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下的古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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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中国古诗向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经几个世纪,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翻译.本文试图从改写理论出发,运用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因素,以中国的寒山诗在美国的经典化和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从中国的古典诗歌中汲取灵感,大量译介中国古典诗歌为例,来分析中国古诗英译中译者对于原诗进行的“改写”,以及这种“改写”所达到的接受效果.

关 键 词 ：意识形态 诗学 古诗英译

中国古诗作为中国文学中的瑰宝,在向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上已经走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英国对于中国古诗的译介可追溯到16世纪末理查德·普藤汉的《英文诗艺》.一战后,英语世界的汉学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这一时期,欧美传统意识形态受到冲击,人们试图从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化中探求新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因而中国古诗的译介在20世纪前20年达到.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美国又于20世纪50—60年代掀起了翻译、学习中国古诗的第二次.受二战的影响,美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变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中国“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传统理念恰好能滋养他们的文化.

正如赵毅衡所指出的：“如果说第一次中诗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中国文字、句法和情调,那么第二次中诗人们则更倾心于中国古诗中的‘道’与‘禅’.”

一、改写理论视角下的意识形态和诗学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翻译学界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逐渐形成了以译入语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理论.勒菲弗尔作为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明确提出了：“翻译是一种最为显而易辨的改写等相同的改写的基本过程在翻译、历史研究、文集编纂、批评行为等方面都会呈现出来.”作为“改写”的翻译,深受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个因素的影响.

勒菲弗尔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并非受限于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表述为：“一种具有形式和规范的格架,支配着我们行为和信仰的格架.”此后,他又将意识形态进一步阐释为“一种被某一特定时期的一个特定社会所接受的、由观念和态度组成的概念网络”.

赞助人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包括个人、各种权力机构、报刊、杂志、出版社等等.赞助人通过对译者支付一定的稿酬和翻译费,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地位因素来限制译文规范和译作出版,甚至对译者具体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产生影响.

勒菲弗尔将主流诗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学方法：包括整个文学体裁、符号、主题,以及典型境况与特征.二是文学的作用和概念：这是文学与它所处的社会制度的关系.也就是说,组织机构实施某一时期诗学所采用的方法,作为衡量当下产品好坏的标准,符合这一时期主流诗学标准的文学作品可以在出版后较短时间内提升到“经典”的位置,而其他作品则遭到拒绝,只有等主流诗学发生变化之后方能达到经典作品的崇高地位.

勒菲弗尔指出：“在翻译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人们可以看到,假如语言学方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的本质发生冲突的话,后者往往占上风.”因此,本文着力考查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因素对中国古诗英译的操纵作用.

二、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对古诗英译的操纵

1.意识形态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大量译介了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作,据统计,1954年阿瑟·韦利发表了27首译诗,1958年斯奈德发表了24首译诗,1962年推出了收录一百首寒山诗的译诗集,到了20世纪80、90年代,还推出了寒山诗的两个全译本.寒山的诗歌在中国文学界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而被翻译到美国后却在美国伯克莱地区的“诗歌道”上留名青史,成为“旧金山文艺复兴”的经典之作,这是因为寒山诗作中的精神符合美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战后,美国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暴露,“垮掉的一代”开始对本国文化与宗教传统产生不满和质疑,他们追求自发的艺术创作,反对扼杀人们心灵的力量,寻觅自我本真,呼唤自由灵肉.

钟玲指出：“寒山诗里恰巧有1938到1958年间,美国新起一代追求的一些价值,寒山诗中不乏回归自然的呼声、直觉的感性,及反抗社会成俗的精神.”此外,“禅宗”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受到推崇,因而“寒山诗中表现心性与自然融合的‘禅’的意境被人们广泛发掘和颂扬”,例如原诗：“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近听声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读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

斯奈德译为：

I wanted a good place to settle： Cold Mountain would be safe.

Light wind in a hidden pine —listen close —the sound gets better .

Under it a gray haired man mumbles along reading Huang and Lao .

For ten years I hen’t gone back home. I’ve even fotten the way by which I came.”

译诗中多处加入了人称代词,为客观的自然景色赋予了主观色调,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斯奈德在译“寒山”、“黄老”时采取直译手法,增添了异国情调.“寒山”代表回归自然的一个心灵寄托之所,在“寒山”中静听松风,人与自然交融,“禅意”悠然而生.“黄老”是中国战国时期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这也符合美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斯奈德的第15首译诗将“住不安釜灶,行不赍衣裓.”两句译为“His shack’s got no pots or oven, he goes for a walk with his shirt and pants askew.”原文中“行不赍衣裓”的意思是出行时不备干粮和衣衫,而斯奈德却衍译为“他行走时,衬衣和裤子都斜斜地耷拉着”.这种“改写”,使一千多年后美国嬉皮士的穿着打扮跃然纸上,容易引发美国读者的共鸣. 2.主流诗学

据统计,从1911年至1930年的短短二十年间,中国古诗的英译本就多达数十种,庞德、洛威尔等人大量译介中国古诗.美国文学史家马库斯·坎利夫指出：“正当这些诗人（即意象派诗人）处于关键时刻,他们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因为从中找到了完美的含蓄和精炼的字句而感到无比兴奋激动.”庞德在论及翻译中国古诗的动机时也提到：“正因为中国诗人从不直接谈出他的看法,而是通过意象表现一切,人们才不辞繁难去翻译中国诗歌.”

1909年至1917年,英美诗人发起并付诸实践的意象派运动,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练的意象生动及形象地展现事物,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庞德等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大量翻译紧随意象派的兴起,可见诗学因素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向英美世界的译介起到了重要作用.

例如李白的《古风》第六首的七、八句： 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

叶维廉译：

Startling sand confounds the sun above the“vast sea”.

Flying snow bewilders the barbarian sky.

庞德译：

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

Flying snow bewilders the barbarian heen

按照汉语的理解习惯,“惊沙”和“海日”是两个意象,“乱”作为一个动词,对两者起联系作用.作为一名中国诗人、译者,叶维廉倡导没有框限的道家美学,其译作旨在彰显诗歌本身的美感与张力,因此在译文中只保留了“惊沙”这一意象,而将“海日”拆成了“sun”和“vast sea”.

庞德将“沙乱”和“海日”译成两个单独的意象,把“惊”单独看作一种情态,这样的处理方式打破了英语语言的表达常规,也改变了汉语中的意象,表达效果是凸显了意象,给人以深刻印象,极富创造性和表现力.

在不同的主流诗学的作用下,中美译者对于同一首诗作出了迥然不同的翻译决策,从读者接受上看,庞德的译作更符合西方意象派读者的审美需求.

从改写理论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古诗的英译,具有现实性和创新意义.无论是寒山诗在译介到美国以后的经典化,还是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诗的大量译介,很大程度上都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的结果.符合意识形态与诗学规则的成功“改写”,更容易为英语世界读者所接受,上升到“经典”地位.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