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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称谓语是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日两国社会文化不同,亲属称谓的构成体系和使用特征因此存在很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中的某些称谓语是反映复杂人际关系、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语言符号.在对外传译过程中,如何有效传译原作中亲属称谓的文化内涵不能不引起译者及翻译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关 键 词 ： 称谓语 翻译 中日文化
美国语言学家Edward Spair说：“语言背后存在着其他东西,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国家,文化既有相似又有相异的地方,人称的使用特征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国家,两国拥有非常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在人称词汇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从莫言的《红高粱》中选取几个人称词汇的对译进行讨论,从而比较中日不同文化带来的语言上的差异.
1.对“我奶奶”的称呼
《红高粱》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所有的内心世界都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比简单的第一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因此,“我奶奶”是文章中出现的很重要的人称之一.小说在叙述的时候,都是“我奶奶”、“奶奶”这两个称呼交替出现,但是反观日译本,却发现只有一个称呼,就是“祖母”,在翻译“我奶奶”的时候省略“我”,直接说奶奶,这跟中日两国背后的文化差异是有关系的.
重视集体――一般被认为是日本人的显著特征之一.日本式的集体主义得以成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稻耕文化的影响.这一农耕文化要求人们借助集体的力量才能进行.第二,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三,国土狭小、人口众多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日本人自古就学会了在集体中生存的方法.这一文化投影在语言上便是日语中的人称代词,尤其是第一人称代词在文中的省略.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小说中的“我奶奶”、“奶奶”在译文中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两个词差别不大,“我”省略与否都是可以的,因此在符合日本人习惯的基础上作者采用都译为“祖母”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小说中对“我奶奶”的称呼还有一个,就是“少奶奶”,而且全出现在对话中,多数对话是我奶奶与伙计们或者与罗汉大爷的对话,也说明了这是他们对我奶奶的称呼.这是仆人对主人家儿媳妇的名称,是一种尊称.本章的日译本中出现了两种译法,一个是“若奥さん”,还有一个是“若奥さま”,前一个是庄长五猴子对“我奶奶”的称呼,后一个则是罗汉大爷和伙计们对“我奶奶”的称呼,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还是很注意这些细小差别的,虽然在汉语中是一样的,但是日语中会呈现出细微的差别.显然庄长不需要对我奶奶毕恭毕敬,因而用的就是一般性称呼,但是下人们在称呼我奶奶时就不一样了,我奶奶是他们的主子,因而用的就是比较尊敬的称呼.这也反映出现代汉语和日语在敬谦表达方面,日语有更加细化的区分.
但是抛开后面的接尾词“さん”或“さま”不管,关于将“少奶奶”翻译成“若奥さん”这一点,《现代汉语大词典》对少奶奶的解释是：旧时称呼富贵人家的儿媳或年轻主妇.本文中应该指的是儿媳,即“我奶奶”,因为单家还是父亲做主,而《大辞林》对“若奥さん”的解释是：①若い奥さん.②その家の主人の母を「奥さん」ち呼ぶのにして、主人の妻を敬って呼ぶ言い方.当然笔者才疏学浅,并不知道是否有比“若奥さん”更合适的词,但是这二者在意思上其实还是有细微差别的.
2.对“外曾祖父”的称呼
小说中出现的“外曾祖父”被翻译成“曾祖父”,没有了“外”字,这也是跟中日间的文化有关系的.中国和日本是邻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亲属称谓体系很相似,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吸收了欧美文化,在亲属称谓上呈现了与欧美相似的一面.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自古就重视以家庭为中心的血缘关系,宗法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核心内容,包含很多内容,因此中国的亲属称谓体系非常复杂,分类细致精确,而且姻亲关系的亲属称谓对应着男方和女方亲属于两支不同的子系统.
汉语对父方母方的亲属有不同的亲属称谓体系,父方的亲属为“内”,其余的为“外”.如中文中将“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区别开,与此相对应分别称呼为“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父系亲属名称和称谓前加上“外”字以表示母系亲属的名称和称谓.不仅如此,在其他亲属名称和称谓中同样不同程度地有所区分.除此之外,在父母同辈的亲属中,父亲的兄弟叫“叔叔”或“伯伯”,母亲的兄弟称为“舅舅”,父亲的姊妹叫“姑妈”,母亲的姐妹称为“姨妈”,等等,由此可见,汉语在亲属称谓中非常重视父系和母系的区分,并且更重视父系,以母系为“外”.
而日本的亲属称谓体系要相对简单得多.日语中“祖母”既是祖母又是外祖母,“いとこ”也是类似的,而中文却有“表”、“堂”之分,还有长幼之分.
这也是由于文化不同导致的.中国的父权社会出现在夏朝（公元前21-17世纪）,到周朝（公元前11-3世纪）时发展到顶峰,而日本停留在母系社会的时间较长,父系社会出现的时间较晚,到公元4世纪后才渐渐出现,所以中国社会重视父系而日本则没有这种倾向,这可能是其中原因之一.
还有就是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内外意识,语言学家大野晋指出,古代日本人把生活场所明确区分为“内（ウチ）”和“外（ソト）”.该团体内部的人为“ウチ”,是自己人,是熟悉、了解、亲睦和不分彼此的对象,而“ソト”则是疏远、对立、恐怖和敬而远之的对象.因此,在他们的家庭内,只要是属于家庭内部的亲戚,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一样的,都是“ウチ”,没有差别.而中国社会没有形成这种思想,因而可能这也是原因之一. 3.对“老爹”的称呼
原文：我爷爷说：“老爹,你这是给我吃宽心顺气丸.”
译文：祖父が言った じいさん そう言ってくれるともやすまる
我爷爷和这位老爷子其实并没有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但我爷爷称呼老爷子为“老爹”,这就是所谓的“拟亲属称谓”.在中国人看来,在人们日常交往中,恰当地使用拟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成员,可以起到增强彼此感情、缓和交际双方的紧张感和缩短双方距离、产生良好交际效果的作用.
日本古代受汉文化的影响,在亲属称谓、拟亲属称谓方面多有仿效.但是这里中文称呼的是“老爹”,而日语“じいさん”是爷爷的意思,似乎差了一个辈分,因为文中看不出我爷爷此时的具体年岁,但这时已经有了我爸爸,所以相比至少应该也是二十多岁,叫一位老头子的话,在拟亲属称呼中叫老爹或者老爷子都是可以的,但是叫做老爹似乎更加亲近,直接用自己直系亲属的“爹”的称呼叫这位老头子,可见老头子的话对我爷爷的重要性,以至于我爷爷一下子就把与老头子的关系拉到最近一层.
在日语的拟亲属称呼中也有“お父さん”的叫法,在称呼与父母年龄基本相同或同辈的男士时,日语里常用的就是“おじさん”或者“おとうさん”,作为拟亲属称谓的“おとうさん、おかあさん”是一个带有亲切感、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称呼,所以我觉得这里遵从中国同样的拟亲属称呼,译成“おとうさん”是可以的.
由此可看出,汉日语使用拟亲属称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汉语受中国古代文化宗法的影响,“上下、尊卑”的观念明显,因此,汉语社会的拟亲属称谓不仅是亲切的表现,还带有尊重的概念.而现代日语社会的辈分观念淡薄,其拟亲属称谓的使用只是亲切感的表现,不带有尊重的成分.
通过上文对小说《红高粱》中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称的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在人称上的相同与不同点.语言是社会、文化等内容的反映,由人称我们可以看出中日在深层文化方面的不同.对于人称“我”的不重视,体现了日本人强烈的集体意识；对“外”的不同认识,体现了中日对于“内外”区别的不同；对于拟亲属称呼的相似点,体现了中日两国地理上的一衣带水,对文化相似性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