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创建人钱致榕的多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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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七十的钱致榕教授,站在讲台上依然腰背笔挺,风度翩翩,与他谈话,问他一小句,他便侃侃而谈一大段,子丑寅卯,听得人入迷,对于几十年前的某个尺寸、数字,他竟一一记得,脱口而出,他说话声音圆润,目光炯炯等虽已定居美国五十年,但在他身上,更多显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责任心,当然,总还有那么一丝美式的幽默与自得.

钱致榕,1939年生于四川资中,祖籍浙江杭州.抗战胜利后随父母迁往台湾,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后赴耶鲁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1969年起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至今.1988年,应邀往香港科技大学,任创校副校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用力颇多.七十载风栉雨沐,乐在其中.

钱致榕访谈(2008年7月3日)

“我觉得非常幸运”

钱致榕(以下简称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父亲走了,虚岁103.那天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在一起,回忆父亲生前对我们讲过哪些话,因为他这一生很少讲什么话,可是他对我们的影响却非常大.我总觉得我这一生最幸运的有两件事,第一是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我们家境并不优裕,甚至有些时候相当困难,但父母很注重教我们怎么做人,告诉我们求知的重要.

冬晓(以下简称冬):从小的耳濡目染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钱:对.第二是我出生的时代.我出生在1939年,正好是抗战时期,可以说是生于忧患.出身清寒一些其实有很大好处,我从初中开始就做家教贴补家用,从小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也不是父母教出来的,就是晓得大家要过日子嘛.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生长环境太好了,反而丧失了承担责任的机会,这是一个绝大的损失.

冬:台大毕业后怎么就去了美国呢

钱:我父亲那时候在工矿处做事情,管全省的电力,全省任何一个工厂、矿山出了事故,凡是跟电有关的,他都得去看,去做安全检查.通常他会带我去,所以那些盐田、矿山、工厂我全都跑过.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把全台湾26个县市都跑下来了,觉得应该再去外面看看,所以就决定到美国去.

冬:就去了耶鲁大学

钱:对.当时还有一个插曲.申请到奖学金以后要交保证金,我记得是2400块,还要准备旅费,家里拿不出来那么多钱.这时候呢,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派人送了个信给我,叫我去看他,我就去了.他说,听说你要出国了我说奖学金是申请到了,但是走不走得成还是个问题.他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保证金的问题,他说这个钱我借给你.我说还有机票的问题,他说机票我送你好了,我说您不要送,您借给我,他就借给我了.

他还叮嘱了我几件事情:第一,去了以后不要急着还钱,不要拼命省钱.第二,在那边最重要的还不是学知识,而是要了解美国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转的.他说你毕业以后工作两三年再回来,因为念书的时候都是在学校里,外面怎么样都不了解,最好工作两三年再回来.他说,你要下定一个决心:三年之内不要批评美国,就观察.我问他批评有什么坏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批评完了就觉得尽了责任,就不去了解,不去想怎么改革自己的社会,这就大错特错了,美国这个社会再糟糕,全世界的人都拼命往那儿走,总有它的长处,你们如果把那套学会了,将来大家就是拼命往中国跑了.

冬:那时候就有这样的远见！

钱:他从来没出过国,也不会英文,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方仲豪,我想方伯伯假如地下有灵的话,我要感谢他.

“拿得起,放得下”

冬:这中间我知道您不但成了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还参加过“保钓运动”,尤其从1980年到现在,无数次回国,帮助中国的大学教育,建立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并且还创办了香港科技大学,做了太多重要的事.但您毕竟也快70岁了,会不会偶尔有“老了”、“该退休了”这样的想法

钱:我今年虚岁70,其实心理上并不觉得怎样,倒是身体上确实有一点感觉了.

冬:要适可而止了.(笑)

钱:另外我想,年龄大了倒也有另一种自由.比如今年一月份,我到盐湖城去看我的大儿子,突然一个中学同学邀我去滑雪.滑雪我是一直想学的,但也一直没机会学,这次终于就去了.先是一路滚下来,滚也得滚得有技术啊,就是腿不能摔断.滚到后来我真是想爬下去算了,因为你摔倒以后呢,穿着雪鞋是站不起来的,得让人把你拉起来.所以摔得真是想放弃了,后来想不行,为什么呢我孙女五岁,她说:爷爷,我和你滑雪去！我不好意思告诉她我不会滑雪,因为在孙女的眼睛里,爸爸和爷爷是什么都能的.所以我说,好,明天跟你去！一天下来,真是觉得过瘾,挺得意,第一腿没摔断,第二后面的大半段是一路滑下来的,“哗――”就下来了.所以我后来就打给我太太说,明年一月滑雪去！

还有一件事,我从前弄过菜园子嘛,但很久没种了,因为暑假都在外面.今年我估计到八月份都会在家里待着,就又开始种,从番茄种起.我从前种过一个品种的番茄,一个能长到一两斤重,真是大,种上以后就很得意地出门了,估计再回去大概它可以长到两三尺,结果回去一看,只有六寸高,再仔细一看,被鹿给吃掉了.

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很细的钓鱼线,大概每一两尺拴一根线,因为鹿看不见那么细的线,它一下子碰到看不见的东西就会吓跑.结果发现这个办法也不行,它把桌子撞倒照样进来.后来我开始研究鹿的天敌是什么,发现是郊狼,英文叫coyote,我就到卖书、卖花的店里去问有没有郊狼的尿,结果就买到了,拿回去洒在土上,鹿就不来了.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这次我把剩下的郊狼尿弄出来,发现没用了.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可能是放了十年味道没有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美国人口太多,郊狼已经消失了,现在的鹿已经不知道郊狼是怎么回事了,根本不怕.

冬:敌人已经被消灭了.

钱:对.(笑)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真是人生的享受.我还种过一些玉米,那个玉米真是好啊,我们叫“银皇后”,甜得不得了,是马里兰州发展的,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品种.从前我种玉米,在田边生个火,上面放一口大锅,水滚了就把玉米捏下来往里面一丢,三分钟后捞起来吃,入口即化.那个玉米放久了会大量淀粉化,口感就不一样.这种乐趣在城里已经享受不到了.

冬: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归田园”呢

钱:不晓得.(笑)真的哪一天下定决心退休的话,这些都可以做的.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做家具.从前我小孩的家具全是我做的,每生一个小孩,就给他们做一套家具:一个五斗柜,一个书桌,一把椅子.

冬:现在有那么多现代化的东西,他们还会要吗

钱:比如说,我二儿子小时候一直想要一个tree-house,就是在大树上造一个小房子,小孩就喜欢这个.结果我还没开始造呢,就去忙回中国的事儿了,等到再有空的时候,他都已经念研究生了.现在我发现,他的孩子也很想要这个,所以我想再做一个,跟他一起设计.

冬:但是对您来说,下定决心退休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钱:也有不甘心,也很矛盾,有时候觉得年轻人的世界我就别管了,我自己去享福吧,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可是慢慢发现,最享福的事还是跟教育有关的.

说到以后,现实一点的话,不可能教书到十岁,大概也不可能立刻退休,多半是掌握一个平衡点的问题.比如通识教育,假如真要做的话,要么在大陆,要么在台湾,得选定一个地方,一待三五年,因为这需要一连串潜移默化的工作,要把一代老师的想法改过来.

冬:这是最难的.

钱:对.所以也有可能我一两年之内就回来了,回大陆也行,回台湾也行,但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这个学校的领导是真正下决心要做通识教育,而不只是做表面文章.我不要找最好的学生,也不需要最好的设备,但得有一些人有这个共同理想,对教育的本质、对办大学的真谛有共识,这是最重要的.

冬:您还想为这个本质奋斗多少年

钱: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我们这批人努力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有一批新的、有同样理念的人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就该靠边站了,另一个可能,每个人的能力都有限,当你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时代也在变,你不一定跟得上,再坚持个人看法就不一定对了.我不觉得一个人应该在一件工作上做很久很久,或者以同一个方式在同一个位置上做很久,差不多就得跳出来,跳到另外一面去看看.

冬:所以您这一生就是学习、调查、实践,再学习、再调查、再实践,不断地突破.

钱: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非常感兴趣,一定要突破,突破以后一定要扩张,否则会再度被困难包围起来.这就像太史公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很丰富的人生,只是我们常常受自己的局限,好可惜.

另外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每过三五年,要交些新的朋友.我想大部分人百分之七八十的朋友都是从前的同学,好像从大学毕业后就没交过新朋友.

冬:生活圈子打不开,事业、知识面都打不开.

钱:现在我才慢慢体会到,每过几年一定要花点时间,把自己的心打开,接受外面的新东西,交一些新的朋友.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交的朋友年龄越来越小,将来老了也不会孤独.

冬:对,年纪大的人一定要交年轻朋友,这个很重要.

钱:否则年纪越大圈子越小,成天就是你病我痛,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冬:您觉得对老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对年轻人来说又是什么最重要

钱:其实是同样一句话:拿得起,放得下.年轻人要“拿得起”,老年人要“放得下”.很多人其实放不下,好像打了天下一定就要坐天下,最后逼到退休才走.

年轻人一定要拿得起,不要犹豫.我有一个体会,人生当中的小决定是精打细算做出来的,大决定全是出自感性,比如学什么,要不要结婚,跟谁结婚,要不要小孩,要不要改行,这都是大决定.这种大决定很少是算来算去的,结不结婚就是靠一时糊涂,结了婚以后总行的,小两口慢慢过就是了.

现在回头看,我这一生其实没有什么大的计划,碰到一个东西就试一试、做一做,做了可能就发生兴趣.常有年轻人说:我想做这个事,但是做不了,我就跟他说,其实一个人一生做的事情,十之是自己决定不了的,可是怎么个做法,十之是自己决定的,而且怎么个做法,往往决定了你开不开心.所以干脆就不要挑精选肥了,大致选个方向,能有什么机会就放开手去做.这种想法可能影响了我一生,所以从某个角度看,我这一生杂乱无章.

冬:但是您始终是有一个“主线”的,比如您一直没有放弃研究工作,比如您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中国文化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钱:是,这个长远的东西是一直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