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途殊归”的两位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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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二十世纪大学史众多人物中,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可谓备得“身后荣耀”,一句“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的名言几乎使他与蔡元培先生比肩而立.而实际执掌北京大学二十年之久、且在西南联大时期与梅校长共度时艰的蒋梦麟先生,相形之下就显得逊色了许多.尽管蒋氏以一部颇具智慧与眼光的自传《西潮》(续有《新潮》)在中外读书界赢得持久赞誉,却难以改变他在大学史评价话语中的某种“劣势”,虽说北大方面已做了不少补救,梦麟先生的历史影像还是存在着若干模糊之处.

首先,在意识形态主导时期撰成的《北京大学校史》中,蒋梦麟被描述为奉命管理北大的“国民党官僚”,后来经增订的同一校史,笔调虽变得温和,但对蒋氏的评价远未给予教育家的称号.其次,在学术界话语中,争议较多的是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之际提出“教授治学,校长治校”方针,与其老师蔡元培先生的“教授治校”主张似乎有所背离,显露出理念上的差异.其三,西南联大后期蒋梦麟与北大教授之间的关系疏远,沟通渠道不畅,在其执意出任宋子文内阁秘书长问题上矛盾终于爆发,致使蒋氏不得不退出北大.蒋梦麟在教育界的结局,他本人以及北大同人大多讳言其事,显然该事件已超出蒋本人的进退行止,而与抗战时期北大不便对外言说的真实处境有关.

上述三方面,归结为一点,即在处理校长与教授群体的关系问题上,蒋梦麟的“强势”与有担当的风格既成就了他在大学史上的地位,也造成了他最终不无尴尬和酸楚地被迫离别北大,乃至脱离教育界.可见,中国早期的大学校长,如何保持与教授群体的良性互动,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毫无疑问,蒋梦麟属于有才干的大学领导者.他在蔡元培任职北大后期,以总务长身份代行校长职权,面对“五四”之后国立高校欠薪严重、各类学潮此伏彼起的重重危机,竟能坚守三年之久,维持北大大体上运转如常,显示出不凡的韧性和能力.从孙中山、蔡元培到,均对蒋梦麟的才干大为赞赏,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出于“中法系”的门户之见,在教育界曾欲阻格新锐蒋梦麟,竟一直难以如愿.1928年,蒋梦麟接替提出辞职的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长、教育部长,同时还兼任第四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校长职务,在其任内推出《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意在整顿和规范经历长期动荡的国内高等学府.正是有了这番主持全国学政的历练之后,蒋梦麟成功地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达成协议,取得该会向北大提供二十万元的资助,才于1930年重返北大,再作冯妇,实施“振兴北大”的设想.

如此“强势”的校长,对于当时千疮百孔、名不副实的北大,施用猛药以救治复原,看来是势所必然了.“校长治校”的提出,显然有着特定的背景和实际需求.其实,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就一般意义理解,乃大学再正常不过的“原生态”,本来并无相悖之处.可是,倘从蔡元培先生开启“教授治校”大学理念的高度加以审视,梦麟先生的“英雄色彩”就不免稍浓了些.胡适转述的蒋校长那句“聘请新人,你们去做,辞退旧人,由我来做”的大言,就绝非平庸卸责之辈所能道出.1934年前后,北大内部曾有将国文系并入史学系之议,国文系资深教授林损(公铎)及许之衡等被解聘(不续聘),招致林公铎等人极度不满而撰文泄愤,也引发国文系一些学生拒绝合并而进行校内活动.此次文学院调整的一个核心点,应是“传说中的”马裕藻(幼渔)教授续聘与否的问题.关于此节,坊间流传不少说法,由于这位“太炎弟子”的去留牵动诸多方面,实施难度颇大,最后蒋梦麟校长及文学院长胡适等“当权派”决定保留马教授的教职,一仍其旧,实则选择了息事宁人.不过,如此大动作的“整肃”,也触动了北大校内散漫松垮的风习,更使一些思想敏感的人开始慨叹自由空间正在“缩水”.就在同一年,外文系温源宁教授脱离北大,另谋职业.从《胡适日记》此一时期的载述观察,对身兼校内外数职的温氏,胡适并无好感,曾当面提醒他不可“自误”.此外,梁宗岱也在被解聘之列,梁氏与胡适的关系不融洽,加之因家庭纠纷闹得满城风雨,显然影响到自己的教职.

改革后的北大文学院,胡适身兼数职,既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又兼任外文系主任,有段时间还兼领教育系主任.他引进的教授及研究人员乃傅斯年、徐志摩等人,陈受颐、受康兄弟亦在受重用之列.此时的北大文科似乎有了一些胡适等新派学者“一统天下”的味道,联系到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倡“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胡适认为蔡先生的方针“错了”,应当摈斥旧学者,扶持新生力量,北大才有希望的旧事,看来胡适如今可以一展初衷,放手革新北大了.而他的有力支持者蒋梦麟校长无疑将权力已经委诸胡适而任其尽情发挥.人们知道,即使在蔡元培校长当政时,胡适力求影响校政的言行就已十分明显,而今更是无所阻挡.从积极方面观察,输入新鲜力量,使北大文科面貌一新,有利于长期发展提高.而另一方面,校内那种“兼容并包”的宽厚雍容气氛也日渐稀薄矣.与胡适曾有交往而后来不甚相得的钱穆,晚年撰述自传性质的《师友杂忆》时,对三十年代的北大校内空气从一个侧面作过描述,在他看来,胡适等主流派已经构成北大文科的主体,与他们不合流的学术观点往往遭排斥和冷遇,像蒙文通那样的学者亦遭遇解聘之命运.总之,在外界印象中,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校园与蔡元培时代已经发生一些变化,则是不争的事实.

蒋梦麟作为北大校长,确乎也有些“生不逢时”,接手北大不满一年,东北沦陷,故都北平竟在长城抗战中突出暴露在战线前沿,成为“危险地带”,办学的和平环境不复存在.一些资料显示,他参与了黄郛与日方谈判“塘沽协定”的外交活动,有评论认为,该协定保住北方此后四年之久的平静生活.蒋梦麟在北大校长任上与日本军人的交涉,曾得到曹聚仁等新闻界人士高度赞誉,被评价为有担当有气节的大学校长.可知战前一段时间,蒋校长必须应付时局干扰来维持办学局面,这在当时绝非易事,既需要胆量也需要谋略,而这显然已超出一个大学校长的“本分”,其艰难与担待当可想见.在抗战爆发后成立由北方三校合组的联合大学问题上,蒋梦麟实际上处于被动境地,基本上是全盘接受了由胡适、王世杰、傅斯年等人议定的合校成案.而正是西南联大的合作办学体制,使得曾为“最高学府”的北大陷入某种尴尬境地,蒋的校长职务也渐渐名存实亡,而他的表现既矛盾也充满悲情,令一般局外人颇感困惑.所谓矛盾之处在于,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保持团结合作乃大局所需,作为政学两面人物,蒋尤其知道其中的奥秘,在北大与清华两强相较不占上风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低调”行事,维护大局,隐忍为上.可是他的“我对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态度,固然成全了西南联大,却使北大方面的教员乃至学生对他不满失望的暗流生长起来,他在寻求个人出路时的处事不当,终于导致1945年6月的“倒蒋迎胡(胡适)”风波,他不得不黯然离别北大.看来,当年教授们的选择,决定了校长的命运.

在述及此事的评论中,有蒋氏“遭到排挤”一说,值得注意.单纯从人事瓜葛角度看蒋的离开北大,盖与蒋氏毕竟无学术地位且已担任校长多年、治校已无新意有关,而人们对胡适寄予厚望似也是一个不容轻忽的变动因素.然而问题的关键,还是蒋梦麟自己无法专心致志于北大振兴,他本人又不愿长期投闲置散,寻求仕途出路时多少有些“饥不择食”,连内阁秘书长那样的“幕僚”角色也乐于“屈尊”担当.至于所谓蒋的夫人“陶曾谷女士与北大众教授不和”一事,只能作为一个内部参考因素而已.在中国的环境里,任官职时间不可过久,否则本人不免意兴阑珊不说,也极易滋生许多负面因素,反而渐渐抵消了先前的功绩.所以教育界“校长职业化”之说在中国需要慎重行事.校长一职,在一般社会看来,毕竟属于学官性质,校长长期放下学校不管,另谋“高就”,必然导致众叛亲离,所以悲情的发生也就势所难免.蒋梦麟本是极聪明之人,可是他在北大的结局却不漂亮,显然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此后绝少提及此事,这里面涉及对于多年朋友的认知,当然也确有他自己违反自订《大学规程》的缺失,自然还是不说为妙了.

梅贻琦先生本是一位平淡无奇的人物,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他身上“官气”淡薄,而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外显,行事低调,待人谦和,像是一个偶然被放到校长位置上去的优秀教师.大概是他最初缺少和党派的背景,以致他晚年两度出任偏居一隅的“残留政权”的教育部长,世人也并不太看重.梅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来自教师而安于教职,并无觊觎高官权位的心思.对此,清华的教授们看得分明,始终视他为圈内之人,少有隔膜和距离感.梅氏作为“资深教师”,确实在教育方面动脑筋,他的关于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主张、他的《大学一解》尊仰“大师”的经典定义,完全显明了他在大学教育上的正大思路,留给后人许多想望和追索的空间.

世人印象里的清华学校,“洋气”充盈,无论建筑还是教师的学历学位,更重要的是师生们的精神追求所形成的校内风气.清华人早期的“崇洋”和优越感,到了梅贻琦长校时,渐渐演变“物化”为管理规范和教学训练严格有序,清华单个人的魅力或许不够“诱人”,但集体(学人群)的优势则颇为明显.尤其是清华教授群体,相互间有着密切的连接纽带,往往非外界所能探知.清华人既有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的同学经历,又有留学美国的同窗之谊,彼此间交往不断者可有十余年的共同经历和交情.早期清华校内又素有“清华人治清华”的半公开规则,政府派来的非清华出身的罗家伦(北大)、吴南轩(复旦)履职校长先后大败而归,且留下“骂名”.做一个让清华人内心服膺的校长,实非易事.梅贻琦属于“老清华”,十余年数理教师的经历,使得日后他的不少同事即是当年他教过的学生.他还是校内教授们首次选举的教务长,显示其实力派角色.不过,当初他迟迟没有进入人们选择校长的视野,直至校长风波屡屡发生,学校处于无校长状态时,有关方面才决定请他试一试,孰料这“一试”,竟试出了一位“终身校长”.

早先清华文科的领军人物冯友兰认为,梅先生确有一套做校长的本领.做大学校长的本领首先需要处理好与教授们的关系,那种趾高气扬、颐指气使的学府官僚势必难以长久.梅贻琦在清华校内并没有明确标举“教授治校”之类口号,他的所作所为,却处处体现了这一大学基本精神.梅校长称言:校长就是带着校役为教授们开会搬放凳子的人.此话实则蕴涵着我们今天所说的“服务精神”.即使在已经取得相当办学成就的时候,在一片赞美声中,梅校长也不失冷静,他自喻为京戏里的“王帽”,虽表面风光,而真正的好戏却要“角儿”(教授们)来唱.这样一番表白,尽显梅先生的低调、智慧,还有性格.梅氏本来即是沉静自守,少有张扬夸饰的性情.不过,他绝非内心无主见,遇事无办法的人.在教授会或评议会上,教授们因意见不同而争持不下的时候,已经静听许久的梅校长也常常能够“片言而决”,众人反而服膺无异议.梅校长对于教授群体的依赖,并非出于所谓“策略考量”的计谋心理,而是始终将自己与众教授视为一体,甘苦与共,合力办校.此种心态,久而久之,学校上下之人均可感受得到,自然是秩序井然,人心平稳,学校蒸蒸日上,自不待言.

梅贻琦自1932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至1948年离开北平,十六年间,可以分作三段:抗战前,西南联大时期,复员北返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城内,清华增建工学院,可谓一件大事,实际奠定了此后在西南联大的学科优势.在此过程中,出身电机专业的梅贻琦其作用明显.更为重要的是,西南联大近九年间三校合作办学,梅贻琦始终居于主导位置,任劳任怨,恪尽职守,进退有据,善始善终.可以说,随着抗战结束,西南联大功德圆满,梅贻琦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也由此确立起来.与蒋梦麟的“败走北大”不同,梅先生恰恰是在蒋梦麟的亮度渐渐暗淡下去的时候,越发显得作用独特而可贵,时势造就了优秀的大学管理者,战争环境培育了一位北方教育界的杰出领袖.

1949年,北平学界在新旧政权更迭之际,面临着走与留的现实选择.与清华大多数教授们决定留下来不同,梅贻琦校长步北大校长胡适之后尘从清华园出走,以日后的眼光来看,他显然选择了另一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当初,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屡屡劝留,清华学生甚至到梅宅集体挽留,可是被外界评论为“不懂政治”的梅贻琦却沉着而决然地选择出走,并未表现出多少犹移之态.有人认定他有“难处”,不得不走(如他的清华同事冯友兰即持此看法,而所谓“难处”云云,莫非指梅的妻妹夫乃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将军之类关系).当然也有评论认为梅先生其实在政治上本来就不乏眼光与定力.后来在台湾新竹,梅贻琦一手缔造了海外清华的基业,因而才有了台海两岸清华人均认可的“终身校长”美誉.而蒋梦麟“转岗”到行政院秘书长之后,虽曾设法增加当时在西南的各高校“复员”经费,却也是有心无力.其晚年在台主持“农复会”工作,据说对台湾的土地改革谋划出力颇多,而与教育界却已没有了实质性“瓜葛”.

大学史上这桩“蒋、梅易势”的事例,实则包含着北大、清华两校实力比对的此消彼长、微妙变迁,透露出上世纪四十年代高等学府内部因果轮替一些背面场景,也揭示了两位大学校长的不同性格、追求、际遇以及结局.

(此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6JA880040”系列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