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突破”: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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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变革始于足下

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的主旋律是对传统的、僵化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解构;那么,后一个30年就应该转向全面的创新和建构.时空变化了,任务改变了,社会变革在深化和强化,高等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深刻而全方位的变化.当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由数量、规模的扩大转为内涵、质量的提升,教育改革,特别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更加凸显.近30多年来的改革,已经在调整政府对高等院校的管理体制和方式,扩大地方政府权限和高校办学自主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高校自身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的改革,至今并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模式弊端尚未消除,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仍然交错混杂,分割不清;另一方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又遵循高等教育自身规律的体制和机制还未形成,因而严重束缚着高等教育的“生产力”,有碍大学办学活力和创造力的释放.因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特别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并择其要者有所论述,有所部署.2010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对十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作出部署,确定浙江省等地方政府和北京大学等26所高校作为试点单位.对此,高教研究界有很高的评价.

我想高教研究界在尽快打通体制制约这一“瓶颈部位”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因为,一方面,现代大学的理念和基本原则,“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服务”、“以育人为本”,以及“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术自由”、“适应、服务和引导社会”等等,需要突破传统的体制、机制的约束,方才深入人心并转化为行动;另一方面,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基本原则本身也需要制度性的设计,需要落实到体制、机制和程序上.否则,再好的理念和设想都只是纸上谈兵,或只能在清谈一番后被束之高阁.

然而有中国特色并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如何建设?体制制约的“瓶颈部位”由谁来打通?在“坐而论道”之后如何“起而行之”?在向往“应然”与批判“实然”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如何在高谈“应为”的同时,也探讨一下“可为”?在这些更加重要、更具实质性价值的问题上,人们尚未形成共识.一个十分流行的通病就是谁都强调“大气候不好”、“大环境不好”,把问题都归咎于“大气候”与“大环境”,把体制的制约作为诿过、拖沓和不作为的一种借口.不仅教师和基层管理者如此大发感慨,而且很多大学校长、教育厅厅长,似乎也认为体制障碍重重,自己无能为力.那么,现代大学制度难道会自己从天而降?或者人们可以坐等最高层的决定,交由总书记和总理来设计、制定?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可分为多个层次和方面,如宏观层次的政府、社会与大学的相互关系及管理、问责体制和机制;中观层次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教师权力、学生权力的区隔与制衡,以及相关的政策、机制调整等等;微观层面的教学模式创新和教学体制完善,等等.我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理应始于足下,始于今日,始于吾辈!而不应该留待他日、留待他者,留待!

谁是制度变革和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面小康,即基本实现惠及13亿人的现代化,在一个幅员如此辽阔、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大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无先例可循,必须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依靠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方政府和各级组织,“因地制宜”地变革和创新.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同样无先例可循,同样要避免重蹈“邯郸学步”的覆辙.

我们自然而然就想起列宁的名言:“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问题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如何能够获得全社会的认可,如何能够形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从而影响全局?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程中,应当如何处理“国家主导”和“大学创新”的关系?

事实上,大环境、大气候影响树木的生长;但树木的生长也会影响局部地区的气候甚至改善整个环境.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就不乏基层的创新和“小人物”的作为引发大变革的先例.1978年《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经引发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其最初四稿的撰写者是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讲师、系党总支副书记胡福明.这位30多岁的青年教师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释放了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而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生死状”后的大包干试验,终结了通行全国的“大寨模式”,而开创了新的农业生产体制——家庭联产承包制.

事实上,基层的创造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新能够提升到相应的高度并影响全局,离不开有胆略、有见识的领导者:即当年“慧眼识妙文”的吴江、乃至同志;离不开首先肯定小岗村典型的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

事实上,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必须获得掌握了一定权力且有思想、有智慧、想干事而又敢担当的各级领导的支持和认可,才能转化并上升为公共决策,才能影响一方甚至改变全局!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杰出人物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

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小岗村那些农户是“第一行动集团”,不如说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为首的地方政府是“第一行动集团”!因为如果没有万里及安徽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小岗村的变革很可能夭折!因为它与当时风靡全国的“大寨模式”、“大寨经验”是背道而驰的,是“砍旗”和“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只有万里等的胆识、卓见和睿智,通过了一系列博弈,才将小岗村农户的创新转化为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才最终改变了全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的杨瑞龙指出:“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初始阶段,权力中心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能力和意愿,是决度变迁方向的主导因素.这样一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具有纵向推进、增量改革、试点推广和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改革等特征.它在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启动市场化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一个问题:“当自上而下的改革面临障碍时,是哪些利益集团在改革中间扮演着‘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1 ] 富有中国特色而又符合高等教育发展普遍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办学模式,有赖于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院校的创造与探索,有赖于众多高校师生和管理层的风云际会、互动、共生后的创造与探索.而能够充当“第一行动集团”并将基层的创造和千百万普通人的智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最终影响全局的,将是一批有思想、懂理论、敢担当而又扎根高等教育实践的大学校长,以及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

“中层突破”的成功案例

我将杨瑞龙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改称为变革与创新的“中层突破”.我们可以将省市两级政府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大学管理层视为联系基层组织(院系)与政府(权力中枢)的中层组织.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因地制宜地推进改革和确定发展方略方面,省市两级政府的作为至关重要.2010年国务院将浙江省和北大等列为体制变革的试点单位固然是“国家主导”和“统一部署”的决策,但这一部署的实质却在于鼓励省市地方政府和大学大胆探索,争取“中层突破”!

我想以江苏省1990年代高等教育发展为例,说明“中层突破”是可为之举、“破局之举”!在小平同志“江苏要走得快一点”的指示精神激励下,江苏省1995年率先提出“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较全国提前了四年;1996年又提出高等教育“每年增招一万”的设想并转化为省委、省政府的决定,较全国提前三年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1998年开始探索以“民办二级学院”的形式推进大众化进程(国家教育部2003年才以“独立学院”的方式认可了这一改革举措).面对教育部三令五申“控制发展”并多次批评江苏省高等教育的加快发展决策和“公有民办二级学院”等制度创新(当时教育部曾经叫停了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和东南大学成贤学院,但江苏省所属高校继续试行),当时主管教育的江苏省省长助理王珉(原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既敢于担当,坚持变革,又富有智慧,“变通执行”,坚持江苏的高等教育要先行发展,顶着压力,不怕“点名”,所以江苏不仅比全国提前三年扩招,而且在制度创新和机制变革方面也有所探索,形成了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良好的发展态势.

从更长远的时间和空间看,中世纪大学逐步演变至近代大学、现代大学,并非哪个国家统一设计、统一规划的结果,而是一些前卫的大学率先变革和创新所作的贡献!被美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专家菲利普·阿特巴赫所赞誉的“用现代方式重建了大学”的德国大学模式,始于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创建的柏林大学!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认为“柏林大学的兴建,使旧瓶装入了新酒,旧瓶也因此破裂.古老的学府如此彻底地按照一种理念进行重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2 ].柏林大学以哲学院为大学中心的制度设计,以及研究所和“席明纳”的新组织、新形式,不仅成为慕尼黑、波恩等新建大学仿效的榜样,而且“莱比锡、海德堡等老大学也按照柏林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3 ].正如麦克莱兰所说:“作为学术和发现中心的德国大学的荣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古老的躯干里所包括的这些有生气的机构.”[4 ]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滥觞则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造,创建研究生院这样的制度安排、制度设计,创建北美第一个大学出版社以突出知识创新和学术发现,以及创办《美国哲学杂志》、《美国数学杂志》和《实验医学杂志》等重要期刊.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对霍普金斯大学在探索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及其制度载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赞不绝口.他说:“无论在创建之初还是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都最接近于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而且实际上除此之外美国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美国高等教育中公认的最重要的影响力就来自那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5 ]此外,美国斯坦福大学所创建的斯坦福—硅谷模式,即现在被诸多国家大学所仿效的“大学—科学工业园”的新体制、新机制,也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德里克·博克在1975年支持一批教授和教育研究人员成立了“丹福斯教学与学习中心”,也就是后来的改名为“德里克·博克教学与学习中心”,是哈佛大学在当代本科教育领域的一个制度创新.博克2011年在接受我的博士研究生曲铭峰的专访时说:“中心试验新的东西、评估学生们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以便最终发展出更有效的教学与学习的方法.等博克中心成功地做到了一件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那就是,它成为了许多大学的榜样,不仅仅是许多美国的大学的榜样,而且是许多国外的大学的榜样.”[6 ]当前,不仅欧洲、澳洲和北美的许多大学都去哈佛大学“德里克·博克教学与学习中心”参观、学习,而且更多的中国大学正在以此为研究、学习对象,创建自己的“教学与学习中心”.博克认为这是大学校长在大学变革与创新过程中可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的一个明证.他在那本著名的《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坦率而恳切地说:“大学校长其实拥有大量可以利用的资源,以贯彻自己的教育改革思想.关键在于:校长、院长们是否愿意去动员这些资源和权力.”我想这段话值得每一个中国大学校长,特别是旨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211工程”大学校长们深思.

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期待新的“中层突破”

2005年,我曾提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面临两个难得的契机:其一,借助“985工程”、“211工程”的实施,结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借鉴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其二,在诸多民办高校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探索新的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为创建现代大学制度提供鲜活的经验.现在我认为,除了这两类大学外,还有一些志在创建伯顿·所倡导的“创业型大学”的院校,也有可能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方面有所作为,有所建树.伯顿·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非洲、拉丁美洲、澳洲以及北美洲的14个大学的案例,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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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本要素”(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宽的发展、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和整合的创业文化)及组织转型的“三个关键问题”[7 ].在国际高等教育界引起关注.我国一些高校也在研究探索转型为“创业型大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据我所知,江苏省的南京工业大学、常熟理工学院和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有益且富有成效的探索 .

我认为这三类院校的领导层有可能成为“第一行动集团”,有可能结合自己院校的发展实践,在现代大学制度创新方面有所作为.而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等地方政府确立了“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战略目标,这也使这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省教育厅等教育主管部门有可能成为“第一行动集团”.我们有理由期待它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方面取得“中层突破”.其关键在于这些大学的校长、书记,这些地方政府的教育主管领导能否解放思想,锐意变革,敢为人先,敢于担当;关键还在于这些大学和省市的高教研究者能否不尚空谈,做好“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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