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的政治风云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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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共合作背景下成立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有着深切的历史因缘.本文钩沉在诸多革命活动中二者的积极互动,特别着重探讨了黄仁事件、五卅运动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海大学的相互政治激荡.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海大学；互动

[关 键 词 ]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4-0018-04

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并于1924年3月1日起正式办公.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共同奋斗与矛盾纠葛在此均有鲜明的体现.由于上海大学原本就是国共两党发展政治势力的重要场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风云激荡有了新的延展.

一、上海大学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政治因缘

1922年10月,从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一变而为上海大学,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邵力子为副校长,为上海大学的政治新生,特别是为国共两党势力的楔入奠定了基础.孙中山重建的大元帅府很快注资上海大学.于右任欲请旅沪的李大钊来上大协助校务.通过这一层关系,人邓中夏1923年4月受聘为校务长（前任为叶楚伧）,这就为瞿秋白等人执教上海大学大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成立,活跃于上海大学的国共两党精英有了新的更高的政治身份.以1923年末改定的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名单为据,[1]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于右任（上海大学校长）,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的邓中夏（校务长）,为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的调查干事；委员何世桢（学务长兼英国文学系主任）,为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秘书；委员叶楚伧为上海执行部秘书处常务委员,同时兼任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部长；委员邵力子为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秘书；[2]委员瞿秋白（社会学系主任）,作为中国国民党候补执委,驻上海执行部.[3]在上海执行部任职的上大校委会委员,应还有韩觉民.[4]上大校委会成员与上海执行部绝无瓜葛的,似仅有洪野（美术科主任）、曾伯英2人而已.

9人组成的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委员竟有7人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已属高比例,且多在上海执行部位居上层.其中秘书处常委1人,部长2名,秘书2名.根据《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办事章程》对秘书职责的规定,秘书协助部长整理部务,“部长不在时代行部长之责任”,[5]可见秘书职权之重要.驻上海执行部的瞿秋白虽无职务,其政治地位同样不容小觑.上海执行部的这些高层干部在上海大学的,为将该部的方针政策贯彻于上海大学创造了便利条件.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曾到上海大学演讲或授课的国共早期重要成员,也多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有着一定的关联.比如,1924年3月22日,吴稚晖到上大演讲,吴氏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驻上海执行部.[6]4月4日,在上大演讲《中俄交涉破裂原因》的恽代英（后亦为校行政委员会委员）,为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同日,到上大演讲《欧洲现势与东方民族之关系》的沈泽民,为上海执行部宣传部宣传指导干事.[7]胡汉民先后于4月20日、26日,到上大演讲《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他当时是上海执行部秘书处三位常务委员之一,同时又为该执行部的组织部部长.[8]此前的3月14日,戴季陶到上大演讲《东方问题与世界问题》,他虽不在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关于上海执行部的委任之列,但因在沪的胡汉民、汪精卫先后返粤,张静江由于健康缘故辞职,孙中山遂命戴氏与汪精卫对调任驻沪委员,上海执行部亦在其职权范围,只是未到部视事.[9]1925年5月2日,向警予到上大参加女同学会成立大会,并作演讲,其当时公开身份是上海执行部妇女部负责人（她以前曾为青年妇女部助理）.[10]此外,在该校任教的施存统也在上海执行部担任宣传部宣传指导干事一职.[11]

身跨政、学两界的国共精英,所以如此关注上海大学,缘起于1923年良好协作的基础,而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更是增强了为国民革命培养干部的紧迫性.“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发展格局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大学的政治地位.作为指导东南党务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对这所高校情有独钟理所应当.

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海大学在诸多革命活动中的积极互动

由于上海大学的特殊地位,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初,在策划推行各项革命工作任务时,每每以上海大学为倚重的主要力量.而上海大学在国共精英（多在上海执行部任职,极明了执行部的精神）的带领下,亦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积极性,从而使之走在革命浪潮的前列.

1924年3月20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四次执行委员会议,胡汉民、于右任、、瞿秋白、叶楚伧等出席,邵力子、恽代英列席.议决诸项事宜,其中就有通过宣传部提交的上海大学设立“现代政治班”案,交宣传部修改细目.此外,还决定各部对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等运动.[13]平民教育运动,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开办伊始着重推行的工作事项,在3月6日上海执行部召开的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就议决：“‘平民教育运动’为本党目前下手一般的工作,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主持之,指挥凡属能做此种工作之同志一律活动起来.”[14]一度任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15]中经筹备追悼列宁大会的忙碌,平民教育运动在上海执行部第四次执行委员会议重提,与会的于右任、叶楚伧、瞿秋白、邵力子、恽代英数人同属上海大学管理高层.特别是重视群众运动的人瞿秋白、邵力子、恽代英在场,这极有利于上海大学推进相关工作.

3月31日,上海大学决定组织平民学校,并召开筹办平民教育大会,邓中夏阐明了提倡平民教育的必要性.[16]经过半月的筹备工作,4月15日上海大学附设的平民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邵力子等说明办校意义.上海大学扎实稳步推进上海执行部布置的平民教育运动.

同期,上海执行部谋划布置的青运、妇运等工作,也得到上海大学的积极响应.4月17日,据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上海执行部青年部近日组建青年委员会,已从沪上20余校中推举委员40余人,各分任职务,拟开展出版、演讲、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工作.这其中自然少不了上海大学的人才.[17]同月,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等组织联合发表宣言,支持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潮.[18]这时段,上大女生也召开大会,发通电、通告,编写特刊,支援保定女师学生,与此形成了积极的呼应. 北京政变发生后,孙中山应邀北上,积极倡导召开国民会议.于是,推进国民会议运动也就成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紧迫任务.12月8日,上海大学女生团及平民学校、大夏大学女生团、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等13个团体代表及其他参加者10余人,借上海大学召开筹备会,一致通过成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推定的18名委员,其中就有上大学生杨之华、钟复光等人.1925年3月10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团体又一次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19]上海大学特别是其中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对国民会议运动的积极贡献,于此可见一斑.正因为上海大学热衷于妇女运动,且有领袖人物产生,该校培养的女学生杨之华在五卅惨案后负责上海执行部妇女部,[20]也就有了铺垫.

在追悼孙中山活动中上海大学的积极表现,更表明这所在革命洪流中成长起来的高校已炼就了自主创造力.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翌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民国日报》上发布孙中山逝世讣告,并在孙中山故居设灵一月.[21]即日起,国民党上海各区分部、上海大学等数十个团体和学校至孙中山故居吊唁.[22]在4月12日,上海大学又参与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领头组织的有10万群众参加的孙中山追悼大会.[23]更为抢眼的是,3月1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四区四分部（即上海大学分部）致电国民党委员会,请求将上海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并由派专员来校讲授三义.此请虽未成事,但是国民党上海大学分部却为上海执行部扬了名,使之成为悼念孙中山活动中的一个亮点.

三、国共摩擦加剧,黄仁之死激化两大革命党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的斗争

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理念与革命路径设计,致使两党在合作的“蜜月期”就摩擦出不和谐之音.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常运作不过3个多月,驻上海执行部的国民党监委张继、谢持,就联合另一名监委邓泽如,于6月18日在广州向孙中山和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弹劾案》.[24]上海执行部这一边也是风烟四起,受国民党的排挤,于7月中辞去了执行部组织部秘书职务.[25]正当广州方面对弹劾问题悬置未决之际,上海的国共两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上海执行部被逼到了风口浪尖,上海大学也面临师生分裂的危机.

8月1日,国民党周颂西、喻育之、曾贯五等在南方大学召集上海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故意诽谤人,挑起事端,反共党员与附共党员之间发生冲突,酿成黎磊等被殴事件.[26]翌日,周颂西、喻育之等人又赴上海执行部,要叶楚伧致电国民党“排除共党分子”,并公然施暴殴打“跨党分子”邵力子.[27]当时主持执行部工作的叶楚伧采取骑墙态度,既未按要求致电国民党,也未对喻育之等进行处理,激起公愤.、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要求严惩凶手,严肃党纪.[28]

在孙中山主持大计下,《弹劾案》得以暂时压制,但是制止不了国民党与人时起冲突.9月4日,江浙战争爆发,这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先导.在“双十节”,上海各团体假座河南北路天后宫的总商会举行国庆国民大会.国民党喻育之、童理璋在会上号召要帮助卢永祥、打倒齐燮元（江苏督军）.中国向来反对联合某军阀打倒另一军阀的权谋政治,9月10日发布的第17号通告明确指出江浙战争是军阀之间争夺地盘,对任何一方都不应有所偏袒或抱幻想,解救中国唯有国民革命.为此,上海大学林钧（1924年加入中国）等人发表了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演讲,结果被诬为齐燮元的奸细,遭到毒打.上海大学学生、国民党员黄仁（秘密的党员）上台质问,遭数名暴徒殴打,被从七尺高台上推下受重伤,次日不治身亡.另有上海大学学生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职员11人在冲突中受伤.

事发当日,瞿秋白奉的命令,组织反对国民党暴行的行动委员会,号召全上海人民起来此种法西斯流氓行为.[29]随后,陈独秀、恽代英、邓中夏、施存统等分别撰文在《向导》、《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国青年》、《评论之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暴行.10月13日,上海执行部召开执行委员会议,在瞿秋白、等委员的坚持下,通过了惩凶、抚恤等各项办法.会议决定开除打人者童理璋、喻育之的党籍；明令在场的何世桢、周颂西、陈德征于3日内声明承认“此次国民大会凶殴同志者,为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奸细”,并说明他们在场却不加阻止及救护之原因.

然而,主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叶楚伧却从中阻挠,他提出有必要把开除童和喻的决定的公布时间推迟一天.对此与会者一致反对,认为童、喻二人“叛变行径证据充分,应该开除出党.”叶楚伧见众意难违,索性离会回家“睡觉”去了.[30]随后,叶弃职赴粤,以“办理党务困难”为由,向国民党要求辞去上海执行部职务.[31]

黄仁之死在上海大学也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大学学生等发表通电,并举行追悼会以示.因为英文系主任何世桢在天后宫事件时就在主席台上,这一事件激化了以社会学系员、青年团员为代表的左派势力同英文系里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社会学系学生群起反对何世桢.何世桢也纠集了他的学生来攻击瞿秋白,还联合几个英语教员以.其结果是瞿秋白、何世桢双双离校,由施存统、周越然分别继任社会学系、英文系主任.总之,黄仁之死改变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国共力量对比,上海大学也随之发生连锁反应.

四、五卅运动中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

在中国的影响下,上海大学学生积极支援工运.作为五卅运动先导的二月大罢工（1925年）,就活跃着上大师生的身影.带领上大学生前往支援的邓中夏因此被捕,获释后前往广州工作.接替邓为上大总务主任的是韩觉民,[32]也是员,并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2个多月后,日本资本家趁棉纱行情逆转之机,压缩生产、开除工人进行报复,激起日商织布厂工人举行怠工斗争.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七厂借口闭厂.当晚,夜班工人数百人冲进厂内,与日人发生冲突.顾正红身中4弹,医治无效,于17日晨死亡.顾正红之死,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但要引爆全国民众的反帝“桶”,中国人还需要作更多的努力,此其间自然不会闲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这两大抓手. 事实上,那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着力开展反帝宣传工作,正好为五卅运动打了舆论前战.顾正红牺牲后,上海执行部作出积极回应,并有意识地加强了工运工作.5月24日,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发表《为日人惨杀同胞宣言》,控诉“日人的横毒”,号召“被压迫被宰割的中国人,有廉耻有良心的中国人,一齐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33]翌日,上海执行部工农部“为援助一般被压迫工人,并谋发展工人方面党务起见,特组织工人运动委员会.”共聘张廷灏、李成（李立三）、杨之华、张佐臣、孙良惠、郑复他等委员15人,并于当晚7时,召开第一次委员会.[34]其中李立三正是中国靠前应对顾正红事件的主要领导人.

文治大学、上海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在声援顾正红事件中遭到租界当局逮捕,进一步扩大了事态.5月27日,恽代英召集上海大学、文治大学等学生代表开会,商议营救被捕学生等事宜.[35]翌日,恽代英、李立三等召集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会议,上海大学亦有人参加.会议要求学生和工人团结一致举行反帝,于次日由学生代表偕同工人代表至各校报告日人虐杀工人之经过,决定30日停课,上街演讲,[36]可见人有意借用上海执行部的名义组织发动五卅.

5月30日历史性的一天来到了.恽代英、李立三在二马路（今九江路）孟渊旅社设立五卅运动总指挥部,恽代英为总指挥.另有两处指挥联络点,分别由侯绍裘坐镇在望志路（今兴业路）永吉里34号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筹建中）,高尔柏在上海执行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37]上海执行部并未置身事外,而上海大学进步学生则在运动中发挥了急先锋的表率作用.租界巡捕骤然开火,当天中弹遇难13人中有3人是学生,其中就有上大学生,可见上海大学进步青年在反帝运动中的勇毅.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地方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议定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致电广州及各级党部等.[38]当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恽代英汇报了上海执行部的相关情况.随着反帝的到来,特别是上工会的成立,中国人已无须过多借重上海执行部的名义.上海执行部先后于6月1日、4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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