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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译事三难：信、达、雅”是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在一个多世纪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征服着中国的翻译研究领域,后来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们或赞同、或反对、或改进,都难逃离其藩蓠；而在这三个字里面,严复关于“信”与“达”的关系论述得比较清楚,后人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疑义；引起众人争议的惟有那个“雅”字.本文就力图透过我国近代史上对日译西洋术语的引入这一现象来谈谈对“雅”的看法.
关 键 词 ：信达雅 日译术语 白话文 文言文 淘汰
一、两种语言角色的互换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在日本,为了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从奈良时始,一方面,直接学习和使用汉文,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典籍和中国化了的佛教典籍加以“和译”（译为日文）.在日本接触西洋文化之前的上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所引进和翻译的几乎全是汉文书籍.中国的书籍（即日语所谓“汉籍”）一直源源不断流向日本,或被日本的知识分子收藏阅读,或被翻刻复制,或被译为日文广为传播.在日本最后一个封建江户时代的闭关锁国时期,对外交流受到了严厉的限制.但是,即使在那种条件下,中国书籍也还是通过中国商船,一批批大量地被带到日本出售且颇有市场,汉籍的传入成为中国文化影响日本的重要途径之一.
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第,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象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近代中国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们,通常把所译外文文本,分为“西文”和“东文”两大类.其中,“东文”指的就是日本语文.中国对“东文”及其著作,原本是瞧不起的.之所以称日本文为“东文”,据说就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中国人看来,日文还不配与汉文并称.但从西洋术语的翻译上来看,汉语反输给了日文.从输出到输入,汉语与日文的角色对换不由得让人在感慨之余提出疑问：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字失去了生命力?这其中当然不乏诸多历史的、文化的原因.这里就不妨从同时代的著名译家严复入手去探询一下答案.
二、严译的失败和日译的胜利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译家之一的严复先生,不仅在翻译理论上贡献巨大,他笔下的译作更是如牛毛.一百多年前,当《天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严复在翻译实践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不可磨灭.但当严复涉足术语翻译领域时,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会有后来的惨败.雷颐先生在《黄金十年》一文中写道：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而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
朱星在《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略》一书中将当时的翻译分为四类：
1.文言文古文的译语,如：严复、林纾等,这可称古译,当然寿命不长.
2.太意译的译语,如：严复《 天演论》只译大意,与原文每句并不合拍.
3.太直译的.
4.直译意译兼用.既紧靠原文,使不失真；又力求汉语化.如：陈望道所译《宣言》.
那么、严复的翻译又是如何的“古”呢?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sympathy则译为“善相感”等
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中,不无遗憾地写道：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呢?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呢?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日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文术语,不能说都为能传达愿意,只是把愿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握.而日本学人由于无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了.
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把学童一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三、白话文的胜利和文言文的失败
严译力求古雅本没有什么错误,要更深刻地理解他失败的原因恐怕要回到语言本身上来.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外强凌辱,国运多舛,国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产生了动摇,这种心态,使得国人把传统推上了被告席,历数其罪过,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于是,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可以说是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河.到了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被推到极至.当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旨是倡导白话文,并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呼应胡适.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认可的合法地位.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严复的古雅无疑是逆流而驶.文言曾经长期用作古代汉语统一的书面语,虽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但是,文言一开始就同口语有距离.文言后来同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学习起来非常困难,能使用的只是少数人,即：严译的潜在读者“士大夫”.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是汉语系统的变化,这个变化涉及语言观,文化观,社会观,政治观等的巨大变化.或者说是反映了上述观念中持有先进思想的力量觉醒和勃起.严复在此时仍坚持古雅,虽能以其优美雅致的文笔打动人心,却始终追赶不上历史车轮的前行,失败也就再所难免.
四、结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外来语的侵入与国文的变化相呼应,日译术语并不是第一个.从唐朝起就出现了变文,那是和尚俗讲的产物,就是说,是进口货,本土的文人大概不会重视,可是人民群众喜欢,就有了市场.另一种是语录,是记录禅宗和尚的机锋的,也应该算进口货.总之,都是有人民群众作内应,由外面攻进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没有日译术语的引入,严复的翻译也许仍会被淘汰,这是国文发展将必然导致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严复翻译的西洋术语虽然输给了日文,但这并不能动摇他在翻译界以及历史上的地位.因为严复的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并寓有深意的：在严复和许多主张维新变法的志士看来,要挽救祖国危亡,必改革弊端、刷新政治,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学习西方的思想学说和政治制度.他的失误在于将希望寄托在了只占社会支流的“士大夫”身上,而他的失败则提醒着我们去关注翻译标准的时代性.因为“雅”这一原则在当时无疑是不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