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政治大学的清朝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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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中国人在巴黎

1889年2月18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一个学生看完了一场中国人的演讲,他以往对“东亚病夫”的印象被颠覆.那个中国人穿着华贵的紫色长衫,他年轻而快乐,精神饱满地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法语说得低沉有力却清新明快.在观众的鼓掌声中,这个师范生却感觉到――“在微笑和客气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内心的轻蔑,他自知高我们一等,把法国公众视作小孩.”回到寝室以后,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一笔,这个学生名叫罗曼罗兰.而那个演讲的中国人,名叫陈季同,他在法国的身份,是巴黎政治大学（当时称为巴黎自由政治学院,下同）的留学生.

这个英俊的福建人少年时就读于福州船政局附设的学堂,因为教员大多是法国人,教材是法文的,上课的通用语言也是法语,毕业的时候,陈季同因为“西学最优”而被录用.那一年,清廷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前往欧洲,陈季同也在此列,与他同行的还有严复、邓世昌等人,他和马建忠成为了巴黎政治大学的第一批中国学生.

在巴黎政治大学,陈季同学习的是“公法律例”, 按照清政府的初衷,正缺大量的外交人才,所以决定将二人按需培养,以为国尽忠.当时政治学堂专业课程有16种,陈、马二人择其要者学习了8种,另外又学习有关各国历史及英文写作等.

因为陈季同天性活泼,又精通法语,并且在来巴黎政治大学之前有过出国的经历,所以很快就和巴黎人打成了一片,除此之外,陈季同又在法律学堂攻读,并获得这个学校的学士学位.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翻译《拿破仑法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季同在政治大学读书的同时,开始在中国驻欧使馆任翻译.他的外交官生涯最初一帆风顺.当时清朝使臣常被邀请出席各种庆典、阅兵、宫廷舞会和音乐会等活动,而出使大臣及参赞多不通外语,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往往都会想到陈季同：陈季同很受欧洲上层社会的欢迎,还与其中一些人建立了友谊.

为国借款的“巴政”学生

与此同时,万里之外,清政府正在发展近代工业,但因为缺少资金的运转,对外借款颇多,中法战争以后,各省督抚举借外债已非罕见.但由于借款渠道不一,所以利息较高,一般在6厘以上,甚至有高于9厘的.各省借债由于并不通过中枢机构,清政府亦无筹措资金的更好渠道,只有听任其行事.

因为陈季同久在欧洲,而且在巴黎政治大学学过不少相关的课程,深深知道这样做是不利于国家的,而且因为与欧洲工商界人士多有交往,他甚至默记了当时各省所借的外债,并仔细计算出与其各省所贷款利息不等还不如合借一家,每年可减少几百万两银子的利息,如政府出面借银,可降低利息,有利于国家.

他为此事写了封信给李鸿章,当时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在欧洲,也非常支持陈季同.李鸿章赞同此议,而主政者为醇亲王奕.李以此事告之,奕也赞同,并与李商议借银三千万两,在1889年创修了芦汉铁路.

于是从1890年开始,陈季同在欧洲除了处理日常外交事务之外,主要忙于与银行家谈判借款事.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至十七年二月,陈季同与李鸿章之间电报往还频繁,均讨论借款.

陈季同所接洽的银行家是奥地利人伦道呵.李鸿章随时把指示通过电报告诉身在巴黎的陈季同,他随时与伦道呵谈判.这一年的三月,李鸿章给了陈季同一份指示,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与以往各省借款相比,年息四厘半应属较有利的条件.经过陈季同近八个月的艰苦谈判,伦最终让步,全部答应了李鸿章的要求.

然而,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醇亲王奕突然死亡,无人主持借款,而李鸿章权力有限,国内的反对派趁机唱衰.于是,陈季同耗时一年苦心经营的借款以失败告终.

这里出了中国参赞

在法国,陈季同的生活方式相当西化,他的婚姻与感情生活也颇为传奇,他的法国妻子曾为他的英国情人而醋意大发,甚至差点决斗.他和后来的辜鸿铭在某些地方有点类似：有一次,在法国大歌剧院广场穿行,一辆大马车猛冲过来,差点将他撞翻在地.车夫对陈季同大吐脏词,但陈季同竟然用最纯的巴黎口音和土语回敬他道：“滚开,苟狸侬!”（“苟狸侬”（collignon）一词本出自19世纪一个车夫的名字.这个车夫因与两位乘客发生口角,一怒之下将二人杀害,1855年被判死刑处决,恶名留传后世,相当于英语中的“开膛手杰克”或者“汉尼拔”,并最后变为巴黎人对车夫的蔑称.）陈季同居然说出只有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才懂的土语,令此事一时纷纷登上了法国小报.

那时候陈季同在帮当时的政府借款,但自己也正面临私人的债务危机.因为交游甚广,他日常生活入不敷出,沙龙、舞会的开销令他的参赞薪俸不足以维持.到1889年7月,陈季同从“巴黎-荷兰银行”累计借款达到了10万法郎,此外还向一家名叫“克磊索（Creusot）”的公司借款3万法郎.

最终,“巴黎-荷兰银行”的催款信彻底让陈季同与法国分别,尽管当时陈季同答应尽快结清所欠账目,但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偿还欠款了,因此,他被清政府撤职,黯然回国.此后他经历宦海沉浮,但再也没有回过欧洲了.

在戊戌维新前夜,为了帮助国人效法西方国家以法治国的实践,陈季同翻译了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在1897年他与其弟陈寿彭在上海合办的《求是报》上,宣传维新思想.这份报纸上先后刊登过《法兰西国立国律》（又作《拿布仑立国律》）、《拿布仑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等12篇律法书,都是陈季同的手笔,也可以说都是他在巴黎政治大学所学的精华.

他晚年住在上海,当时有些法国人要打官司都要来和他商量,据说他对法国政治律法掌握的精准度,远远高于当时的众多法国律师.

《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称陈季同是他学习“法国文学的导师”,说自己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乃至发文学狂的主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

那时教些什么课程

当陈季同在巴黎的舞台上长袖善舞的时候,马建忠的表现则显得中规中矩.和陈季同相似,少年时就读于上海徐汇公学的马建忠也曾学习法文和拉丁文课程,不同的是,马建忠进入巴黎政治学院时已经32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建忠开创了中国成人留学的先河.

因为马建忠留学前已稍有地位,且拥有身份,其留学经历是亦学亦官.

在巴黎政治大学读书的时候,马建忠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这封信是一篇“读书报告”,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窥见当年这家“法国政治家的摇篮”是怎么样教育学生的.马建忠提到了“4月以来,政治学院功课甚紧”,也说到了5月是巴黎政治大学的考试,当时马建忠就读的专业要考8门,第一门是各国的根本宪法,光是教材就有1800页,第二门考的是“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鱼、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门则是商业法律,第四门是各国的外交历史以及外交情况,第五门是比较英美法三国的政治的异同及其利弊何如,第六门是研究普鲁士、比利时、瑞士和奥匈帝国的政治,第八门则是考税务和国债.

从这种高强度、涵盖广泛的学业训练,我们可以看出,巴黎政治大学的学生何以大多能获成功,出类拔萃甚至出人头地.马建忠勤于功课,精于思考,在当时吸引了当地的学界名士,他们纷纷劝其考取学位.但马建忠认为“以远来学习,只求其实,不务其名”,对一纸证明并不在意.

回国以后李鸿章也特地上奏,称赞马建忠“精通外语、兼习科举、出洋数年、周历各国、志趣端正、心地明敏、历著辛劳”,请求朝廷给予二品官,准备任用为出使大臣.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著名的容闳为清廷做了那么多事情,最后也不过近似到这个级别.而后来的百余名留美幼童里,除了唐绍仪等优异者外,终其一生也没到这个地位.

1880年（光绪六年）,马建忠回到天津,重新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翌年,奉李鸿章之命赴英属印度,与印度总督里蓬交涉专卖及税收问题.

由于当时外贸逆差很大,马建忠建议当时的政府采用保护关税制度加以补收,“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在此前的巴黎世博会上,他就发现了中国当时最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就是茶叶和丝绸,为鼓励丝茶出口,他认为必须“经减丝茶之重税”,并且严格按“值百抽五”的规定征课出口税,“税轻厘减则价贱,价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增则税厘更旺”

关于进口税,他主张原则上应“重征进口货”,以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对进口关税也要区别课征,对国内所产者甚少、必仰给于别国者,则减征进口税；对“外来制成之货,本国亦有者,重其征以护商民”；对“乃其货为民生所必需者,则宽其征”；对“民虽不得不用,而究不能多用者,补重征之”.这些治理关税的思想,为我国现代关税理论奠定了基础.

1890年,马建忠开始撰写《富民说》,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间工商业等措施以富民强国,并将《富民说》上呈李鸿章.不久,受李鸿章委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旋因资金周转等问题去职回籍.但李鸿章没有忘记他,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到了北京,襄助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议和.

在与梁启超相识以后,马建忠一直埋头整理《文通》一书,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马氏文通》,该书以西方语文（特别是法语）的语法为本,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创建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是奠定汉语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对后世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建忠尽管精通西学,但一直以中国的典籍为第一要务,后来的国学大师辜鸿铭正是听从他的劝说,才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中国.

创立于1872年的巴黎政治大学的初衷在于让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科的知识,打开眼界,那时普法战争刚刚结束,法国人正在为自己的失败而思考.在晚清飘摇的岁月里,这座为法国培养了70%的政治家、80%的企业管理者的学校,依然宽厚地接纳了来自遥远东方的求知的人,即便后来,它的祖国与中国发生了战争.

甚至直到现在,巴黎政治大学的基因,依然静静流淌在中国的语法、税法、甚至文学领域里.

巴黎政治学院的著名中国校友：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在巴黎政治大学的时候,偶然看到国内报纸,见有人提议袁世凯为终身总统,而当时巴黎正在举办选花魁之会,陈寅恪作诗讽喻：“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亦自雄.”

王景岐：中华民国外交官,也是在法国期间,他和周恩来一起促成了海外最早一次国共合作.

方镇中：1928年由李大钊介绍来法国,1931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大学.曾担任黄埔军校少将教官及政治部执行副主任,以及国立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其女方奇峰是当代作家,笔名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