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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同意识一样深刻,都是自我认识（self-awareness）得以实现的的媒介.语言是个人身份形成的基础和重要表现形式.而翻译只是种近似,而其中大多的的含义都缺失了.语言以及翻译给了我们打破八别塔的诅咒的魔力,使人类之间的隔阂得以消除,距离得以拉近.翻译是一种沟通（munication）,其中我们会了解另一种语言,熟悉另一种文化,而同时也会让我们最大限度的深究我们自己的文字和文明来更好的让别人了解.这种过程无疑是强化我们自身文化身份,自身认识的最佳途径.
一、语言与自我意识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数目众多的新学科纷纷出现,而这所有的科学种类都与人的自身精神,自身意识相关联.E.H.Carr（1973）解释称人类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意识到自身存在,更加重视自我意识,身份.而这同时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在这领域中,心理学,语言,历史,社会学,艺术,换句话说就是整个文化的相互联系受到研究.H·G·Gademer （1996）强调道所有的思想都起源于语言,因为我们只能用语言来思考.由于这个世界是通过语言来呈现出来的,所以人类所有的经历,推论都已经是经由语言事先形成的.语言的实质是它自身深刻的无意识性.而语言是人性的最重要的特质（Heidgger,1974）.Derrida（1997）指出讲一种语言并不仅仅意味着拥有相同的语言认知.更意味着共同的伦理观,文化,以及相同的归属.从语源学来讲,词语包含着历史的沉淀.西班牙著名学者玛丽亚·维 达（Maria del Carmen·frica Vidal）曾对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有过这样的描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出现,导致了层级削减,这使得翻译和译者的地位总算趋于合理.与此同时,也再次证明了翻译既不是纯洁的也不是无辜的.译者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译作出版中介的意识形态,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们足可以改变翻译产品的最后形态.译者对翻译作品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同时翻译过程亦是译者加深自己文化身份,自我精神身份认识的途径.
二、翻译、女性意识、女性身份
人的身份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包括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微观层面包括同一主流文化群体根据不同的地域,职业,性别,年龄,经济收入,受教育等情况所形成的不同的内在身份.而在翻译过程中,影响较大较为明显的一种身份就是女性身份.人们在言语活动中对语言的具体使用会显示出某 种倾向性 ,性别差异便是影响人们言语倾向性的因素之一 ,这 也 “性 别 语 言 ”产生的原因之一 .同时 ,对于父权文化而言 ,语言上强调男性主导地位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基于此 ,男 性 在 语 言 上 对 女 性 的 歧 视 便 产 生 了 ,并 体 现 于 很多 语 言 之 中 . 女性被视为低下的种群 ,受到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的困扰,经济的 、社会 的和文化的歧视.从欧洲中世纪开始,翻译就成为女性能够获得进入文学界的途径.由于女性被长时期地排斥在作者的特权外,她们转向翻译,将之视为一种可被允许的公共表达形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翻译不过是译者传递意识形态的一个借口罢了.女性主义翻译家哈伍德（Sus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的见解则多少代表了近年来的一种流行观点.哈伍德说：“我是一位女性主义者,语言可以使我将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翻译表达出来.翻译过程不是中立的,所以翻译主体或者说‘我’, 也绝不是中立的.”女性主义者不再视语言仅仅再现（represent）现实世界, 而将之理解为具有述行性（performative）的本质.翻译与女性主义的联系主要是由翻译的地位引发的.Simon认为,翻译和女性气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隐喻.“女性”和“翻译”都处在话语的低等地位；原作被视为等级上的权威和强壮的男性,译本则是低下、赢弱、派生的女性（1996）.译者相对于作者和女性相对于男性从来都是弱者.在“翻译的性别与隐喻”（Gender and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Lori Chamberlain（1992）全面考察了翻译史上的 性别隐喻,女性在这些隐喻中受到的暴力对待,女性主义翻译在实践上极力提倡一种译者干预性的翻译实践,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女性主义创造.在中国也有这样的隐喻,例如,鲁迅、茅盾、郭沫若都曾提到“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罗新璋,1984）.这样翻译过程无疑就是加深或凸显自身意识,（女性意识）的一种方法.目前的语言是束缚女性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脚镣.经过女性主义学者二三十年的努力,她/她们渐渐意识到,语言是意义争夺的场所,使主体验证和自我证明的竞技场.她们开始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操控的手段（Flotow,2004）.于是她们开始把语言作为重写女性历史和重构女性现实的武器,在概念层面、句法层面和术语层面对原文的支配性表述进行改变.在翻译策略上,女性主义极力提倡“重写”,要求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重写.目的是要建构一种“女性语言”来表达自己独特的内心体验,摆脱男性中心霸权话语所建构的女性固定形象.她们要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女性的身份被凸显.
三、翻译与民族身份
英文已然成为全球化,通讯,科技的语言.这一现象已威胁到了一些“小”语言.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是人类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智慧及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的消失.人类因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而使得人类文明更加丰富多彩.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的差异化程度在不断减弱,而弱势语言被逐渐替代甚至消失只是这一大过程的一个方面.这正如一物种的消失一样令人担忧.
自我意识是通过语言而实现的.这是个人身份的主要源泉.语言,作为储藏所有活着的历史的最大宝库,是种记忆,也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文化体现.十九世纪前半叶英国通过现代化将爱尔兰划为其殖民地的大版图的一份.依靠农业,欠发展的爱尔兰成为一个现代的,城市化的文明国家.而这一举动种很重要的一环是使英语成为语言.这一计划英国政府的目的就在于抹除爱尔兰人的民族身份,同化这一殖民地.而对爱尔兰人来说,失去了母语无疑就等于被抽干了爱尔兰身份的精髓.费兰兹.法侬（Frentz Fanon）认为“一个人拥有了语言就拥有了这种语言所承载和表现的世界”.“控制语言将获的非凡的力量”.“是征服物质的武器’语言是征服精神的武器.”所以翻译是使人保留民族身份,加强民族意识的一个有效手段.而对爱尔兰人来说,英文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