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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诗词 《沁园春长沙》 规律性差异 意识形态 翻译
摘 要:作者比较多个《诗词》英译本发现,国内译本和国外译本有较明显的规律性差异.本文以《沁园春长沙》的六种英译为例,从词牌名、诗节、诗行的处理等方面探讨意识形态对诗词翻译的影响,认为同一原文本的中外译本的规律性差异的根源在于译者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
1937年,英国伦敦Victor Gollancz出版公司出版了美国记者Edgar Snow著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其中收录了的《七律长征》,这是迄今我们所知的诗词最早被译成的外文.自那以后,尤其是195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诗词讲解》英译单行本后,诗词除了被译成我国的十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还被译成40多种外语.诗词翻译研究是诗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研究成果近年来逐渐增多.已有的诗词英译研究主要从语言学或文艺美学角度探讨诗词翻译某一方面的得失.我们通过比较多个英文译本,发现国内译本和国外译本有较明显的规律性差异,这些差异从语言学或文艺美学角度是难以解释的,也不能仅仅归因于译者的翻译策略是“学术性译诗”还是“文学性译诗”,这些差异还和译者所属的意识形态有关.本文以《沁园春长沙》的六种英译为例,探讨意识形态对诗词形式要素翻译的影响.
《沁园春长沙》及其英译
《沁园春长沙》一词作于1925年,全词分两阕,共114字,按诗的形式分行排列,正文共计25行.本研究选择了出版时间相隔不久的国内外6个英译本为例,探讨意识形态和诗词英译在译文行数、节数、词牌名翻译和注释添加等方面的关系.几个译本简介如下:
1. 1958/1959年外文出版社版:两个版本收录的诗词相同,19首,Andrew Boyd翻译.1958年版有周振甫注释和臧克家讲解,1959年版保留了周振甫注释,统一放在译本的最后,省去了臧克家的讲解.
2. 1965年Oxford Universyty版:加拿大著名华裔学者陈志让(Jerome Ch’en)在专著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毛与中国革命》)中附诗词37首,诗词由Michael Bullock和陈志让合译.陈志让对等中国政治人物有深入的研究.
3. 1973年Wildwood House版: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和丈夫Paul Engle合译.该译本收录诗词35首,每首后附有较详细的创作背景介绍和内容阐释.译文前有长达十页的“引言”,三页的“翻译说明”,简短的“注释说明”,书后附有郭沫若1962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赏析文章《喜读的〈词六首〉》.
4. 1976年Jonathan Cape版:收录诗词十首,王慧明翻译,译文前有七页的引言,每首诗词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汉语原文,每个汉字上标出威妥玛读音,诗行下有两行英文,第一行是逐个汉字的翻译,第二行是该行诗的英语直译,第二部分是整首诗词的英译,并附有简略的注释,第三部分是该诗词的的书法手迹.译者背景不详.
5. 1976年外文出版社版:收录诗词39首,由专门成立的英译小组翻译.
《沁园春长沙》的6个译本的基本情况统计如下:
1.国外译本
意识形态与翻译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最初由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在1796年用来描述他提出的观念科学,当时包含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切信心和积极精神.这一概念在20世纪被社会科学“以不同的方式所采用,时而拉向这方,时而推向那方,但在所有的时间它依然是日常政治斗争中起某种作用的名称”.人类所有语言,不可能是中立的,总会被附加上一整套涉及特定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总会和特定的意识形态相连.译者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受制于自身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套用米歇尔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模式,我们不妨认为,译者从事翻译时,已进入一个极其多元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从事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活动.有学者干脆就把翻译称为一种政治行为.Nord在《翻译中的文本分析》一书中指出,要翻译一个特定的文本时,应该想一想以下几个问题:(1)该译什么,(2)由谁来译,(3)译给谁看,(4)怎样译.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这几个方面,这些问题相当于:(1)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应该省译,(2)谁控制译文的制作,(3)谁可以接触到外语材料,(4)为了控制原文本的信息,应该省略什么,添加什么,改动什么.翻译学研究者和翻译实践者必须对各类文本受到的显性和隐性的操控有清醒的认识.诗词的英译本出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操控是不可避免的.上述《沁园春长沙》中外英译文的规律性差异反映出了这种影响.
意识形态对《沁园春长沙》翻译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在中国具有崇高的地位,“”期间被推上了“神坛”,到了1977年,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从1957年开始抬头的极“左”思想此时到了顶峰.在这特殊的时期,的话语就是“最高指示”,无异于“圣旨”.报纸、书刊都会在显著的位置,配上一段与当前形势或内容相关联的“最高指示”.甚至“工作报告”、“工作总结”等公文的开头,也要先写一段的话,有人在写家书、情书时也引用几段语录,或者加上一段“最新指示”.由此可以看出的话语(当然包括他的诗词作品)在当时具有的“神圣性”.
国内的三个“外文社”译本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中诞生的.1958和1959年的Mao Tse-tung Nieen Poems收录诗词19首,前18首叶君健、于宝渠等译,Andrew Boyd润色加工,第19首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夫人Gladys Yang翻译,但整个译本署名译者为Andrew Boyd.署名为何不是国内译者是国内译者谦让,还是另有原因译者署名不能说和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无关.1976年的译本后来被称为“官译本”,但其诞生并不顺利.早在1960年,诗词英文版定稿组成立,除负责修订旧译外,还要翻译新发表的全部诗词.“”爆发后,定稿组的活动一度中断,直到1974年才恢复.翻译被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定稿组成员都是具有不同背景的权威人士.身为文艺处处长的诗人兼翻译家袁水拍任组长,主要从政治上把关,负责对原作的阐释,在外交部任职的乔冠华除参与对原作的解释外,还负责与原作者沟通.成员中还有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作家、曾担任《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钱钟书,以及著名翻译家、《中国文学》杂志负责人叶君健,诗、词、曲名家赵朴初,负责译文润色的英文专家Adler.
1976年译本产生时的政治环境比前两个译本还要特殊,正值“”期间.译者不得不谨小慎微,使译文尽量和原文保持一致,以免出现“政治性”错误.原作的词牌名译作照翻,原作的阕数和行数译作不变,第一个译本除了添加了有关词牌名、人物、历史事件、典故等的注释,书后还附有正式发表诗词的《诗刊》杂志主编臧克家对每首诗的讲解,第二个版本删除了臧克家的讲解,第三个版本仅保留了原作者的注释.不难看出,译者越来越“隐身”.也许正如Robert Schloes在《文本权力》中说的那样,处于被操控历史时期的人们,他们的言说和话语无限扩散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国外的三个译本分别在1965,1973,1976出版,不难看出,译者比国内译本的译者“更自由”,“更大胆”,词牌名可省略,节数和行数可增加,用较多的篇幅阐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尽管有些阐释值得商榷,以最大限度地去迎合西方读者,而不用担心译文的处理和主流意识形态抵触.国内的三个译本和国外的三个译本出版的时间相差不大,但由于译者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对原作的处理也就有明显不同.
本文仅探讨了意识形态对诗词外部形式要素翻译的影响.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长沙》一词的中外译本间的差异只不过是由于译者的风格或者文学趣味的不同而不是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很明显,中外译本规律性的差异不是用译者的风格或者文学趣味就能解释的,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译者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我们不妨认为,如果同一原文本的多个中外译本间存在规律性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译者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8SJD7400004),江苏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JDR2006B08)
作者简介:李崇月,江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在读.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