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教育的现代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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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语文教育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而发生的.此发生历程可从三方面来看:首先知识模式上,西方“专门之学”对传统“通人之学”的冲击,造成传统知识谱系的分化、调整与学科分类的诉求,这是大学语文教育发生的前提;其次学制设立上,现代大学创办使“专门之学”的知识传授在教育运行机制上得到保障,而预科公共科课程“中国文学”的具体开设,则是大学语文教育发生的标志;最后主体的观念取向上,大学语文教育内容由“载道”到“审美”,教育目的由“学而优则仕”到“完美之人格”塑造,展示出大学语文教育的切入视角与最终目的.从源头出发审视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历程,目的在于为当前学界关于大学语文的种种争论提供必要的参照.

关 键 词 :大学语文教育;现代性;知识模式;学制设立;观念取向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6-0087-06

大学语文教育是伴随着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而发生的.这种现代性进程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以至于“西学”和“西潮”已经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新的传统.[1]因此,结合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对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历程予以观照,不失为一个可以接近历史情境的有效视角.

“现代性”(modernity),作为一个意涵丰富且有多种阐释的概念,尤以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一方面与启蒙运动尤其是黑格尔以来对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强调有关,另一方面与韦伯所谓的合理性(rationalization)――其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化――有关,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新的知识模式的生成.因而,现代性的内涵至少包含这样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2]

相对于西方现代性论域的三个主题,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方面:先是知识模式上,西方讲求致用的“专门之学”对传统的“通人之学”的冲击,造成传统知识谱系的分化、调整与学科分类的诉求,而“专门之学”的出现则是大学语文教育发生的前提;其次学制设立上,大学创办使“通人之学”与“专门之学”的知识传授在教育运行机制上得到保障,而晚清仿日而设的预科制,其间基础教育性质的公共科课程“词章”(壬寅学制)、“中国文学”(癸卯学制)和“国文”(壬子癸丑学制),当属于大学语文性质课程,尤其是“中国文学”(癸卯学制)课程的具体开设,则标志着大学语文教育的正式发生;最后是主体的观念取向,国文教育内容由“载道”到“审美”,教育目的由“学而优则仕”到“完美之人格”塑造,展示出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切入视角与最终目的.因而,探讨大学语文教育的现代性发生,对当前大学语文教育中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无疑会有诸多启示.

一、知识模式:从“通人之学”到“专门之学”

作为“专才”培养的基础教育之一大学语文教育,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界由博而专的知识模式变迁为其发生提供了前提.钱穆曾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3]战争以后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激起人们对传统学术中“无用之学”的反思与唾弃,也促使人们大量引进西学中的“有用之学”.于是经由改造传统与引入西学两条路径,中国传统讲求博通,培养“通才”的“通人之学”,渐渐向西方现代以来分科治学、造就“专才”的“专门之学”转型.而在分科治学与“专才”塑造中,存在着“中学为体”的思考和致用性的语言文字训练的问题,而问题解决的策略亦是大学语文教育发生的先声.

较早提出中国近代学术分科方案的是冯桂芬.在1861年撰写的《采西学议》中,冯氏将学术分为经学(包括小学、算学)、史学(包括策论)和古学(包括词章之学、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和舆算之学(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学等)四类,前三者是中国学术,舆算之学则属西学.中西拼接及二者的比例失调,反映了冯氏“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的学术分科观念.接下来,经由王韬、陈虬的进一步探索,到甲午海战前夕,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将中西学术分为六科: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格致科,相当于后来的理科;艺学科相当于后来的工科;杂学科相当于后来的农、医等学科.[5]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郑氏的六科分类方案较全面系统地涵盖了中西学术,但同时显然有经世致用倾向:重视文学、言语二科中致用性文体,经学缺失,且西方“专门之学”科目比重加大.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奏并得到认可.梁氏依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学制将学堂课程分为溥通学与专门学,类似大学预科与本科.溥通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逐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等十科,规定三年之内学生必须通习所有科目.专门学则列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商学、兵学、卫生学等十门,在溥通学毕业之后每人选修一到两门.在专门之学修习之前,预科阶段必须学习的科目之一“文学”值得注意.“文学”类似于梁启超早年谈到的“词章”,而他又曾说[6]:王维玉:论大学语文教育的现代性发生

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通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语,亦附此门.

可见把文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凸显其学习知识的基础性功能,与西方各国语言文字同等对待,这种在“专门之学”修习时对“文学”科目的安排,已经隐约显示出大学语文教育的先声.

分科治学观念在当时书院与学堂的教学中得以践行.1873年创立的陕西味经书院,其学术科目分为道学、史学、经济、政治、训诂等五类,并规定了详细的教学规程[7]:

《易经》、“四书”,儒先性命之书,为道学类,须兼设外洋教门风土人情等书;《书经》、《春秋》、历代正史、通鉴纲目、九朝东华录等书,为史学类,须兼设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三礼》、《通志》、《通典》、《通考》、续《三通》、皇朝《三通》、及一切掌故之书,为经济类,须设外洋政治《万国公法》等书,以与中国现行政治相印证;《诗经》、《尔雅》、《十三经注疏》及《说文》,先儒考据之书,为训诂类,须兼设外洋语言文字之学.

以上所述中西学渐侵及对分科之学的影响显然,而《诗经》等被纳入训诂类,并与外国语言文字并列,可见当时对语言文字致用性方面的重视.

就而言,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为肇端,新式洋务学堂由语言学渐及算学、化学、医学等多种学科,并影响到当时教学实践.1891年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其科目分为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群学)、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四种.[8]在此分科方案中,化西为中,努力存续国学的意图显然,而词章学与外国语言文字同列为文字之学,可见出对致用性语言文字训练的重视.

大学语文教育既然是“专才”培养的基础教育途径之一,“专门之学”的出现自然就成为大学语文教育发生的前提.在分科方案的诸多思考中,以致用性眼光考量如何调整中学、吸纳西学,其间关于“中体西用”的思考及对语言文字训练的重视,因关涉国文教育的人文性与工具性,故已显示出大学语文教育的先声.

二、学制设立:从“南洋公学”到“京师大学堂”

随着分科治学、由博而专的教育改革推进与维新运动的兴起,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现代大学的呼声日渐高涨.学术专门化是西方学术特征与趋势,大学以其健全的学科体系使之得以集中体现,并有利于人才培养.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创建最早的三所官办高等学府,而大学语文教育就是在模仿西方学制进行大学创办的过程中出现的.

1895年,盛宣怀奏准在天津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仿照西方学制,北洋西学学堂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学制4年,似国外的大学校,内分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科.1896年,盛宣怀又奏准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他说[9]:

然臣前年创设天津头二等学堂,旁求教习,招选学徒,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抵,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哗之迂途,教者既苦乏才,学者亦难精择,窃喟然于事倍功半之故,盖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

因此盛氏确定南洋公学在学习西方学科时,必须厚植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而公学总理何嗣参观北洋大学堂时也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者没有几个”,何氏认为“不会写本国语言的学生就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因此“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的能力”.[10] 9-101897年,何嗣拟定的《南洋公学章程》规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底为基础,”[10] 36再授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1907年学校改属邮传部后成为工科学校,但办学宗旨未变:“本学堂分设高等学科,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10] 201

1897年4月南洋公学开学,公学为培养自强人才而设,其重点为上院(相当于大学),志在培养略通工艺、机器、制造、矿冶等学的政治家.在学制上,大学各年级的课程设置中,作为基础课程的国文比重较大,一些理工科专业国文课程贯通学生入学到毕业始终.而这些政策在当时亦得以很好的践行.上世纪初,唐文治在南洋公学主讲国文.1909年,其将高等学堂讲义整理出版,为《高等国文读本》,“该书当可视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11] 《高等国文读本》各卷每个单元均有唐氏独到的讲稿,其后并附有编者精心选择的相关作品若干;教材注重道德教化、思想熏陶.而在写作上,1908年后,该校每年举办国文大会(即作文比赛),全校学生均需参加,名列前十名者分别发给奖牌、奖品,并举行隆重的发奖仪式.[12]唐文治亲自参与命题、改卷,选印历年国文大会的菁华文章,编成《南洋公学新国文》,成为风行一时的语文课本.

可见,专门化的西方学术学习中所遇到的语文能力及传统文化存续问题,在中国大学创办之初就引发思考,正是这种思考,促成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而在京师大学堂创办过程中,大学语文教育也因类似问题的解决而出现.

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但因变法失败,学堂实际设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性质仍同旧式书院.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改革,其中教育改革法令之一就是重新开设京师大学堂.1902年8月张百熙进呈《京师大学堂章程》,经由朝廷批准后以《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即“壬寅学制”,但此学制招至各方批评,没有实施.随后张百熙联络张之洞做出修订之后再呈,经审核后清廷于1904年1月颁发,史称《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此学制一直沿用至1911年清末.“壬寅―癸卯学制”主要取法“以儒家思想加现代科技为模式的日本学制”.[13] 81这很符合清政府“中体西用”原则.张之洞曾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4]对西方学制“删节而酌改之”的日本学制更适合中国国情,比如西方学制没有而中日学制皆有的预科教育就是一例.

为什么要设置预科?《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本为各省学堂卒业生升入专门正科之地,无省学则大学堂之学生无所取材.今议先立预备一科,本一时权宜之计”.[15] 244可见,西方式专门化的大学乍兴,有一定基础能够入学者少,诚如上述盛宣怀感慨“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抵,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哗之迂途”,进行基本的西学知识普及与国文教育以保证专门化大学生源需求,预科教育势在必行.“今定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三曰大学预备科.”[15] 244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设置高等学堂,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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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宗旨等三年毕业,等高等学堂各省城设置一所.”[16]337 除三年制的大学预备科及高等学堂之外,高等实业学堂中的农业学堂、商业学堂与优级师范学堂也设置一年制预科教育.预科教育所开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是大学专门化知识学习的基础教育.其间所开国文课,无疑属于大学语文性质课程.如果说,“壬寅学制”预科教育公共科课程“词章”只是理论提出而未付诸实施;1904年,“癸卯学制”预科教育公共科课程“中国文学”的具体开设,则标志着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的正式出现.第一本大学语文性质的教材,当属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


林传甲被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期间编写的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广为人知.此书是不是文学史教材目前学界尚存争议,但视为第一本大学语文性质的教材,则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1904年5月,林传甲就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在优级师范科教学,按规定须编讲义.按照《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此科的课程共有三阶段:开始是“公共科”,学生在未“分类”以前共同修习,一年毕业;继而是“分类科”,三年毕业;最后是“加习科”,供“分类科”毕业生自愿留习一年,深造教育理法.“公共科”有八科,其中有“中国文学”一科,课程说明是:“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分类科”共有四类,但都要修习“中国文学”,课程内容是“练习各体文”.[17] 林传甲要教的是“分类科”课程“中国文学”,但他发现学生并没有学过“公共科”阶段的“中国文学”.于是他以半年的时间,为“分类科”学生补讲“公共科”一年的“中国文学”课程.“传甲于优级师范生分类后,始讲历代文章源流,实为公共科之补习课也”.[18] 28可见,林传甲所上《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属于预科阶段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显然属于大学语文课程.

清末效仿西方学制进行大学创办,以制度形式,进行国文教育,无论是增强学生语文能力确保专门化知识的有效学习,还是“中学为体”观念下“保存国粹”的努力,都最终促成了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由预科教育中公共科课程“词章”(1902年壬寅学制)、“中国文学”(1904年癸卯学制)或“国文”(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大学语文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真实步履.直到1922年《壬戌学制》规定:“取消大学预科,一方将中学程度提高,一方将大学年限延长,以为补充”.[19]然而大学阶段公共科国文课并没有被取消,在《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中,郭绍虞说:“而自大学取消预科之后,各大学的大一国文便成为全体必修的课目.”[20] 1929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课为大学各科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科目,此即大一国文.

三、观念取向:从“学而优则仕”到“完全之人格”

在“癸卯学制”的制定中,“中体西用”的原则得到高度重视.张之洞等人曾说[21]:

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但是,这种体用分割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新学制陷于精神分裂状态[13] 96:

旧的一面要求学生循规蹈矩,思不出位;新的一面要求学生独立思维,实现自我.等癸卯学制课程设置和基本内容中充满二律背反的矛盾.

预科教育中的“中国文学”课程也是如此,这在学制规定本身与具体践行上都可看出.

预科教育中的“中国文学”课有具体学科程度规定:如三年制高等学堂每一年都有“通习”课程五门,其中的“中国文学”,第一、二年是“练习各体文字”,第三年是“同前学年,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16] 339-344再如优级师范学堂一年级预科阶段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规定:“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但是预科“中国文学”课关于此内容没有进一步说明, 而在“文学科大学”的“中国文学门”中对课程《历代文章流别》的说明是:“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18] 365可见,当时预科教育中的“中国文学”课程相关规定与说明大致清晰.林传甲编写讲义时显然注意到了上述规定与说明,在《中国文学史》开篇部分说:“传甲斯编,将仿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18]29但他又没有严格按照学制规定.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出版于1898年,1904年1月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改题《历朝文学史》印行.此书分九期论述“春秋以前的文学”到“清朝文学”.其特色有两点:第一,从地域人种风俗的殊相讨论中国文学的特色;第二,以“想像”、“优美”等概念论述文学.就第一点而言,例如川种郎指出孟子与庄子分别绍述北方孔子与南方老子的精神,而韩非子的文学则是南北合流的表现,这种既联系地域又关注其流变的文学研究显然具有现代气息;而林传甲论述庄子、孟子,重点在于区分前者属于子部,后者属于经部;韩非“创刑律之文体”,重点在其法家思想.林传甲把文学囿于传统经史子集全体学问,显然过于守旧.就第二点而言,川种郎对中国的小说戏曲很重视,这与日本的现代文学观是一致的;但是林传甲对此大加批评,对小说戏曲持贬抑态度.[22] 事实上,《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也明确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23]学制规定与具体践行,皆可见出预科“中国文学”课教学的新旧观念混杂.

癸卯学制中与传统文学观念相关联的是具有科举遗风的规定.《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大学堂程度甚高,应奖给进士;高等学堂程度次之,高等学堂及他学堂程度相等者,均应奖给举人等”[24]新学制本来确定了近代国民教育与人才教育的基调,但此类规定显然会误导“学而优则仕”观念的流行.

学制规定中的新旧观念交错混杂.诸如“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之类规定,“或许是清朝统治者在借鉴日本及欧美各国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某种懵懂的不自觉行为,”[13]85然而正反映了西学东渐的历史走向.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所讲“文学”史,其实经由梁启超等人发起的“三界革命”,文学内涵已与传统不同.1902年,《新民丛报》介绍《新小说》杂志时,使用标题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25]可见当时文学审美特质已经得到初步确立.王国维对古典戏曲及美学的研究,更是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特质.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对“美学”的界定是[26] 9:

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伎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26] 5文学不再是传统“载道”工具,而是以“审美”为特质,对人生的观照.在1903年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王国维说:“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等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27] 看来,当时的中国文学观发展也与川种郎文学观类似,小说、戏曲的地位得到肯定,以“优美”界定文学.如此,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显然应沿着“审美”理路,朝向“完全之人物”培养目标努力!蔡元培也认为文学属于美学范畴[28] :

美术有狭义的,广义的.狭义的,是专指建筑、造象(雕刻)、图画与工艺美术(包含装饰品等)等.广义的,是于上列各种美术外,又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等.西洋人著的美术史.用狭义;美学或美术学,用广义.现在所讲的也用广义.

而教育不是“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才为目的”[29],而是培养德智体美共同发展的完全之人格,“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30]上述观念也践行于具体的学制规定[13] 112:

民初学制剔除了前清学部教育宗旨关于关于忠君和尊孔的规定,废除了读经课和各类不合民国宗旨的教科书,取消了各级各类学堂毕业生奖励出身的规定.

可见,晚清民初预科教育“中国文学”课的历史情境与发展,很多地方显然是与学制规定中所指《日本文学史》一样是指向现代的.

晚清民初国人模仿西方学制进行大学创办,其学制规定新旧混杂.由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的相关说明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践行可见一斑.然而,将预科教育公共科“中国文学”课程的相关说明与历史情境相结合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大学语文教育的内容及其目标指向,其实是沿着现代性维度而发生转移:国文教育内容由“载道”到“审美”,教育目的由“学而优则仕”到“完全之人格”塑造,展示出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切入视角与最终目的.

可见,知识分科化,人才专门化,社会分层化,晚清以来,在国人这些极具现代性意味的理性选择过程中,专才培养时语文能力之需与国学存续之虑,最终促成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发生;进而由审美视角关注人的主体性完整,则是大学语文教育现代性之维的进一步延伸.大学语文教育发生已逾百年,而目前学界相关争议却此起彼伏,从源头出发审视其发生历程,目的即在于为目前大学语文研究提供必要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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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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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张百熙, 张之洞. 重订学堂章程折[G]//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92.

[22]陈国球.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51-53.

[23]清政府. 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G] //璩鑫奎, 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88.

[24]清政府. 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G]//璩鑫奎, 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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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G]//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 第一卷. 姚淦铭, 王燕, 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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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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