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译著一份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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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8.7“21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0586（2013）03-0126-03

马金鹏先生（1913—2001）,字志程,山东济南人,回族知名学者、翻译家.1932年赴埃及留学,1936年从爱资哈尔大学毕业归国,在成达师范学校教授阿拉伯语,直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3年在上海福佑路清真寺任教长.1953—1987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阿拉伯语,任讲师、副教授,1987年退休.

马金鹏先生一生著作颇丰,最主要的有二：一是晚年翻译了《古兰经》,名为《古兰经译注》；二是历时40多年翻译了世界名著《伊本·白图泰游记》（以下简称《游记》）.《游记》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元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伊本‘白图泰（1304～1378）,著名穆斯林游行家、历史学家.与马可·波罗、鄂多力克和尼哥罗康梯并称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1304年2月24日,伊本·白图泰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城伊斯兰教法官家庭.聪慧好学,少时就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精于伊斯兰法学、教义学.

1325—1354年,他用近30年时间三次外出旅行,四次朝觐,足迹遍及亚、非、欧30多个国家,行程约12万公里.游览了各地山川河流,名胜古迹,考察了各国各地特产、城市建筑、社会设施、政治制度、风俗习惯,访问了学者、名流、宗教领袖等等.

1342年7月21日,伊本.白图泰奉印度德里苏丹之命前往中国.他不远万里,经孟加拉到达中国刺桐（泉州）、汗沙城（杭州）、隋尼克兰（广州）和汗八里京城（北京）.会见了许多社会名流、阿拉伯侨民、波斯侨民,描述了航海大船的制造、农产品、金银手工业制品、瓷器、煤炭、丝绸、纸币、绘画及进出港口、国内旅行、社会治安等部门管理情况,记述了中国穆斯林聚集区和清真寺及他们争交天课的情况,并提到法官、道堂、苏非修道者、中国戏法（魔术）及可汗殉葬等等.他的许多记述可以成为我国史书或文物的佐证,填补我国史书的失阙或不详之处.

1354年,伊本·白图泰结束旅行,成了摩洛哥苏丹的幕僚.他将旅途中的奇闻讲给人听,使人敬佩.当苏丹知道后,令秘书穆罕默德·伊本·朱赞·凯洛比将伊本·白图泰口述的一切记录成书,于1356年书写完毕,名为《伊本‘白图泰游记》.此后,任摩洛哥法官,1378年归真,享有“忠实的旅行家”美称.

马金鹏先生在《游记》中译本“译者的话”中阐述了最初的想法：“本书的翻译经过了漫长的40余年.1932年底,我赴开罗学习.在伊斯兰正道会举行的一次欢迎会上,关于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种种说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带着这个问题读了穆罕默德简史《定信之光》,特别是该书203页以后的‘致函各国君王’和286页以后的‘各地代表’的记载,都没有找到有利于中国传说的证据.等由此引起我对阅读历吏、地理书籍的兴趣,进而产生了对阅读和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兴趣和想法.”

1936年,马金鹏先生与金殿桂一同从爱资哈尔大学毕业,随第二次访问埃及的恩师马松亭阿洪归国.途中马金鹏先生常与金殿桂一起在甲板上阅读《游记》.天有不测风云,当船行至马六甲海峡时突起大风,马金鸱先生躲避不及,《游记》被刮入茫茫大海之中.刚刚准备回国后开始的翻译工作,只好停下来.

1938年,与马金鹏先生同时出国留学的韩宏魁归国,并带回埃及教育部出版的《游记》校订本.马金鹏先生喜出望外地把校订本借来阅读.

当时,马金鹏先生正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任教,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1941年夏天开始了《游记》的翻译工作.由于工作繁忙,翻译时断时续.后来进入抗战最艰苦时期,日机不断空袭,学校上课只好改在晚上,白天师生和家属躲进防空洞内.马金鹏先生利用这个时间和韩宏魁一起坐在靠近洞口的地方,一面观察敌情,一面互相讨论,翻译工作进展较快.到1944年,日寇侵犯桂林之前,《游记》上册初稿已成,《游记》校订本暂还他的主人韩宏魁.

1944年秋,成达师范学校向重庆撤退.师生夹在逃难人群中,后面追兵紧逼,日机不断轰炸和扫射,几乎烧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唯有《游记》前半部译稿视为珍宝.马金鹏先生请夫人专门缝了一个布袋,将稿纸装袋系在身上,时刻不离,这才把稿件保存下来.不幸的是,在转移途中,韩宏魁先生不幸遇难,《游记》校订本丢失,翻译工作不得不再次暂停下来.

此后,马金鹏先生一直寻找蓝本.1952年,马金鹏先生任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教长,在与庞士谦老师书信往来中得知庞老师那儿有一本《游记》校订本.马金鹏先生在“译者的话”中说：“1953年,我返回北京时,庞老师知道我的翻译工作,他便慨然地对我说：‘我这里的游记校订本,你拿去用吧!’我回答说：‘怕不能很快送还啊!’他说：‘那就送给你吧!’我听到十分感谢.他问还有什么困难,我说：‘书中引用了不少《古兰经》章节,注明其出处较为困难,’于是他把一本名为《弟兄明灯》的《古兰经》索引一并送给我.”

有了这两本书,马金鹏先生又作了一些其他准备,就开始下册的翻译工作了.

1954年暑假,马坚教授在北大图书馆上万册阿拉伯语书籍里,找到了一本1809年出版的《游记》法语、阿拉伯语对照本送给了马金鹏先生,对翻译工作起到了参考作用.

随后马金鹏先生留埃同学林兴华特从友人手中借到了贝鲁特出版的《游记》原文全书送给先生.书前序言中,介绍了英、法、德、荷等国学者对《游记》的翻译、出版情况.书末附有人名、地名索引,这对全书译名的统一起了重大作用.

除了以上诸位的支持,关心外,还有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来自于周恩来总理.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访摩洛哥王国.在拜会哈桑二世国王时,哈桑二世拿出该国奉为国宝的《游记》手抄本,请总理观看.并愉快地讲述了伊本·白图泰650年前只身访问中国的情况,表明中摩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当周总理得知我国还没有《游记》的中译本时,指示有关部门组织人力、物力抓紧时间翻译.这一指示给马金鹏先生的翻译工作增添了新的动力. 马金鹏先生在各种力量的鼓舞下,决心把《游记》下册译得质量更高.他多次请教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又查阅有关历史、地理书籍,和世界各国游记名著.

1962年10月,马金鹏先生重新制订了一项详细的工作计划,按计划利用一切时间进行翻译,翻译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马金鹏先生受到了冲击,被抄家、被批斗、还被送到北京大学在江西鲤鱼州的农场劳改.不幸染上丝虫病,在晚年倍受折磨.

最痛心的是：抄家使得多年完成的译稿、积累的资料和许多从埃及带回国的珍贵书籍或丢失、或损坏.特别是庞老师送的两本书无法找回,使马金鹏先生急得两次因心梗住院,翻译工作也因此中断了十几年.

1972年,马金鹏先生从江西回京后,立即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游记》校订本阅读,准备安排时间恢复《游记》翻译工作.但突然给北京大学下达了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因要接见一批来访的第三世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北京大学受命翻译5本书.其中两本是阿拉伯语书,马坚教授翻译《阿拉伯半岛》,马金鹏先生和陈建民老师合译《科威特简史》.因此又一次中断了《游记》的翻译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大地送来了温暖、和煦的春风.70岁高龄的马金鹏先生,不顾多病的身体,以忘我的精神,再一次投入到《游记》的翻译中,争分夺秒、夜以继日,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游记》约50万字的翻译工作.

1985年,在上海外语学院朱威烈老师和宁夏人民出版社杨怀中先生的热情帮助下,中国第一部《游记》汉译本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填补了《游记》没有中文全译本的缺憾.

马金鹏先生的《游记》译作出版后,受到了阿拉伯学界和中国穆斯林知识界的极大关注.

朱威烈教授在他的《一位承前启后的穆斯林学者》一文中,是这样评价马金鹏先生《游记》汉译本的：“金鹏先生的译作《伊本·白图泰游记》,在我看来,是他对中国阿拉伯学建设作出的一项杰出贡献.等金鹏先生的译作问世后,我国研究者在原来只能依据张星烺从德文译出的中国部分,即《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的‘拔都他游记’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变成了‘以马金鹏中译为主,参考张星烺中译文’,因为只有引证直接译自原文的资料,才符合学术研究的规范.我曾对照过原文,金鹏先生的译文无疑是尽可能地做到准确、通顺、易懂.”

中译本的问世,对只识汉字的我国广大读者更是一件大喜事,它成了大家了解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沿途各国人文、历史、地理的一扇亮丽的窗口.

中译本的问世,再次架起了中摩、中阿关系的桥梁.

李华英先生在他为记念马金鹏先生归真五周年,而撰写的文章《默默奉献功莫大焉——为纪念著名穆斯林学者马金鹏先生归真5周年而作》中,记述了《游记》中译本,在摩洛哥王国所受到的殊荣：“1987年,根据中国伊协的安排,本人有幸应邀前往摩洛哥出席哈桑国王斋月讲学盛会.等根据中国伊协领导的嘱托,我把随身带去的三件礼物（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的原文《古兰经》；2.马坚先生翻译的《古兰经》中文版；3.马金鹏先生翻译的《游记》中文版）,一一送到国王手中.尽管在上述三件礼物中,《游记》中文版只能位居第三,但由于他第一次在伊本·白图泰的故乡——摩洛哥出现,其针对性之强可想而知.国王收到这些礼物后连连说：“米资亚尼”（好极了）,并指示在场官员要把上述礼物收藏在博物馆里.国王见到《游记》中文版时,不禁感到惊喜,他高兴地评论说：‘伊本·白图泰几百年前访问中国,说明摩中友谊之久远；在这位友好使者访问中国几百年之后,用中文翻译、出版他的《游记》是件大事,它标志着我们两国友谊的新发展!’最后,国王紧紧的握着我的手,高兴的说：‘愿真主赐福于你!’国王谈话间,各新闻媒体的记者簇拥而至,争先恐后地进行现场抓拍,霎时间,这个场面成了摩洛哥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等《游记》中文版在伊本·白图泰的家乡,的确产生了轰动效益.”

2000年初,国家主席接见摩洛哥客人时,《游记》中译本再次成为宾主间的话题.当客人表示需要若干本《游记》中文版留作记念时,江主席立即表示尽量满足客人要求,因此促成《游记》中译本再版.一部译作在十几年间先后惊动了两位国家元首,历史上是少见的.

一本书成了连接两个伟大民族之间友谊的纽带,这无形中说明了马金鹏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用他的一份执著完成的译著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穆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