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三只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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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三只兔子”――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话题.

“三只兔子”是指三个属相为兔的人,三位名人.

此称谓之溯源,大抵是在1917年,距今已88年矣.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在历史上留下划痕的事件；而北京大学,和在那里的一,应该说是留下了刻印.套用如今时尚说法,如果评选那一年“感动中国”或“年度十大人物”之类的,北京大学一定榜上有名.正是,在那一年,北大经历了一场变革,获得了一次新生,这场变革和由此获得的新生,赋予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以全新的理念、精神、存在价值和历史地位,展现了现代大学的蓬勃生机,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而本文要讲的“三只兔子”,正是在那一年不约而同来到了这里.

关于“三只兔手”一般有两种说法.或因北大确实“水丰草盛”,乃“兔于们”生长之福地,20年代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被戏称为“卯字号”,其中有5位教员都属兔.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是“三只小兔子”(辛卯年),陈独秀、朱希祖是“两只大兔子”(已卯年),而校长蔡元培则是只“老兔子”(丁卯年)蔡、陈、胡,即老中青“三代兔子”的组合,是当时北大的灵魂人物,北大的教育改革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三人领导和推动的.“三代兔子”是北大的基本框架、治学概念的具体表现；而“三只”从理念上应理解为平等、“一窝儿”；从体现蔡元培的长校方针、学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应是平辈.本文要介绍的正是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这“三只”同年的“小兔子”.

“兼容并包”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第兰所高等学府,然而它徒具高等学府之名而不副其实,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有的学生则是“八大胡同”的主顾.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经初步改革,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沉疴来去,为世人所诟病.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将北大改造成为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开创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从此他的名字与北京大学紧密相连,成为一种象征,直到今天,未名湖畔还立有他的塑像――这个人就是蔡元培.

在蔡元培之前,北大这个“烫手山芋”已经在好几位校长手里流转.第一任校长是颇具声名的学者、思想家严复,但其难以应付棘手的日常事务,不到8个月就急流勇退.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曾留学德法,组织过光复会,做过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新旧资望为世所重.许多人劝他不要接长北大,以免因改造不好而“坏了名声”.但是蔡元培把教育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知难而进,毅然接任.报界当时作了这样的报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

1917年1月9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的就职演说令所有人耳目一新.他毫不回避“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的不良口碑,开宗明义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人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他针对北大的现状,强调三点：“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友”.大学应独立自治而不应随波逐流,应忠于理想而不应傍权依富.和这样的大学精神相比,88年后的今天,诸多大学里相当严重的急功近利的教育风气,已和其应脊的理想相去太远.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宝,即为众所周知的“八字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应保持独立的资格,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实行教授治校,管理.蔡元培对各路人才的涵容吸纳,不论长幼、政治观点、学历背景,一律惟才是举.以文科为例,从倡导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鲁迅,到政治保守而旧学深沉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找到了发抒其学术思想的舞台.―时间,北大成为大师云集的场所,“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北大从此不再平静.教师们的观点常常尖锐对立,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形成了一种创造力,在自由的空气中每个人自由地发挥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北大显示出她的大气与活力.

从1916年底蔡元培接受任命到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由一所痼弊缠身的旧式学堂,一举变为生机勃勃的新式大学.在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多事之秋,北京大学以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一流的教师和一流的学生开风气之先,成为与科学的推动者,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反观今天的大学,办学条件之优厚、财政经费之充裕,都远超当年的北大,但却是大楼多于大师,设备优于人才,是否应感到惭愧

当时的北大教员中有许多知名人士,个个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留下了许多故事.“中年兔子”之一、文科学长陈独秀,为人桀骜,圭角毕霹,他有过这样的立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生活.”当时不仅外界把他当作洪水猛兽,校内也有不少人对他很反感,因为他说话往往得罪人,而且私生活上不怎么检点,公然在在北嫖妓宿娼,甚至亲往妓院“打场”(宠妓暗结新欢,原狎客愤而动武之谓).陈独秀本人婚姻生活不和谐,以此寻求解脱,而且他因此瞧不起他的安徽同乡胡适,后者对包办婚姻也不满意,但一贯隐忍,陈独秀曾当面痛骂胡适“没有出息”.

另一只“中兔”朱希祖是章门(章太炎)弟子,在北大教授文字学.他的地方口音很重,如将孔子的现世思想说成“厌世思想”,学生一堂课竟然不知他在讲什么.因一向留着一脸大胡子,便得一绰号“朱胡子”,但他不高兴别人这样叫；学生从古文字的角度称他为“而翁”,“而”字在《说文解字》上训作“颊毛”,他就乐得答应.他还有一个绰号“吾要”,因其一大爱好是收藏旧书,对这一行很是精通,听见人说哪里有珍本旧抄,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吾要”,旧书业的专家们也斗不过他.

一代国学大师辜鸿铭,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老先生成为北大一景,他以清朝遗老自居,固执地反对文化改良运动.辜鸿铭在北大主讲英国文学,他将英文诗按照中国古代诗歌的分法分为国风、大雅、小雅三类,国风中又分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他早年留洋,精通六国语言,却欣赏女子小脚和男子蓄妾,并用“一个茶壶应配几个茶杯”做比喻为纳妾做辩护.

还有黄侃.这位老先生平日专门攻击新文学,服膺八部古书(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认为“八部书外皆狗屁”.他嘲讽胡适,说“胡适”这个名字就是古文,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就只能叫“往哪里去”胡适有一首白话诗《蝴蝶》,内有“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这样的句子.黄侃就称胡适是“黄蝴蝶”,以此表示蔑视.

对于蔡元培的改革,学校中的旧势力表示不满,认为新派教员附和蔡元培,说他们“曲学阿世”.后来有好事者便给蔡元培起了个绰号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这便成为一个典故,钱玄同、刘半农,包括鲁迅都常常这样说.

在这些热热闹闹的各派人物中,最引入注目的应是二十几岁即被聘为北大教授、在学术上各有所长、领一时之的“三只兔子”――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三人都有着过人的才识,都曾经留学海外,都堪称一代大师.虽然人生经历和最后结局不同,但在北大的那段时光是他们年轻的见证,北大给予了他们精神的养分,北大也因他们而更加光彩.

“德学俱隆”胡适之

1917年7月,胡适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经陈独秀举荐,27岁的胡适成为一名年轻的北大教授.五四时期常令后人憧憬,理由之一或许在于当时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也,在于年轻人有机会占据舞台,胡适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以从太平洋彼岸邮来的几篇商榷文学改革的文字,骤然成为愈演愈烈的新幸化风暴之嚆矢,年纪轻轻便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开山地位.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少时尝在中国公学学习,20岁时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入康乃尔大学农科,后弃农学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的7年奠定了胡适一生的思想和学术基础,其间他遇到了一生最服膺的业师、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胡适一直对社威怀念有加,他给自己的小儿子取名“胡思杜”,即”思念杜威”之意.

胡适与北大的关系颇不一般.他自认是北大人”.“北大人”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最初旧派用这个词来讥嘲以北大为依托的新派,后采新文化阵营的人物也援引以自我标榜了.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又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三四十年代义先后出任北大的文学院院长和校长.有意思的是,胡适和北大还是同一天生日(12月”日).

胡适在美、国时就已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因此虽是小字辈,但到北大时已经声名鹊起.胡适在北大的第一年,便在哲学门担任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两门课；在英国文学门担任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英诗、欧洲文学名著等课.此外还为哲学门研究所担任“中国名学”、“最近欧美哲学”；为国文研究所担任“小说”等讲座.

西洋哲学史、英文这类与欧美有关的课程,对胡适这样的“海归”来说并不为难,惟独“中国哲学史”这门课实属不易.该课原由素以国学见长的陈汉章老先生担任.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胡适接任后,讲授内容和方法都与以往的教师不同,他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胡适的这种讲法颇使哲学系的学生震动.有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想把他赶走.他们找来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傅斯年(此人了得,乃五四运动学生游行总指挥也)来听胡适的课,结果傅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经傅这么一说,这场将起未起的风波才平息下去,年轻的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傅斯年由听课而对胡适非常信服,于是叛离太炎学说而成为胡适的追随者,由学生而朋友,一生和胡适交往密切.内战时期,傅斯年曾代理北大校长一年,之后由胡适接任.

胡适上课也有特色.邓广铭对胡适讲课的印象是条理井然,准备充分.提倡写传记的胡适曾开“传记文学习作”课,选课的都是毕业班的学生或研究生,有十二三人.他平常不上课；想上课时就出个布告,课上讲的多是比较大的问题,如怎样收集材料等.

在北大的前几年中,胡适著作颇丰,举国瞩目.在文学领域,他推出了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第一部白话戏剧《终身大事》,第一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刊发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沦文；率先将考证运用于古典小说研究,以《红楼梦考证》一文影响最大.在哲学领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卷).在《新青年》上先后开设“易卜生专号”、“实验主义专号”,将当时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两大思潮介绍给中国学界.

胡适以青年暴得大名,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但他天性纯良,温和理性；不像陈独秀等人那般激进粗放.他有句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在当时的北大,交游之广,朋友之多,胡适是第一位.明澈清朗,和易近人,是许多人对他的印象.按唐德刚的说法,胡适“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在地安门内米粮库4号的家,每星期日上午对外开发,来者不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脸堆笑；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对不会下逐客令.对校外不相识的人,也是一样,凡登门必接待,凡写信必答复.因为有名,好客,所以同他交往就成为文土必备的资历,因此就有30年代文人的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如同当代海归受钱钟书《围城》影响的流行语,“兄弟我在德国的时候”.

鲁迅后来写过一篇纪念刘半农的文章,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 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忽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这段话实际指出了胡适“狡诈”而善于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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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心里,无论是来自复古派的影射攻击,还是来自穷酸文人的浮议讥贬,甚至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因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都始终保持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反对偏执、盲从、浮躁.在深刻的危机感面前,许多知识分子变成了主义的奴隶,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非黑即白,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斗争,此种情况下,胡适的理性、容忍、尊重事实和怀疑精神是两边不讨好的,但无疑又是弥足珍贵的.

30年代,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他与傅斯年一起协助蒋梦麟,为北大筹措经费,网罗人才.胡适用他的声望请来了孟森、钱穆、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等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内战时期,胡适接替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他的许多精力不得不放在无法摆脱的各种政界和社会活动上.胡适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是却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性善”的胡适,处事温和,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只能勉强维系住风雨飘摇的北大.

1948年底,南京政府派飞机到北平接走了胡适、陈寅恪、梅贻琦等人.胡适到南京后,费尽力气,说动南京政府又派出一架飞机,去北平接那些他的学术界朋友.当飞机返回,他满怀希望地去机场接应,但机舱门打开仅几个人下来,胡适当下便痛哭失声.在后来那场“十年浩劫”中,那些老教授、老学者,可曾想到了他们的朋友胡适之,和那架空空的飞机胡适的得意门生吴晗,在死去前脑海中是否出现过老师的身影冥明两路,已无人能解.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研究院”主持会议,下午在欢迎新院士酒会上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72岁.

“风流才子”刘半农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目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目光.

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漫漫流,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西天还有些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是一首30年代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词作者就是刘半农.1920年,正在英国留学的刘半农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情诗,后经赵元任谱成歌曲,传唱一时.关于这首歌,还有一段趣闻.一天,刘半农到赵元任家小坐饮茶,适逢不少青年学生也在赵家小聚.在场的学生见到刘半农,简直难以相信眼前这个小矮个儿、方脑袋、憨态可掬的土老头儿,竟然会是创作出如此美妙歌词的作者！待刘牛农离去后,学生们写下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教我如何不想她,

请来共饮一杯茶.

原泉如此一老叟,

教我如何再想他

此乃文坛趣事,聊备一笑.

刘毕农,原名寿彭,改名复,字半侬,后改字半农,晚号曲庵,江苏省江阴县人.1891年5月29日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聪慧过人,4岁起接受启蒙教育,6岁入私塾,便能作对咏诗,11岁时进入其父创办的翰墨林小学读书,国文、英语尤为出色.1907年,刘半农考入常州府学堂,成绩优秀.

1912年刘半农来到上海,开始丁他的文学生涯.鲁迅曾称他为“上海来的才子”,点子多,头脑快,什么都来得一手.在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参加戏剧社,又编又演；发表了短篇小说40余篇；成为“新鸳鸯蝴蝶派”作家；又搞翻译,无所不译,尤多侦探小说.他的作品,优劣杂陈,某些早期译作,后来连他自己都否认出自他手.

1915年刘半农接触到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思想发生转变,“跳出鸳鸯蝴蝶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名闯将.敢于否定昨天的自己,开始新的历程,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刘半农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刘半农,就像在新鸳鸯蝴蝶派里一样潇洒自如,得心应手,逐渐成为文学革命中一名冲锋陷阵的闯将.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等一系列文章,极力拥护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

在宣传新文化、回击旧文人的斗争中,最令世人称道的是他与钱玄同合演的“双簧”：由钱玄同扮作旧派文人,化名“王敬轩”,写信文学革命,为旧文学辩护；而刘半农以记者的名义复信,逐条批驳,痛加反击,嬉笑怒骂,把卫道士的面目驳得体无完肤.这段蜚声文坛的故事也或多或少印证了鲁迅的话,“上海来的才子”,果然点子多多.

这里顺便捎上一笔钱玄同,因其也是与“三只兔子”同期的北大教授.钱玄伺与刘半农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原是复古派的一员,后来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交往,思想激变,强烈反对复古,自号“疑古玄同”.钱言词激烈,说话过头,认为中年以上的人便多固执和专制,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毙.”他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在北大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30年代,鲁迅曾作诗讽刺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指的就是这两件事.

钱玄同有三子,其次子便是我国大科学家俄三强――这又是题外话了.

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崭露头角,引起北大校长蔡元培注意,加上陈独秀和原常州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的力举,1917年夏,设有读过大学、只有高中肄业学历的刘半家被蔡元培破格聘请为北大预科教授,讲授小说课和文法课.

在讲台上,这位年轻的教授常常表现出机敏和幽默.即使上文法课,他也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在讲课内容上大胆革新,他的讲义选材新颖,又依照西文规则,细加标点,再三校改,不厌求精,体现出他的个人特色.

开朗外向的刘半农也比大部分教师更为活跃.他与胡适、周作人等发起成立北大“小说研究所”；被推举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发起向全国“收集歌谣”；与胡适、周作人等提议《新式标点符号》；等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游行当日,刘半农“坐守北大指挥部”；6月3日,千余学生被捕,作为北大教授会干事负责人的刘半农,积极活动,组织社会支持；陈独秀被捕入狱后,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近一百行的长诗《D――！》,鼓励战友,揭露敌人,高唱牺牲的赞歌.

在北大教书,为《新青年》撰稿,又担当着许多社会工作,本已够忙了,但刘半农却在1920年去了英国攻读博士,历经6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这其实是胡适等“洋博士”一手促成的.胡适与刘半农,同年生人,同时进校,都是年轻气盛,免不了“文人相轻”.少年得意的胡适对于这位中学肄业的同人,总有些瞧不起,对他明嘲暗讽.终于刘半农受不了刺激,负气出国――又一次否定昨天的自己,开始新的历程.这一次,他又成功了,除了一股聪明劲儿,更多的是不懈的努力和过人的意志.

1920年刘半农到英国伦敦大学院学习,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1925年初完成《汉语宇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两篇论文,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天回国,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留学6年,终获博士学位,学成专门学问归来,总算是扬眉吐气了,而刘半农却还时时惦记着这件事：因为他的学位是法国国家授予的,与胡适所得的由私立大学所授予的不同,他便屡屡自称“国家博士”.这个“国家博士”显然是说给某些人听的.这个小把戏,显出了刘半农的“浅”,却又说明了此人的“真”.周家兄弟对此有过评价,他的“浅”,如鲁迅所说,“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他的“真”,如周作人所说,“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

刘半农最初写小说时,一直以“半侬”为笔名.初来北京,在与钱玄同、周作人等北大同事聊天,时时流露出一股“才子气”,“”的艳福思想总会受到他们的,讥笑和批评.于是他很认真地将笔名改作“半农”,决心不再写那些“吴侬软语”般的缠绵悱侧之作,一字之改,表示了他的文学追求,要贴近下层人民,做个平民诗人.他的许多诗作,如《饿》、《一个小农家的暮》等等,都是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

回国以后,刘半农在北大潜心治学.他多方奔走,筹建我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除了实验语言学外,他在语法研究、汉语工具书的编纂、敦煌学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以及考古等方面也有建树,在民俗学研究、书法、摄影等方面也有造诣.

一面严谨治学,另一面照样舞文弄墨,不时在文坛弄出些有趣的风波.汉字中的“她”字,就是刘半农首创的.原来汉字中之“他”本无男女之分,因此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或自行创作文学作品,均感不便.初时,人们以“伊”字作为女性之“他”,如鲁迅早期小说《阿Q正传》、《祝福》等,均用“伊”字来代替女性之“他”.然而广他”与“伊”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字,用起来仍有不少麻烦,1920年6月6日,刘半农在《她字问题》一文中,首创了“她”和“抛”作为第三人称阴性和无生物代词,并首先将“她”字入诗,就是前面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她”字受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但是很快流传开来,并载入字典.

又如他为名妓赛作传一事：刘半农曾有过一段很著名的评价,他说本世纪初,中国出了两个活宝：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前者是西太后慈禧,后者就是名妓赛.为了给赛作传,刘半农自己掏饭菜钱请来赛,由他提问题,赛回答,他的学生商鸿逵记录.这本人物传记在刘半农去世卮以《赛本事》为名出版,并以《赛传》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当时,许多文人纷纷议说刘半农此举,连得风气之先的胡适也惊．异：“大学教授为写传,还史无前例.”

, 就是这样一个活得真实、活得丰富多彩的人,却英年早逝,而且是死于一场意外.1934年6月,刘半农率北大学生赴绥远、内蒙古考察方音民俗,想绘制雄心勃勃,的“中国方言地图”,不幸身染“回归热”,又被中医所误, 7月14日逝于北京,年仅44岁.

钱玄同悼刘半农,有148字长联挽之云：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感情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思乱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世道有功,是痛诋战坛,严斥脸谱.

自首建“数人会”后,亲制测语音的仪器,专心于四声实验,方言调查；又纂《宋元以来俗字谱》,打倒繁琐谬误的《字学举隅》.方期对国语运动前途,贡献力量；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

挽联概括了刘半农的成就,肯定了语言学家的贡献,情文并茂；像一首类叙类议的叙事诗.

赵元任挽刘半农,含义双关且自然贴切,当为绝妙好联：

十载奏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她

最后还有一事不能不提：刘半农有一个了不起的弟弟,他就是著名作曲家、民族音乐奠基人刘天华.刘天华所作的二胡曲《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等,都是大众耳熟能详的著名曲目.与哥哥刘半农一样,他也是英年早逝.1932年刘天华染“猩红热”,去世时年仅37岁.

“狂狷文人”刘文典

如果出一道历史题：“狸豆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哪位名人或许大多数读者都答不上来.其实这个人就是本文要讲的“第三只兔子”――刘文典.

刘文典,字叔雅,原名文骢,笔名刘天民.关于此人出生年份,一说为1889年,己丑年；本文亦经多方考证比较,采取有周作人等同时当事之人亲说为证的、同时也是最为通行的说法,将刘吱典归为一“兔”而非一“牛”.

还说“狸豆乌”.此乃刘文典刘叔雅之自称,用文字学上的变例,“狸刘”可通读,“叔”与“菽”通,“菽”字又为“豆”字的象形古文,“雅”则是“乌鸦”的本字；故而,“刘叔雅”即“狸豆乌”也.没办法,学问太大,自称都这么高深.

刘文典幼年入教会学校,受到良好的外文训练,为以后通晓英、德、日等外语打下了扎实基础.青年时期曾从陈独秀、刘师培学习,接受了用西方哲学对照中国古籍的研究方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赴日本,从章太炎学习《说文》及文字音韵之学,辛亥革命后回国.由于反对袁世凯,再次流亡日本,加人中华革命党,任党部秘书处秘书.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刘文典回国,由陈独秀介绍,应聘于北大,任教授.五,四运动前后,担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在北大10年,刘文典勤奋治学,竟开课10门.后来又在清华大学任教,抗战时期随清华大学转移到昆明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他认为高校教师必须对某一方面有专门研究,在课堂上他只讲自己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心得体会,于是便显得极有个性.

刘文典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性情滑稽,善谈笑,好吸纸烟,就是说话的时候,也总有一支烟粘在唇边.刘文典爱吃猪肉,有一次他看到钱玄同在餐馆吃饭时要的都是素菜,便上前说其不是,庄谐俱出,窘得钱玄同夺路而逃.

讲话口不择言,也是刘文典的一大特点.因为他是安徽合肥人,所以经常提起同乡段棋瑞,称之为“我们的老中堂”,接着就是骂人的话,直牵连到段的父母身上.这还算不了什么,只是背后骂骂人罢了,后来他回到安徽,与发生的冲突,可就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了.

1928年刘文典掌管安徽大学时,有一次该校学生闹学潮,时值九一八事变后,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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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了.蒋掌握大权不久时,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不识抬举”,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虽然同样的事情因时代、社会、人物等具体环境的不同而不能强求类比,但“狸豆乌”此举,恐怕今天没有哪个大学校长能做到吧

狂狷之人刘文典,也有佩服人、维护人的时候,譬如对国学泰斗陈寅恪.刘文典曾说自己“十二万分”地佩服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教课时,时有日本飞机轰炸,空袭警报一响,马上停课,教师学生都到防空洞里躲避.有一次刘文典听到空袭警报,急急忙忙往外跑,跑到半路；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想起陈身体羸弱,行动不便.于是便折回来,招呼几个学生,一起急急跑到陈寅恪家,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刘文典不让学生扶自己,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I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跑到城外,正看见沈从文从他们身边经过,刘文典不高兴了,大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町是该死的,你干么跑啊尸沈从文乍闻此声,不由得又惊讶又气愤,但一看是刘文典,也就懒得反驳了.

原来刘文典一心扑在国学上,再加上为人狂狷,因此很瞧不起沈从文等一般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而且从来不掩饰对他们的鄙视.“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这是刘文典的信条之一.有――次别人跟他提起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当沈从文被联大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刘文典的课和他的人一样,也是个性十足的.籍属安徽的刘文典普通话不佳,他讲文章,闭着眼睛,像是在沉思,又像是自言自语.由于牵扯的内容太多,讲得又太投入,有一个学期他居然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他讲的课,不仅学生喜欢,老师也喜欢,其中不乏大学者.比如吴宓,常是他的座下嘉宾,每次去听课都坐到最后一排.刘文典每有独到之处,总是抬头往后排看,似是谦恭实则得意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刘文典的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听的,他自称世上懂庄子的人只有他自己与庄子本人,其他所有研究者只能算半个.性格怪僻的刘文典讲课时,教室里不允许超过 30人；超过30人,他就罢讲了.他在一次讲课中,得知所到学生超过30人时,拔腿就走,拂袖而去.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授课之道,恐怕已再难寻觅了.于今听来,如闻《山海经》矣！不禁令人心向往之. 刘文典不喜欢中医,他关于中医的见解,也是语出惊人,极尽诙谐刻薄之能事.他说：“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除了固执己见,刘文典还坚持用文言古句,反对用标点符号.这位大名鼎鼎的教授还有一个令今人匪夷所思的大缺点,就是吸烟.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各校回原在城市复校,他却不肯随清华大学回北京,而是留在云南大学任教,理由是舍不得“二云”：云土(即)和云腿(云南宜威火腿),因此便有了“二云居士”的称号.

刘文典主要的学术造诣在校勘学上,其《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读{文选)杂记》都是不朽著作.他的《庄子补正》功底扎实,一丝不苟,陈寅恪读后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

昆明解放后,刘文典继续留在云南大学任教,在他身上发生的町算是奇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比较顺利地过了关,彻底戒掉了烟,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后是刘文典一生中最积极乐观的一段时间.1958年刘文典逝世.

结 语

为人但有真性情.三位昔日的北大教授已经作古,而他们的治学思想、处世态度、为人之道和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仍然让后来人向往,追忆,深思.

“三只兔子”现象以及北大整个教师团队空前繁荣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蔡元培长北大,在于蔡确立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育独立的精神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基本准则.从那时起,学术自由的思想日渐彰显,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而蔡元培这个人物的产生及他的教育理念推广开来,还是因为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政治宽容性和社会自由度,各种新旧思想得以自由生长、撞击、交融,没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覆盖其他声音,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可以压抑别的理想.清朝灭亡后,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和社会制度逐渐深入人心,社会上充斥着学习、模仿西方文明的气氛.正是这种较为宽容、自由的社会大环境,即使是兵荒马乱、政治动荡的年代,也能产生“三只兔子”这样的学术大家,也能产生北大、清华这样的现代大学.历史是摆出来让人回头审视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诞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社会大气候的宽容与自由,使得中国现代大学的童年显现出蓬勃的生机,大师云集,学术灿烂,人才辈出,在现代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大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超脱于任何潮流、不受任何派别控制的独立性和表示异议的倾向,使大学成为一种令社会上各种势力都感到不安的力量.自袁世凯洪宪称帝,惹得天怒人怨,落得羞恨暴死；辫帅张勋复辟,天下兴讨,龙旗七日倒地；封建皇权在中国便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敢于争取、起码是不敢公开争取的目标了,整个社会躁动着的气息,即使是北洋军阀,也在极不情愿地、笨拙地、然而有时也不失认真地学习这种外来文明,粗鄙武夫者流亦对此有所畏忌.比如贿选总统曹锟,也知道需要有一个共和制的选举形式(即使是贿赂来的).

中国古代文人一贯推崇、仰羡所谓的“魏晋人物”,杜牧有诗：“自古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向往他们那种无拘无束、不受政权变迭影响、畅游天地之间的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向往那种尊严,那种任由性情的“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名士风度.在“三只兔子”时期的北京大学,这种人物,这类,这些氛围,可谓彗星贯空般地返照了一下,便又遁人沉沉无际的苍冥了.而今天,已经习惯了皮毛依附、习惯了功利取舍的我们,对这种精神已感到陌生.

“三只兔子”“空前”不用说,到现在88年了,还可以说是“绝后”.但愿莫成广陵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