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森的理与翻译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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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语言哲学家戴维森诠释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彻底诠释、诠释不确定性等观点的分析,本文主要从戴维森诠释理论的主体特性观,即思想和信念之合理性、从诠释者出发理解被诠释者、语言思维一体性及他人及客观世界对主体特性的影响几个方面阐述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关 键 词 ：彻底诠释 诠释不确定性 主体性 翻译的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自奎因提出“翻译不确定性”（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论题以来,翻译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问题一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热点.中国学者冯友兰曾以“道”、“太极”、“仁”等名词概念如何不容易翻译成西洋文字,译者只能以音译了之等具体事例来说明.有学者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不可译性来解释.诗人绿原就曾说：“每首诗所依附的语言本身都有其独特的美感,是不可由另一种语言简单传递的.”钱冠连教授认为,两种语言原则上是不可移译的,根本原因就是两种语言的不可共量性（钱冠连,2005：214）.西方学者戴维森、刘易斯、普特南先后从“彻底诠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的层面上给予论证.刘易斯提出了六个限制彻底诠释的原则,即善意原则、合理原则、真实原则、生成原则、显示原则、三角形原则；普特南提出了一个方法论的建议,使真理、翻译、和诠释这三个概念相互关联（孙冠臣,2006）.本文拟从著名哲学家戴维森的诠释理论着手,论述翻译的不确定性.

二 奎因翻译不确定性及戴维森诠释理论简介

奎因在《词与物》（1960）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

“编纂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手册的方法有多种.所有这些手册都与言语倾向的总体一致,然而它们之间却各不相容.在相当多的场合下,这些手册提供的对另一种语言的译本却各不相同,即使是对这种语言的一个句子的翻译亦是如此.这些翻译差距之大可以说连最松散意义上的等值也说不上.”

为了搞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纯经验的方式证明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问题,那就必须研究彻底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情况,即“迄今为止从没有接触过的人们之间语言的翻译”（施太格缪,2000）.譬如,当一位语言学家在一片原始森林中发现了一个迄今不为人知的部落,并试图将他们的“热带丛林语言”译为他自己的语言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奎因为此假设了以下的情景：语言学家和土人同时看到一只兔子疾奔而过,土人说了句“gagai”,在这种情况下,即使“gagai”与“兔子”两者的刺激意义基本一致,语言学家也不能完全确定“gagai”就是“兔子”的意思.因为“兔子疾走而过”这个令土人说出“gagai”的刺激条件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有多个表达方式与之匹配.此外,“gagai”还可以理解为一个抽象单项词项,如“兔性”等.总之,符合“gagai”指称对象的词项还有很多,且每个与所有可能的行为证据都并行不悖.通过这个例子,奎因解释了导致“翻译不确定性”的两个原因,即内涵或意义的不确定性及外延或指称的不可测知性或称词项的不可测知性（Quine,1969：32-35）.

戴维森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构成很多当代分析哲学家的工作的出发点（牟博,1991）.戴维森自己认为他是奎因最忠实的学生,但他的观点在许多地方较之奎因不同.戴维森关注的是“意义理论”,他认为,意义理论告诉我们陌生语言中句子的意义.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是真值条件意义论：我们诠释一个句子的意义是通过描述这个句子它在什么条件下为真实现的；我们诠释词的意义也是通过诠释这些词构成句子真的条件的特性.因此,彻底翻译问题在戴维森这里就变成了彻底诠释的问题,并且也是关于语句在何种条件下为真的问题.在对意义理论的建构中,戴维森提出的最有创建性的思想也就是他关于彻底诠释的假设.他设想,在我们对一种异类语言做出诠释时,我们对其语言不具有特定的语义知识,而只能根据说话者在具体语境中的反应和行为来判断语词的意义并做出诠释.因此,所做出的诠释必定是与说话者的语境相关的,是与说话者态度相关的.只有根据彻底诠释的理论,我们才能说某种诠释是符合说话者的意图和态度的,这也说明了说话者的话语意义（语词的或句子的意义）.在戴维森看来,真理、意义和心理态度等概念都是理解和诠释中的基本概念.正是在理解它们的相互作用中,特别是在确定说话者语言的真理论的语境中,我们才能希望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在诠释其他人的语词和思想时持宽容态度,最大限度地求得一致,同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求得我们归属于持另一种语言的人的那种自我相容性.我们能够进行彻底的诠释,因为我们有时能断定一个人同意我们所不理解的语言.此外,戴维森还详细论述了整体论原则、思想和信念之合理性、第一人称权威、他人的存在以及我―他人―世界三者相互作用等在语言诠释中的作用.

三 诠释不确定性与翻译不确定性

在论述诠释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interpretation）与翻译不确定性之前,先要弄清楚诠释与翻译的关系.诠释（interpretation）是指对语言的理解（understanding）,即听话者对说话者的理解.诠释是对语言行为进行理解,通过行为把语言置于公共可关注的位置,在公共行为中所做的理解.而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文本来替代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卡特福德,1994）.翻译处理的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它所要求的是对其中的一种语言的理解,因此,它并没解释我们自己的语言所需的基本知识是什么.翻译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诠释便是翻译的基础,我们可以用诠释理论的观点来解释翻译的不确定性.

根据戴维森的观点,在建构意义中的那些形式的和经验的限制不能唯一地确定诠释理论.或者换个更好的表达：我们不能从言语行为中唯一地构建信念和意义.戴维森认为这个理由已由奎因令人信服地做出了论证：一个言说者持什么样的语句为真决定于言说者借由他的话语表达什么含义以及他对世界的信念,而对这些决定的方式我们只能部分地清理出来（Didson,2001c：256-257）.这个观点被称为戴维森的诠释不确定性.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这个观点所言说的几层意思：（1）即使在意义的理论构建中,纵然其形式的和经验的限制条件不是任意的,我们仍然不能从这些限制条件中得到一个唯一的诠释理论,也就是说,可能存在众多可行的诠释理论,我们原则上缺乏认知判断标准,无法决定哪一种诠释是唯一正确的；（2）当所有的诠释资料都纳入考虑了,我们仍然可以从言语行为中对言说者的信念及语句的意义做出不同的诠释；（3）诠释的不确定性与奎因主张的翻译不确定性有理论上的关联（林从一,2004）.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指出戴维森诠释不确定性与奎因翻译不确定性的不同之处：（1）对思想及言说的对象的界定不同.奎因把语言的特定言说对象完全依赖于“主体间可资利用的提醒物”；而戴维森将语言所关于的对象连结到相关环境中的事件和对象上,即考虑语句说出的时间、地点和语句的说出者等语境要素,相应在语言上考虑时态,某些类型的状语和代词等等具有指示性的语言表达；（2）对意义及信念的证据理解不同.奎因认为,一个观察语句有什么样的意义（信息值）,都是由使得一个言说者对该语句持赞同或不赞同的感觉刺激模式所确定的.戴维森反对奎因的行为主义,他反对将感觉刺激作为诠释的证据.他对证据的要求只是非语义词项描述的,而不是如奎因所要求的那样应当是行为的.另外,戴维森把奎因由感觉刺激引起的对语句的赞同或反对态度,提升为依据外部世界条件对语句的持真态度；（3）对指称及指称不确定性的看法不同.如前所述,奎因认为翻译不确定性是由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及指称的不可测知性而导致的.而戴维森则认为,奎因并未对翻译和指称的实际情况做出充分的表述,他认为,当我们确实依据翻译手册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如果我们真的能从其中总结出旨在诠释语言的可容许的证据,那么,这种证据与指称问题和本体论问题无关.因为一本翻译手册仅仅表明从一种语言中的语句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中的语句所采用的方法,我们从中无法推导出有关语词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的结论.戴维森还认为即使我们获取了所有的证据,依然存在以可供选择的不同方式来陈述那些事实.（Didson,2001a10：154）换句话说,语句（及语词）的意义和指称以及信念的内容都不应被理解为单一地意谓、指称或表达某个与它们相应的事实.由此所产生的那种诠释不确定性对应于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但是,戴维森认为,在以他诠释方法所采取的那种处理方式中,不确定性的程度不会如奎因所视为可能的那么严重.因为他在一个全面的基础上倡导采用宽容原则,以及如果T约定被满足,明显地会保证量化结构的独一无二性,而奎因仅仅是在识别(identify)(纯粹)的语句联结记号时才强调宽容原则（王静,2005：63-67）.

四 戴维森诠释理论的主体特性观与翻译的不确定性

1 思想和信念之合理性

戴维森所给出的一个重要的诠释条件便是思想和信念之合理性.他认为,一个诠释者所能想出的最好的诠释,就是尽可能的在客观上正确的诠释,尽管诠释把诠释者自己的信念及合理性标准读入他人之心.戴维森的整个诠释理论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且其所提出的诠释条件对彻底诠释确实是足够的,必须要求诠释者与被诠释者之间有大致相似的对真概念的原初理解,或者说他们必共有一个类似的原初的真概念.但上述一致性丝毫也不意味着对同一个语言只能有一个甚至在细节上也一样的真理论.其实,在诠释中,诠释者可以构造出不同的真理论.这样,诠释者为其结果留下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对同一种异类语言,有构造出充分的,但却不同的真理论的可能.这一点与奎因的彻底翻译类似,故戴维森承认不确定性是奎因提出且他也赞成的一个结论（叶闯,2006：245）.

当然,不确定性不等于说任意性,不是只要我们愿意,就要可以作任意的翻译或诠释,不确定之下的各种不同的翻译也还要适合于经验证据.戴维森说,“如果存在不确定性,那是因为当拥有全部证据时,仍保留有陈述事实之替代方式的社会空间.”

由于指称框架在诠释者和被诠释者那里不同,而诠释者只能采取从我们出发的视角,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被诠释者的思想和信念,甚至以自己的标准去“校准”其他人的思想,这在方法上是要让被诠释对象来适合诠释者自己的模式（叶闯,2006：253）.而宽容原则作为理性协调原则可以保证诠释双方在标准上达成一致.

2 从诠释者出发理解被诠释者

戴维森认为,彻底诠释是从诠释者出发理解被诠释者的（即第三人称视角）、彻底诠释者也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进入诠释过程的.在戴维森我、他人与世界的特定的三角关系中,世界处于这一三角的顶点.而我们一个常识的看法是：我对于他人正在思想,对于他人正在思想某些内容缺乏类似的认识上的权威,我们在这时只能依赖于观察其他人的行为等经验的途径才能达到有限地知道他人之心的目的,也就是说,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与知道他人在想什么之间存在着方法上的、结果上的以及确定性上的不对称（叶闯,2006：258）.在将一种语言翻译成文化、社会背景全然不同的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只能依赖于他本人所观察到的作者语言所在的社会文化及思维模式,这样译者在译本中或多或少地突显了自己的主体性特征,甚至有学者称部分译作超出了原作的价值,翻译本更精彩.

但是,戴维森在认为从诠释者出发理解被诠释者的主体性确实存在,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相信什么的同时,又认为这绝不蕴涵笛卡尔式的绝对确定性.不过,否认蕴涵关系并不能得出主体性必须放弃之结论.戴维森还认为,我们的语言的意义部分地由一些也许我们并不知道的外在因素所影响.用戴维森本人的话来说,很清楚,我在这里一直所描述的断想和意义的图像并没有为此类优先性留下任何余地,因为它是在他人之心和世界知识的基础上述及自我知识的.因此,客观的和主体间的东西对于我们可以叫做主观性的任何东西都是实质性的,并构造了后者在其中形成的语境（Didson,1991）.

由此可以看出,戴维森的从诠释者出发理解被诠释者的主体性是相对的,是以语言的社会性及思想意义的外在环境为基础的.戴维森还认为：状态的个体化是通过三个因素之间的因果作用来实现的,即思想者、他与之相交流的其他人,他们知道他们所共享的一个客观世界.

3 语言思维的一体性与翻译的主体性特征

戴维森认为,语言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是我们的一部分,正像眼睛和耳朵是我们的一部分一样,它不是设计出来的通常意义上的交流工具.戴维森说：

“通过我们的语言来看世界丝毫也不比通过我们的眼睛来看世界有更多的不同.我们并不是通过我们眼睛,而是用我们的眼睛.我们并不是通过我们的手指摸东西,或通过我们的耳朵听东西.是的,存在着一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确实通过――也就是凭借着具有――眼睛来看东西.”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语言非但不是中介,这点像人的感觉器官一样,而且它不是一般的感觉器官,而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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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因受不同的历史、地理、文化习俗等影响,译者与作者在世界观、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上便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翻译过程中便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译者即是译语文本的创作者,与源语文体作者的创作方式很不相同.译者的语言、文化、价值观、思维模式以及认知经验都会对这一创作过程产生影响.

因此,语言思维的一体性和翻译的主体性特征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4 他人及客观世界对主体特性的影响

在阐述解释主体性的同时,戴维森一直强调他人存在以及我―他人―世界三者相互作用之于语言诠释的必要性.他认为,思想本身在实质上是社会的,真和客观性实质是与人的交流和兴趣有关的.“第二人”（the second man）的确实存在是诠释的必要条件,这从戴维森的语言理解总体模式――三角测量基本结构中就可以看出.其基本结构就是两个生物与一个对象三者之间的连线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对象为三角形的顶点.戴维森认为三角形中所有的联系都是因果的联系,但我们按照他的思想也可说明三角测量中所有关系都是社会的关系（王静,2005）.戴维森说：

“社会的相互作用（三角测量）也唯一为我们描述了经验如何给出我们的思想一个具体的内容.没有其他的对相互环境分享反应的人,就无法回答引起我们反应的东西在世界中是什么的问题.”

这充分说明了解释者对外在对象的认识依赖于我们与他人的社会性互动.由于语言的延异特性,可以说,没有译者的主体性创造劳动,就没有真正的译者,也就没有不同语言文化蔚为壮观的交流和相互的促进与发展（向洪全,2007）.但译者这一主体是受到他所处的客观世界的影响的.这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十分突出,作为译语文本的创作者,虽然译者与源语作者的创作方式很不相同,但他却同样身处特定意识形态之中,为特定权力话语所制约（向洪全,2007）.这为我们从全新的角度理解翻译不确定性奠定了基础.

五 结语

正如戴维森所述：“在道理上,始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在理解另一个人的语言（真理概念）的过程中所把握住的某种东西,是我们不可能传达给他的”.通过戴维森的诠释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译者可能与源文本创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模式、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他们对世界的主观理解和认识过程也不相同,这就导致了翻译过程的主观性升华.翻译者可以从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不同的利益以及完全不同的解释范围的角度进行评判,这样,翻译的不确定性也就十分明显了.当然,正如戴维森自己认为的那样,在以他的诠释方法所采取的那种处理方式中,不确定性的程度不会如奎因所视为可能的那么严重.可译性或彻底诠释始终是翻译的基础,翻译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与彻底诠释之哲学统一.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戴维森纲领的知识论重建”（06CZX010）和重庆邮电大学社科基金项目“翻译不确定性的语言哲学新视角研究”（K2009-9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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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卉,女,1969―,重庆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哲学,工作单位：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