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天笑其文学作品之“生前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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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原名包清柱,后改名公毅,号朗孙,1876年2月26日(清光绪二年二月二日)出生于苏州阊门内西花桥巷,1973年11月24日病逝于香港法国医院,享年98岁.包天笑为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的开山祖师,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一生从事文学翻译、创作与新闻报刊事业,为我国新闻界的耆宿,文学翻译界的前驱,少有的经历近百年历史变迁的跨代作家.

据笔者目前的初步统计,从1901年4月第一篇翻译小说《迦因小传》始,至1973年11月逝世前两个月完成的最后一篇文章《大闸蟹史考》止,包天笑在长达70年的文学生涯中,共翻译、创作了400部长、短篇小说(包括与他人合作者、未完成者).小说之外还写了大量的诗歌、戏剧、散文,既有历史掌故,也有回忆性随笔.无论从包天笑文学生涯的时间长度,还是给我们留下的文学作品的数量来看,都是十分惊人的.

翻阅被历史尘封的包氏作品,至今还可隐约感受到它们在当时是如何畅销的:

由于大量原始资料的散失,以上数字还仅是有限资料的统计,但包氏作品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已由此可见一斑.

近代小说家与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一方面编辑出版报刊,另一方面作为报刊的编辑,为了维持报刊的正常发行而亲自创作、翻译小说,并主要在自己编辑的报刊上发表,从而形成了一个与以往小说家迥然不同的庞大的报人小说家群体.包天笑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范例.包天笑既是小说家又是新闻记者、编辑,有着30多年的报刊编辑生涯,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很大的心血,自己也始终以新闻记者自命,从其《钏影楼回忆录》中我们也可感觉到他对此颇为自豪.他曾经主编及参与编辑了17种报刊杂志,同时又在这些报刊杂志上翻译、创作了庞大数量的文学作品.正是通过编辑报刊以及身体力行的小说翻译与创作,包天笑在晚清至民初文坛一度引领,“执二十年文坛之牛耳”,对当时的文学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续至现代.

不过包天笑对近代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还应该首推他对外国小说的大量译介.作为近代中国继严复、林纾等少数人之后较早从事文学翻译的知识分子,尽管包天笑远没有严、林二人的翻译成就和声誉,但是他以除林纾之外无人可以匹敌的译作数量,应时代之所需,参与到当时的社会文化及文学启蒙运动中,在外国文学作品的介绍和译作所蕴涵的启蒙思想对时人的影响等方面实在功不可没.

包天笑一生同时在新闻媒介、小说翻译与创作这三个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实属不易.就这一点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恐怕无人能出其右者.如果造物主总是特别眷顾芸芸众生的某一部分人,包天笑无疑是其中的一名“幸运儿”.他这一生除了少年时期有过些许挫折和不幸以外,似乎所有人生的繁华与荣耀,各种人生的幸福、成功的喜悦都经历过了:青年时期的积极上进立即得到了成功的回报,中年时期的他则达到了人生和事业的顶峰,而他又度过了那么一个“漫长”而安逸的晚年.

但在另一方面,包天笑的那些“成绩”:特别是他主编的那些迎合市民趣味的大众文化报刊、翻译和创作的大量通俗小说又屡屡遭致人们的质疑和轻视.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后,包天笑就作为“旧派文人”的代表倍受抨击,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又使他的文学长期遭受了一种冷落和孤寂的命运.长时期以来,研究者、评论者或者对他视而不见,或者贬低他的文学成就,或者简单生硬地将其划入某一流派,用一种肯定的方式抹煞他的独特性.以致于包天笑成为文学史上被忽略、被冷落最为严重的作家之一.


如果说包天笑及其文学“生前身后”截然不同的命运,与包天笑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研究者的“偏见”、误解乃至无知所致,那同样是错误的.

首先我们来看包天笑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那种趋新与守旧、“卫道”与“解放”、东方与西方、传统的本土文化观念和“先进”的异域文化思潮的奇特结合上,而包天笑倍受争议乃至被人误解的原因,也恰恰在这里:他追逐新潮,对外来的新鲜事物――从新闻报刊、到早期电影都始终保持特有的敏感,但在另外一方面,他又被划归到了“旧派文人”的阵营,以至于后来连包氏本人也不得不以“旧派”自居.趋新而不“破旧”、“崇洋”而又热恋传统、保守而不闭塞、主张变革而非激烈,构成了包天笑文化心理个性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这种调和与中庸、兼容与并包、从容犹游的处事风格和思维方式,贯穿了包天笑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提倡新意识,保守旧道德”,这可谓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

其次,“新”与“旧”、“中”与“西”的调和杂糅,又始终是围绕着包天笑个性中发自内心的对“兴味”的看重与追求为中心的.“兴味”不仅是包天笑从小对小说的理解和把握,也是他在孩童时代痴迷于阅读小说到成年后从事小说翻译与创作的根本心理动因.他对西方小说的选择和理解,他对于报刊活动的热情,其实都没有脱离那不可救药的“兴味”.当然,如果进一步分析包天笑的“兴味”,并不能说格调有多么高雅,因此他所说的“兴味”,似乎改为“俗趣”二字应更为准确.然而悖论也正在这里:芸芸众生之中,尤其是最广大的普通百姓和市井小人,真正懂得高雅的,又能有几人?包天笑正是凭着这种“俗趣”――从事报刊编务所追求的“俗趣”、翻译和创作小说所离不开的“俗趣”,成为引领大众文化的旗手和“盟主”.

再次,包天笑的这种对“俗趣”的追求与他教化大众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脱离.相反,中国文人一向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传统思想不仅引发了包天笑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入世的思想,而且他接受并付诸实施的,恰恰是清末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新民”为宗旨的启蒙思想.在对西学极力推崇和引介下,本着强国新民的思想主张和启蒙大众的编刊宗旨,包天笑以翻译域外小说而登上了晚清文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和后来的五四文学作家们可谓“殊途同归”,包天笑所奉行的,正是另一种形式的启蒙.而且颇富讽刺意义的是:他的那些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通俗文化活动,有时候比脱离了或者不屑于“趣味”的五四新文化作家们更能起到现实意义上的启蒙效果.当然,包天笑的文化视野虽开阔却不深刻,重“俗趣”而格调不高,自然影响了包天笑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影响了他在翻译西方小说过程中对原作的误读乃至删改.

身兼小说家和编辑双重身份,包天笑从事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工作,虽然使他能够掌握读者的阅读趣味和要求并迅速调整报刊的意向,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因报刊的需要及时得到发表,长篇小说能够持续不断地在报刊上定期连载,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无论从获取、剪裁素材,还是整体构思,亦或是结构、情节的安排,都会有意无意与报刊杂志的特点相吻合,因而其作品具有了鲜明的新闻化特点,但也同时决定了他的作品多为“急就章”一类的作品,少有精雕细刻的艺术经典之作.

包天笑以其文学作品的“亦新亦旧”、“俗趣与教化”的和谐杂糅,适应了他那个转型时代的读者群体,因而能够“独领”、“风光无限”;然而,又恰是这种不能对“旧”的超越及对“俗趣”的难以摆脱,使其翻译及创作小说多为平庸而无法跻身于经典作品的行列,那么在历来重视经典作品的文学史及研究中也就得不到如同在大众群体中的“众声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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