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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知识生产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大学学科发展呈现双重逻辑：学科自身演进为主的逻辑和外部适应为主的逻辑.学科发展存在着路径依赖的弊端.未来大学学科发展的路径为：立足于合理的高等教育生态,从制度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确立大学定位；平衡好知识生产与服务好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营建良好氛围与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
关 键 词 ：大学知识生产方式；模式2知识；学科发展；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6-0019-05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发动机,无论在人力资源支撑方面,还是知识生产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论及高等教育发展时,“模式2知识”不仅影响最大,而且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大学如何发展?基于大学的学科如何发展?
一、“模式2知识”提出的新问题
大学是知识生产的最主要场所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知识生产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景观.大学知识生产的外部面临着全球化、工业界的介入、政府监管强化等变化：内部经历着“模式2知识”的出现、学科的分化与交叉融合等变化；在科学组织内部出现了专业化的减弱、学者劳动强度增大等现象.1994年,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出版了《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提出了两种模式的知识：“模式1知识”,即以传统学科构成的知识,“模式2知识”即跨学科知识结构.“模式2知识”具有以下特征：应用情景下的知识生产、异质性与组织多样性、社会问责与反思性、质量控制.总而言之,“模式2知识”是一种有别于“模式1知识”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以跨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既然在知识生产系统中存在着这两种模式,那么,“模式2知识”给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是：谁是知识生产的最好承担者?在日常的认知地图中,我们有一种思维定式,认为大学是知识生产的最主要提供者.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大学在知识生产方面的垄断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知识生产的主体,除了大学之外,企业以及民间研究机构等的大量出现,打破了大学“一枝独秀”的局面.然而,从大学所拥有的资源来说,大学仍然是知识生产的主力军,应该而且必须承担知识生产者的重任.对于大学系统内部来说,大学是分层分类的,研究型大学无疑是知识生产的最佳承担者.第二个问题是：知识生产过程中是否需要分工?科学技术和知识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大量的科学研究证明：认知的专业化、社会的职业化、政治的制度化是社会组织获得成功的关键.因此,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知识生产的主体必须进行必要的分工.首先是知识生产主体责任的分工,如：大学、企业、研究机构均有知识生产的责任,大学是知识生产最重要的创造主体之一,承担其首创的义务和责任：企业主要在于应用；研究机构偏重于研究.其次是大学系统本身的功能分工,主要是研究型大学与非研究型大学之间合理配置资源,也需要必要的功能区分.知识生产主要由研究型大学来承担,知识传播和应用主要由非研究型大学来承担.
二、大学学科发展的逻辑
学科是基于大学的学科,学科发展与大学发展互为关联.大学学科如何发展?大学如何发展?这些是高等学校发展的决定性问题.因此,许多高校把学科发展学校发展的战略高度,把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建设的龙头工程.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每一所大学,不论类型差异、层次高低都需要用同一种方式抓学科建设?
对于大学的理解,人们最熟悉的是学科的学术性.但实际上大学学科发展面临着两种困境：学术性与实用性的矛盾.
所谓学科,既指以知识系统为基础的学科,又指以具体院系建制为依托的学科.作为知识系统的学科是知识门类划分的学术体系,作为组织实体的学科有其自己的机构建制、力量配置、运行机制等.②美国学者伯顿·指出,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按学科（discipline）和院校（insdtuion）组成两个基本的纵横交叉的“矩阵结构”.这种“矩阵结构”一方面是学科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大学组织的发展.它们决定了大学学科发展的复杂性.作为学科自身的发展.就是要生产知识；作为大学组织,学科发展还要解决人才培养的问题,关注学生的就业和生存.因此,大学学科发展承载着双重使命：生产知识与人才培养,兼有“学术性”与“实用性”,即学科发展目标的多重化现象.
随着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人们对待学科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事实上,对于大学知识生产中这种转变有很多学者展开了思考,表现出以下两种倾向：一种是站在‘洪堡理想’的角度批判大学知识生产的实用化,并且认为危及大学的基本精神；另一种则站在学术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大学知识生产的市场化和实用化是大势所趋,所谓‘洪堡理想’已经成为过去式.”简言之,学科发展的逻辑,或者说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在发生变化.中国高等学校学科发展和建设的逻辑应是双轨的,而不是单轨的.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
以学科自身演进为主的逻辑.所谓学科自身演进为主的逻辑适用于具有研究型大学特征的高校,在学科发展的轨道上坚持知识生产,以满足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为目标,重点解决有关国家安全、能源资源、农业生产、医药健康、环境生态、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提高各学科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
以学科外部适应为主的逻辑.所谓学科外部适应为主的逻辑适用于非研究型大学,在学科发展的模式上坚持满足劳动力市场需要的道路,要处理好学科中的专业与课程之间的关系.突出实用性和技能性,以解决学生的职业发展问题为主.据麦可思研究证明：专业对于学生就业的重要性与学科相比更重要.
对于我国来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社会需求多样化的背景下,两种逻辑存在的现实基础都是必不可少的.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办学者如果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清晰地认识两种逻辑的差异,就必然导致行动的谬误.更进一步而言,大学学科发展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大学发展的逻辑. 三、当前大学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
要寻找大学学科发展的路径,就要分析目前学科发展存在的弊端,找出问题的根源.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它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以及既得利益约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使人们轻易走不出去.
由于受到计划体制的影响,目前实行的重点学科建设的做法就是典型的“路径依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惯性力量”的作用.就重点学科建设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而言,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高校学科建设的弊端依然十分明显.
1.盲目发展与发展不到位
盲目发展表现在高校发展中的攀高冲动和精英化现象.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自2002年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就面临着精英化与大众化矛盾.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意味着不要精英化,但我们的管理者、办学者习惯于精英化管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用精英化高等教育标准来衡量现有的高等教育,就产生了盲目攀高现象.这种冲动表现在院校的设置上：专科升本科、本科升研究生教育；表现在对高等学校的评价上：以研究型大学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高等学校.正是由于在根本制度设计上的“精英化”倾向,使得高等学校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现象异常突出.如：由于学科建设制度,特别是重点学科建设的实施可以为学校带来相应的资源,各级各类高等学校,都在按照学科建设的内涵加强各方面的建设,追逐国家级、省级、校级重点建设学科等,使得不同类型的高校走上同一条发展路径和模式.虽然近几年,对各类高等学校在评价方面有所改变,但同质化倾向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扭转,还需要出台相应的措施加以引导.
发展不到位表现在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期望值存在差距.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令世人瞩目.目前突出问题是：承担高层次知识生产的研究型大学尚未“顶天”,而非研究型大学难以“立地”.就我国高校来说,两类不同高校承载的任务都十分繁重.就研究型大学而言,与世界一流大学尚存在相当的差距.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大学还没有能够拥有一批处于世界最前列的高水平学科.以2010年进入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500名的我国22所大学为例,截止2009年底,该22所大学共有15个学科领域进入了ESI排名,但是没有一个学科能够进入ESI排名前1%,能够进入ESI排名前10%的学科也只有10个.这22所大学代表了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最高学术水平,但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群体相比,差距依然很大.”非研究型大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与当地经济发展脱节严重,与劳动力市场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匹配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主要解释就业者与市场之间的匹配关系,涉及劳动力市场供求、工作搜寻、匹配等问题.就学科建设而言,非研究型大学工作的重心是：每一所高校的专业如何加强其不可替代性、适应性,从而解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市场对接的矛盾.
2.基础研究弱化与应用研究不强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市场化倾向,以及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研究出现了基础研究不断弱化、应用研究加强的趋向.基础研究弱化主要受市场化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影响,因为基础研究周期长,不容易出现成果,即使出现突破性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加以检验,因而应用研究受到重视变得理所当然.在强化应用研究中,我国还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短平快项目过多,应景性研究增多,涉及国家及社会需求的重大基础性、突破性研究成果不多,难于得到行业的认可和国际社会的承认：研究成果停留在理论阶段的偏多,转化为政策和技术生产的比率不高等.
3.经费投入不足与产出效益不佳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世界各国均把研发能力作为提高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衡量一国对科技创新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即研发经费支出与GDP之比.据统计,世界领先国家研发投入占GDP的3%左右,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支出占10%以上、应用研究支出占20%以上.而我国2000年以来,研发经费支出以年均23%的速度增长.2005年为1.34%：2009年为1.7%；2010年为1.76%；2011年为1.84%；2012年为1.97%.尽管经费增长迅速,但仍然没有实现“十一五”到2010年达到GDP 2%的目标.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总体研发投入强度不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出所占比重偏低、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足,水平不高.
与此同时,经费管理失当导致经费产出效益不佳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主要表现是：经费分配失当；经费到位时间存在偏差,项目审批周期长：经费多限于设备购置、会议经费和出差经费,缺乏人力投入经费.
四、大学学科发展的路径选择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突破路径依赖,一是靠技术创新；二是靠制度创新.解决我国大学学科发展问题,亟需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来考量.从理论视角而言,要解决大学学科发展的理念问题：从实践角度而言,要解决大学学科发展的操作问题.
1.立足于合理的高等教育生态,从制度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确立大学定位
大学学科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大学如何发展的问题.大学如何发展的问题解决了,大学学科发展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其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比较合理.体现在各类高等学校都有明确合理的定位,有清晰的功能区分,较好地处理了大学存在与国家、社会的需求问题.而我国各类高等学校同质化倾向突出,导致了各种高等教育类型与层次之间边界模糊,不仅在国家层面上不清晰.而且在省级层面缺乏个性,使得高等教育生态无法体现出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因此,大学学科发展必须解决各类高校的定位与分层问题,否则就只能是打乱仗.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国家层面出台《大学法》《学院法》《职业技术学院法》,在省级层面制定各省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确立各自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定位,保证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基于学科与大学发展的视角.平衡好知识生产与服务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
在确立好高等学校的定位基础上,高校的学科发展和建设需要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大学塔尖部分,要切实承担其知识生产的艰巨使命,走学科自身演进的逻辑——“以纯科学为主的模式”,坚持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知识.对于大量的非研究型大学,或者说技术型大学应遵循学科外部适应的逻辑——“以技术科学为主的模式”,重在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主要是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解决学科中位的问题,即专业与市场之间的匹配问题.非研究型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塔基部分,要推进高校特色专业建设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
对于以知识生产为主的研究型的大学,学科发展要满足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因为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是学科发展的原始动力.要强化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学科发展的战略关键,要重视学科的交叉融合,交叉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要注意跨学科研究,从而解决人类社会中的疑难和关键问题.
对于以满足学生就业为主的非研究型大学而言,学科发展的重心不是知识创造,而是传播与应用,尤其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以北京市属高校为例,从2007年与2012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学科排名来看（如表1、表2所示）,北京市属高校,拥有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四个,分布在首都医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首都经贸大学.因此,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北京市属高校重点学科优势并不明显.因而北京市属学科发展的重点不应放在知识生产方面,而应侧重于知识的传播与应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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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所需要的各级各类应用型专业人才,服务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3.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处理好营建良好氛围与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
大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大学的良性发展.目前,制约我国大学发展和学科发展的瓶颈是人才队伍问题,而有效解决队伍问题的前提是处理好环境创设与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关系.
在环境创设方面,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重拾与回归尊重科学、崇尚知识的氛围.在大学发展与学科发展上,避免过分功利主义的色彩；二是确保大学发展的基本条件投入,使高校有充分自主发展的空间：三是通过制度建设,而不是一时一事的政策调整来解决大学发展的事宜.
在学术共同体建设方面,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建立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现代大学制度,保证学术权力的合理行使：二是改变单纯数量化的高等教育绩效评价体系,使学术卓越和学生满意成为评价的基本出发点：三是使教师有尊严的生活、有充足的时间来研究教学和与学生沟通、有充分的精力参与学校与社会公共事务；四是搭建跨学科学术事务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化解学科壁垒,促进教师职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