方向发展,用心理时空去替代故事展开的现实时空,叙事显得更为冷静、客观.这种写作手法也是毕飞宇十分鲜明的文学标记.然而在译本中,葛浩文为避免行文丧失可读性,舍弃了这种特殊的叙事手法.他重新细分了段落,添加了引号,将对话着意区别开来.此外,还使用了中文罕用的斜体标记,来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样做正是因为译者将可接受性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参照坐标,适度削弱因文学陌生元素而引起的阅读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原文本中的大量文化信息,译者如前所述采取了保留异质的方法,只在若干地方稍加解释,而同时,为了易于理解和沟通,译者在文后对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作了注解.如“水袖”,译者在《青衣》后面的词汇表中说明“long,loose sleeves worn by opera singers that highlightstylized gestures”;“王家庄”,译者在《玉米》后面的词汇表中说明“Many rural villages aye populatedmainly bv families with the same surname,”译者没有选择在文中插入注释,而是将其或融入故事中,或置于正文之后.这正是为了行文的流畅和满足读者的阅读感受.使用适当的增补以增强译作的可读性.

很显然.这些翻译处理能够在一定层面上去除英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毕飞宇小说中的异国情调.汉学家白睿文曾说:“中国当代小说中强大的故事情节和娴熟的写作手法归根到底都直指人性,直指人类共有的希望、梦想、、恐惧、悲伤和梦魇.这些主题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葛浩文夫妇的译笔之下,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让英语读者了解了人性、、梦想与平常生活的撞击,命运的苍凉和沉重,尤其让读者了解了作者所叙述的中国现实和其中挣扎奋斗的中国女性,使得《青衣》和《玉米》成为阅读特定时代语境下中国的经典之作.

三、译本的接受:主流媒体与普通读者的差异反应

《青衣》和《玉米》自英译本出版以来,在西方社会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尤其在主流媒体掀起了评论热潮,并获得了文学奖项,这对于在西方影响有限的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意义非同寻常.从《青衣》英译本的接受情况来看,英语世界的主流媒体较为一致地给出了较高的评价.《玛吉尔书评》(Magill’s Book Review)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说“毕飞宇的《青衣》这部小说情节迷人,内涵丰富,扣人心弦,一定会令读者激动万分”.《出版周刊》(Publishers Weekly)称“这部小说短小简单的叙事和支配一切的道德意识使作品具有一种寓言般的特质”.值得注意的是,众多评论都特别关注京剧这一贯穿小说的中国艺术形态.对于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说,京剧是陌生、深奥、难以理解的,但是评论文章都持肯定、积极的态度探讨了京剧元素对小说的架构意义.如英译本封底上刊印的伦敦《泰晤士报》(Times)评论:“这部完美的袖珍小说关注的是传统中国戏曲那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等筱艳秋舞着嫦娥的广袖,疯狂地哀痛着自己逝去的青春.”该篇评论还特意将这部小说与好莱坞著名电影“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进行类比,演艺界的新旧交替充满了悲剧性的残酷和无奈.《书单》(Booklist)认为“这部薄薄的小说主题并不宽广,但读罢却有清晰透亮的钟声在心中回荡.这位中国作家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中,不动声色地将精准无比的隐喻性叙事与京剧这一历经变迁却恒久存在的文化形式联系在一起”.而“Kirkus Re-views”则将该小说与《艺妓回忆录》进行比较,指出虽然“筱燕秋的悲剧在细节上可能有独特性,不过在本质上是普适意义的人性体现”.从这些评论中不难看出,虽然英译本中存在大量来自中国独有的的文化特质,京剧的专业术语和文化形态会令西方读者感到一定的阅读困难,但是小说对于人性的刻画使得文本具有了超越文化障碍、体现普遍意义的文学价值和情感共鸣,因此从整体上并未影响该小说在英语主流媒体群中的接受情况.

至于《玉米》,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获奖是西方社会对这部译作赞美与认可的典型的标志.葛浩文曾说过,美国人喜欢的中国文学作品“一种是sex(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politics(政治)多一点的等其他一些比较深刻的作品,就比较难卖得动”.而《玉米》透过王家庄三姐妹的成长、生活、命运,刻画了父权阴影下扭曲、丑陋的人性.毕飞宇把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融合在一起.这种对中国的刻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好奇心理.以来中国社会的现状乃至细小生活的体验都引起西方强烈的了解.以个中现实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到译介者的青睐,也能够获得主流读者群的关注.这样的阅读趋势促成了《玉米》成为近年来最受瞩目的中国文学作品之一.


在“Three Sisters”的封底.美国畅销书作家Nicole Mones评论是“毕飞宇叙述了三姐妹努力掌控自己人生的动人故事.她们忍耐着生活细碎的折磨和命运不公的对待,这种悲壮在当时的社会是普遍的现象.毕出色地将这种广泛的社会苦痛追溯到根本,直指人性深处——并显示了这种苦痛是如何从一个个体传递到另一个个体的身上.这是一部深刻的、启迪思考的小说”.《出版周刊》(Publishers Weekly)的评论认为“毕清醒的、直白的描写了种种原生态的残酷,在弥漫着各种仪式、迷信和民间风俗的乡村,封建性的权力泛滥,腐蚀着日常生活.作者用冷静、朴实的笔法书写了一个有关人类悲惨命运和女性在自我被贬抑的文化中求存的阴郁故事”.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认为“毕飞宇对后三姐妹挣扎求存的叙述是一则复杂的寓言故事,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从一头沉睡的老虎变为世界强国”.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则认为“虽然这本描写王家村村民的迷人小说并不厚重,但是它对于西方读者却有用并有益,因为它用非常人性化的语言记录了中国女性生活的低下地位以及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些主流媒体对“Three Sisters”的评价和中国国内对《玉米》的评价十分吻合,都从时代的摧残人性、当代中国的急剧变迁、爱与恨、屈服与救赎中,看到了“人”的困难与痛苦.看到“人”的勇气、悲怆和尊严,这也充分表明了《玉米》英译本满足了英语主流群体的阅读期待,让他们在陌生的阅读体验之中看到了文本激荡人心的情感认知和社会现实. 不过,要全面知晓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就不能只限于了解主流媒体的阅读感受,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同样十分重要,诸如“Amazon”、“Goodreads”、“Google”等网站上的读者评论就成为收集这方面资料的主要途径.和期刊报纸上主流媒体的评论意见不同.普通英语读者对于毕飞宇这两本小说的认可和肯定并不是很高.综合各网站上的记录,截止2013年2月底,《青衣》共计121位英语读者打分,平均分为2.97(满分为5分),《玉米》则有135位英语读者打分,平均分为2.73.从他们的文字评论看来,过半数读者对于英译本的理解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偏差和隔膜,认为这两本小说令人失望,作者的叙述干瘪无味、平淡冷漠、缺乏生命,以及情节割裂、欠缺起伏、不够连贯等等.

《青衣》和《玉米》之所以局限于主流阅读群,而没有被英语社会的普通读者广泛、积极地接受,主要原因是因为英语大众对中国京剧文化以及文化的不了解以及对中国文学叙事手法的不适应.译本中大量的中国谚语、格言、警句.独特、陌生的文化信息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阻碍着对中国认知不足的读者充分理解小说.例如许多读者诟病《玉米》的第三部分和前两部分脱节,没有实际的联系.而事实上,了解的人知道前后之间存在着隐性但必然的关联.“《玉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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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秀》写的是一九七一年的故事,而《玉秧》的故事则发生在一九八二年.”1971年是“”的分水岭,而“玉秧和一九八二年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那是结束的第一年,逝去的历史仍遗留着隐隐的创痛.毕飞宇曾说过:“如果不是‘一九八二’这个年份纠缠着我,我是不会写《玉秧》的.”中暴露的人性的罪恶和丑态依然渗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作者继续以一个普通的女性个体为对象来完成一段特殊历史下的权力与生存叙事.但是,不了解的西方读者对此就会形成较为明显的理解障碍.也有许多读者不适应作者细枝末节的叙事方式,他们认为小说缺乏跌宕的情节,尤其是毕飞宇在写到有关性或女性所遭受的性创伤时,口吻冷漠、超然、不带一丝情感.而这事实上也正是毕飞宇有意为之的叙事手法,他特意如此来突出人性残酷而丑陋的一面,表现在非正常状态的社会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践踏和压抑.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读者把对小说的批评归咎于翻译质量不高.葛浩文夫妇反对以英语文化价值观为取向对中文文本的文化元素进行消解或同化,这让一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感到一定程度的不适应,也就无法引起情感共鸣和认同感.葛浩文自己也曾说过,如果英语读者在阅读英译本之前,对汉语及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那就再好不过了.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提升,英语世界的主流读者群对中国及中国文化越来越关注,形成了一定直接、感性的认识.然而,由于中国文学仍处于十分小众及弱势的边缘地位,广大的普通读者仍然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十分陌生,这就形成了主流阅读群与普通大众对毕飞宇小说不一的接受情况,使译本经历赞美和批评的不一反应,这也说明中国当代小说要真正走出去.被海外读者广泛接受仍然任重道远.

四、结语

《青衣》与《玉米》的英译情况揭示了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原作者、原著、译者、赞助人与文化语境一起构建了贯穿翻译过程、影响译本形态的各个要素.而在这之中,译者的语言文学素养、文化意识及翻译能力,与作家及出版社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并最终影响译本面貌是否能够体现作家的文学气质,在译语国家建立真实完整的文学形象.葛浩文夫妇所译的这两本小说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典型意义的成功个案,就在于它们有效地调节了译介的各个要素,实现了整体意义上的忠实.既保留了原著的优雅与吸引力,也避免译文因文化差异而丧失清晰的可读性.

同时,除了译者和译本所发挥的作用之外,一部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也取决于文本本身的文学性、社会性和批判性.《青衣》和《玉米》的文学价值在于把人性的、性格的、命运的、时代的因素熔铸在一起,将人生的疼痛与无奈赋予了普遍性的意义.毕飞宇的叙事充满了对于人性、人心以及命运的理解、同情与冷静的审视,在不动声色之间,写尽了女性内心的挣扎和哀痛.这些具有普适意义的希望、梦想、、悲伤构成英译本在海外获得主流读者群认可的重要原因.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海外读者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关注度也会影响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影响力.普通英语读者由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知程度不高,导致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阅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无法产生相应的情感共鸣和认同.这就需要我们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文化使命之下,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积极促进中外交流,与世界的对话中努力实现平等、双向,以更好地传播自己的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戴庆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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