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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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歌作为民族文学的瑰宝,高度凝练、情动辞发、文以入情、虽幽必显.因此,诗歌的翻译之难,难于上青天.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修辞文风,都为诗歌翻译平添了几分难度.笔者试图结合俄国翻译文艺学派的观点,从死译活译、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翻译方法上对诗歌翻译方法进行分析.

【关 键 词 】诗歌翻译；死译活译；直译意译；归化异化

翻译,作为人类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桥梁,古今中外,必不可少.中国的翻译历史悠久,从玄奘的“五不翻”到赞宁的“六例”,从钱钟书的“化境”到傅雷的“形似与神似”,无不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底蕴,但近代的翻译学科和理论却差强人意,难成气候.尤其令人心痛的是,中华民族的绚丽瑰宝――诗歌的外译步履维艰.与此相对,与我国比邻而居的俄国对此却如鱼得水、掌握自如,在诗歌翻译方面名人辈出,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和流于后世的佳作,的确值得我们潜心学习,且必将受益匪浅.提起彼得大帝、普希金、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但大多数人只知彼得大帝是优秀的政治家、开明君主,普希金是文学巨匠、人民诗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著名小说家等殊不知他们在翻译方面也颇有建树.下面结合笔者拙见,从诗歌翻译角度,结合诗歌翻译方法,为大家呈现一个别样的俄国翻译名人录.

1.死译活译

死译和活译自古就是翻译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时常陷入迷惘.

1.1死译

死译也叫逐词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翻译时是以词为单位进行考虑的,力求译文每一个词都能与原文的词对等.这也可以叫“对号入座”. 我们经常调侃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翻译成“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倘若在正式场合出现,则必贻笑大方.可见,死译过于拘泥于原文形式,一味追求形式对等,由于不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因而晦涩、难懂、甚至不知所云.

19世纪中叶俄国“纯艺术”派诗人费特在翻译上是一位自觉地形式主义者.特别注重译作是否传达了原作的形式美,同时强调逐字翻译.他在一篇译作的序言中明确宣称：“整体上的美妙与天才的作品是分不开的,所以一个译者即使得以部分地做到这种整体上的美妙,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等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任务,主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地逐字翻译,不管这种翻译在外国语文基础上显得如何累赘和生硬,敏感的读者总会在这种译文里猜出原著的力量.”（费道罗夫,1956：60）

笔者认为费特的观点纯粹是一个“纯艺术”诗人的想象,两种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都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以汉语和日语为例,基本的动宾结构都不对等,如果原封不动地加以直译,过分拘泥于原文的词句结构,往往字句对照,以此就彼,结果不符合译语表达习惯,因行害义,文字生硬晦涩,意义不清楚,诗歌形式将遭到怎样惨不忍睹的破坏可想而知.因此,严格说起来,死译根本不能叫做翻译,更勿论用于诗歌翻译.

1.2活译

活译指翻译时力求达到灵活对等,使译文读者能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这与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翻译时在可能的范围内保存原作形式但不受原文形式的束缚,力求保存原作的内容、风格、感情和意境,包括字面及暗含意义.译语自然流畅,做到意义对等和风格对等.在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相差甚远时,可以在用词和结构方面作较大的改变.

普希金、莱蒙托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在翻译实践中都奉行反对死译、坚持活译的原则.突出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认为翻译相当于一种再创作.

普希金作为俄国最伟大的人民诗人、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翻译家,在俄国翻译史上开辟了光辉灿烂的新纪元.他的翻译注意保留原作的风格特征,诗体形式、地方和时代色彩,尤其注意保留原作的民族和民歌形式.他反对逐字死译、死扣原文字眼,主张活译原则,但对原作改动之大,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而赋予译作以真正、独立的艺术价值.但在改变原作的同时,也能以寥寥数笔勾勒出原作的特点,并且在再创造的基础上,使译文在诗歌的美感和艺术价值上大大超越原作.

19世纪20年代的莱蒙托夫,是继普希金之后的又一伟大诗人.他对原作采取活译、独立创作的态度,为了突出原作的代表性特点,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修改.尽管莱蒙托夫的译法难免有过分自由之嫌,但其刻画出的鬼斧神工的艺术效果仍令人叹为观止.

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翻译不应逐字死译,应该再现原著精神.各种语言既然各有特点、性质、修辞手法,翻译时就必须加以改动,才能正确传达原文的意思.逐字逐行的翻译貌似忠实于原文,实际最不忠实、最不准确.重要的是传达原文的精神和活力.另一方面别林斯基也反对随意性意译,还强调了再创作的重要性,认为“译者本身必须是艺术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反对逐字死译,认为“追求形式上的逐字相对,就往往破坏了语言的明确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过分自由的译法,认为翻译诗歌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比较自由地处理原文,对原著精神不任意修改,对原著总的内容能生动而正确地加以表达的活译法”.（谭载喜,1991：186）

2.直译、意译

和死译与活译不同,直译与意译并无孰优孰劣之分,这二者同为翻译所必需的不同表达手法.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指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等,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

直译和死译的区别在于,直译对译文在目标语方面作了必要的调整,因而比较符合译语习惯,文字比较通顺,读者能够看懂.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译文读者能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而死译则过于拘泥与原文的词句结构,往往字句对照,以此就彼,结果不符合译语表达习惯,文字生硬晦涩,意义不清楚,读起来费劲,甚至不可卒读.

意译（free translation）则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不注意细节,译文自然流畅即可.

英国古典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约翰德莱顿曾指出,“一名优秀的译诗者,首先必须是一名优秀的诗人.”他崇尚意译的翻译方法,认为逐字翻译就好像是“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这一比喻在翻译史上被奉为经典.

茹科夫斯基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创始人之一,诗人、翻译家.也是一位奉行意译原则的译者,其早期作品对原著中不合俄国口味的特点进行删改、修整.他认为译者应该在充分理解原作诗人的思想、并把这种思想溶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真正将原作的思想传达给本国读者.他宣称：“散文的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诗的译者是原作者的对手.”这从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肯定了再创造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在正常翻译实践过程中,不能自始至终完全坚持直译,或统统采用意译,只能根据需要,在大部分情况下使用直译,在必要时兼用意译,这样才是正确的翻译,才能达到大致相同的感受.

3.归化、异化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译者在原作和译语读者之间进行斡旋的过程.一方面,译者要深刻了解原作的意图,忠实地把它传达出来；另一方面则要考虑到读者能否接受的因素,对语言、文化等诸方面进行调整.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常常有所侧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译者以译语读者为着眼点,忠于读者胜过忠于原作者,他就会把读者带入译入语文化,倾向于使用归化的策略.而与之相反,倘若译者以原作者为着眼点,尽可能忠于原作和原语文化,接受外语文本的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则是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