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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龙的英文译名不是dragon,龙应译为“LOONG”.龙和dragon这两个文化负载词的意象差异巨大,译者转换意象实属无奈.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为移植“洋味”,建议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将龙“异化”为LOONG,旨在说明:龙的英译不能再“将错就错”.
关 键 词 :龙文化意象翻译策略音译
一、缘起
爱斯基摩人(Eskimo)一直呼吁世人改称他们为“In(n)uit”(因纽特人),我们也应反思“龙等于dragon”这一定式,为“龙”正名洗雪,以使“龙”实至名归.本文主张,“龙≠dragon”,龙应改译为LOONG.龙和dragon属于两种不同文化中冲突的意象.
二、文化意象冲突――兼与李占喜老师商榷
所谓“意象冲突”,是指原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在译语中没有对应或与之匹配的意象,出现了文化缺省,即使硬性对应,两种意象的联想意义、情感意义等文化内涵则会产生冲突.如“念着佛”译为“ was praying”,语用意义上是几乎等效的,根据语用学的观点,中国人和外国人读他国作品时,大都有“移情”的心理准备.但“念佛”和“pray”这两个词负载的文化意象迥异,用pray不会唤起英语读者有关佛教的任何联想,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错位.龙和dragon 两种不同的动物意象产生的善恶之分在异质文化中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褒贬色彩和联想意义.龙总是与某种祥和的感情联系在一起,似乎被一种“感情晕轮”(affective halo)所氤氲.如果把它和代表恶文化意象的dragon “拉郎配”,就是地道的“误译”.西方人受“吸血鬼”文化的影响,看到蝙蝠和长着蝙蝠翼的dragon定不会唤起任何美好的联想.
遗憾的是,李占喜和何自然两位老师把“龙”混同“dragon”, 指出“英汉两个民族赋予‘龙’以不同的文化内涵,从而使‘同一文化意象’产生了理解上的错位现象”.(李占喜等,2006)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两者并非“同一文化意象”,英美读者的认知语境中出现“理解上的错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值得注意的是,关联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的翻译的解释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它无法解释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文化缺省的移植问题,译入语读者无法建构非得由缺省的文化来填充的有效认知图式.(王斌,2000)文化传递的链条断裂了,译者的前期语境假设被消解.根据符号学理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很难一一对应,形成代码系统紊乱,使“意义”永远处于可被重新解读的漂泊状态.LOONG在不同的“语境”中,“解码”会受到不同的干预,失真和扭曲,从而产生不同的“内容”:拒绝、认同等等.
三、翻译策略的选择
(一)意象去留的无奈
人们在英译和“龙”相关的文本时,惯常的做法有三种:一是迂回策略.绕过dragon,采取替代手段,进行意象转换,二是舍弃意象.如“叶公好龙”绕开文化背景意译为“professed love of what one really fears”.三是直接译为dragon,这是把龙混同于 dragon 了.在翻译下面这句话时,杨宪益夫妇和D. Hawkes都使用dragon来翻译“龙”:
俗话说得好,“一龙九种,种种有别”,未免多了就有龙蛇混杂.(《红楼梦》第九回)(袁彩虹,2000).
杨译:As the proverbs so aptly says, “A dragon begets nine offsprings, each one different”,snakes mixed up with dragons.
霍译:There are nine kinds of dragons and no two kinds are alike, wheat is sure to contain a certain amount of chaff.
且不说Hawkes把这一极具民族特色蕴涵的成语中的“龙种”(后代,子嗣)误译为“种类”,单就两人不约而同地在英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搜寻与“龙”的“最佳关联”上,应该说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其译文似乎不能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域耦合,也不足以传递出“龙”独特的情感和联想意义,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交际意图的文化亏损”.
带有民族风味或地域特色的词语,有时是不能做转换形象之类的变通处理的.比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无论怎么译,都难以引起没有扫墓这种民俗的英美读者的共鸣,他们更不可能理解清明时节,行人欲断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联想.有些译者翻译时,干脆弃掉“清明”这个意象,这种舍弃,实际上是对原语文化不负责任的剥离和阉割.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是否可以通过音译加注的方法,寻求文化层面的补偿.值得庆幸的是,对于蕴涵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汉语专门词语的英译,采用汉语拼音加注或阐释的补偿方法有助于减少信息传递方面的障碍,达到词义文化内涵的等值传递,实现交际意图,已得到译界广泛认可.龙和(Fuwa)一样应被视为一个有着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原生态”专名,英译时应慎重处之.
(二)音译加注――语言和文化的双重补偿
英译汉时,诸如Yuppie(雅皮士)等西方文化特有现象,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词.对于像武术(wushu )、气功(qigong)这类我传统文化独有而且在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出现空缺的事物或现象,采用汉语拼音几成惯例,只有音译才能使英语读者“得意而不忘形”. 对于音译,必要时,应音义兼蓄,采用音译加注.现代语用翻译理论认为:要表现源语文化属性,增强译文的异域感,应尽量译出原文的形象和习惯.(何自然,1997)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喜欢dragon这种恶兽,中国人一定崇尚暴力,所以中国人“性本恶”.这是西方“妖魔化”(demonize)中国时的逻辑.对于“龙”这个字音译为“LOONG”,英语里早有先例,好莱坞中国巨星李小龙,在用Bruce Lee这个英文名以前,一直被音译做Lee Siu Loong,据此,“龙”这个字音译为LOONG较为理想,符合国际惯例,兼具“中国洋味”.这样“形音义”俱佳的译名,正暗合龙的特点,突出了龙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密切联系.日本人的空手道,英译karate, 韩国的跆拳道,英译tae kwon do,中国的武术、和神六分别英译为Wushu , Fuwa和Shenzhou Ⅵ, 这种异质文化在英语文化中出现缺失的现象,多采用音译法.可以说,音译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容易推广,接近本音,中国人容易接受,也表达了对古老词源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它很容易就能把西方人从“龙等于dragon”的误解中拉出来.
有人提出折中的办法――译为“Chinese dragon”,有点类似“白马非马论”,加上“Chinese”似乎就脱去了dragon的污沼,但因为有dragon临场,还是避免不了误读,西方人仍会下意识地联想到它的恶.
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上讲,我们自己有必要加以修正和解释,使用音译加注并辅之以解释性翻译确实是个解决之道.既有利于跨文化交流,也不会造成文化误读.这样一来,龙就有了自己的专属标签――LOONG,和dragon不会划为同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