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往事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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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惊心动魄

我1957年9月初跨进西北大学校门时,“反”运动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我们新生经过数天入学教育后,正式开课.一般安排是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反斗争的大会.新生初来乍到,对分子的言行不大了解,参加会议主要是听高年级同学和老师的批斗发言.系党组织要求我们赶紧熟悉情况,争取早日投入战斗.

1957年春,党宣布开展整风运动,北京的高校与高级知识分子带头大鸣大放,举行座谈会,张贴大字报,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与主张,以帮助党整风.随之,全国各地高校及党派掀起鸣放.后来,发现有人利用鸣放向党“进攻”,企图夺党的权,实行资产阶级.将这些人称为资产阶级分子.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所写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他又为党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分子的猖狂进攻》.于是,全国范围内的“反”运动迅猛展开.

当时对“分子”的批斗和“”中批斗“走资派”有所不同,还相当文明.批斗对象作检讨发言或回答批斗者的质疑时,才站起来陈述,但不必低头弯腰,更无“喷气式”规格对待.此外,可以坐下听取批斗者发言,也可以做笔记.甚至,还允许“分子”辩解.当然,辩解之后,会招来口号声和更激烈的批判.批斗发言,多为政治性大帽子与空论,但不辱骂,不污辱其人格.我当时可能表现积极,系上“反”领导者布置我作为新生代表作批斗发言.我系当时无四年级学生,三年级学生中定“分子”三人,二年级定出十余人,教师中似乎只有二人.我的批斗发言,是在批斗那一位“”教师会上所发,我已不记得详情.我为人胆大,在数百师生的大会上,举手而后站起,毫无畏葸之态,发言慷慨激昂,声震屋瓦,究其内容,只能是重复报纸上的大话、空话.我既不可能揭发出“”老师的新“罪行”,又不可能对已揭发的“罪行”作理性的深入剖析.我的发言,其实是表态性举动.写至此,我要向被我批斗过的老师忏悔、道歉.

对分子的批斗,除各单位组织批斗大会外,还有校园内铺天盖地张贴揭批分子的大字报.我喜欢课余去阅读各系同学所写的大字报.虽然当时党的领导信任我,让我当团干部,让我在批斗“”大会上发言；但是随着“反”运动的深入,我心灵深处产生了恐惧感,或说有所“后怕”.我发觉,无论教师“”,或学生“”分子,几乎都是有思想、有见解、业务强的人,有个性的人,在这个队伍中很少见到平庸之徒.天哪!这岂不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精英”极易当“”?我乐于独立思考,脑海中往往“藐视”权威,说话又口无遮拦,倘若我早一年入学,岂不是很可能滑进“分子”的行列!我不敢向任何人吐露这个念头,但它像噩梦一样一直伴随着我走过大学生活.

“反”运动后期,我们班一女同学被作为“分子”遣送回原单位（将有另文叙述此事）,她是因为已有对象不能接受本单位领导的追求而遭此厄运.另有法律系一“”学生得到宽大处理转来我班,据说是由于组织反党小集团和班党支部闹对立.对身边的这两个“”,我反复观察,也看不出他们的“反骨”在哪里.可我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

据有关资料记载,西大共定“分子”一百四十一人（这是1957年11月的统计数字,后来陆续补定过若干人,实际数字要大于这个统计数）,其中学生一百零一人.1958年2月学校党委根据有关政策对“”学生作出“严肃处理”.就中逮捕法办一人,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四人,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三十二人,留校察看五十二人,免予处分十二人.

起始,人们并不曾把“分子”的帽子看得多么严重,以为不过是“批斗”一通也就罢了.岂知这顶铁帽子比孙悟空的金帽子可怕得多.一经定为“”分子,便被宣布为“阶级敌人”,习惯上称为“地、富、反、坏、右”,成为阶级敌人第五.后来摘了帽子,也被称为“摘帽”,仍然不能跟正常人一视同仁.若不是1978年党宣布彻底平反,他们只有万劫不复了.

历史伟人有言,秦始皇有什么了不起,坑儒无非活埋了数百名知识分子,我们定的“分子”有数十万（大意如此.据有关史料,“分子”约为五十五万余人）.这是何等气魄!又何等令人不寒而栗.虽然我有幸和“鸣放”运动擦肩而过,在高中毕业生涯中度过了这一历史性劫难,但“反”运动确实触动了我的灵魂,在我的心里烙上永生不灭的印记.

2.红颜遭遇辍学

我们班有一位从外省考入的女生陈某,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面庞端庄,常以微笑示人.在女生中,她无疑是引人注目的角色.来校不久,就有外班、外系的男生跟她接近、套近乎,有的无胆量直接面对,只好去女生院的外边,躲在一旁等她进出时偷偷看一眼.但是很快人们就知道,靓花有主,献殷勤的男生无非是痴心梦想罢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大的女生院,现在已为高楼所替代,它坐落于化学楼的北边,大体是现在经管学院楼的那一块地方.院落有南门和北门,南门为正门.院内一直长大道连接南、北门,大道两旁为砖木结构的平房,大约有六七排吧.那时全校女生有数百人,这一个院落全部容纳了.

陈女同学是转业军人,在部队时是运动员,在全国性的体育竞赛中,游泳拿过第二名,为此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可以说她是英姿飒爽的风流人物.她不是保送生,而是以学习实力考入西大中文系,学业功底不错.我们普高生对她深存敬意,感到她有某种神秘感.

她是一名党员,初入学时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忽然来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有人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她是预备党员,还保留着共青团籍,可以两边参加组织生活.其实不久就传出小道消息,她只过团的组织生活,已停止参加党内活动.

那个时代,关于党组织的事是绝对机密,别说局外人不可打听,即使党内人士也是该知道的就知道,不该知道的绝不可以打探.这是一项人人皆知的铁的纪律.我虽然被同学看作有自由主义习气,但这一点纪律我还懂得.我虽有好奇心,但绝对不会去刺探党内“机密”,那是要犯严重错误的,何苦呢!

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后半期,某一天党支部书记来宿舍跟我个别谈话.她关上门,一脸神秘严肃的表情.在她未开口前,我很紧张,不知她的到来是福是祸,有何“指示”.那年月大学生中的党支部书记虽说也是大学生,是同班同学,其实党支部书记手中不只有发展党员的“权力”,还掌握着同学的“政治生命”.试想,支部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定一个同学为“分子”,也就是说,支书有权认定一个同学为“阶级敌人”,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何等权势!

党支部书记严肃而神秘地说：“有个情况,党支部要向你透个底：陈××是混进我们班的分子!”我大吃一惊,本能地想呼叫“啊”,但还是控制了自己.她大约看出了我的惊愕,解释道：“她从部队转业到××省体委工作,在今年春天的大鸣大放中,放毒,攻击党.”我还是沉不住气,突然说：“她是考进大学的呀!”党支书说：“她隐瞒了自己的罪行,在入学政审上蒙混过关.现在原单位已将定性材料转来,不久我们要组织批斗.给你打招呼,一则是希望你和她接触时要注意立场；二则你要有心理准备,批斗时要在会上发言.”我立即表态：“发言绝无问题,可我不掌握材料呀!”她说：“到时候组织会给你提供材料.”

这次谈话使我吃惊：难道她是美女蛇?又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党组织多么信任我这个非党员啊!

可是过了许久,并未开“批斗会”.我毕竟组织修养差,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便利用机会询问支书：“那批斗会什么时候开?”她严肃地说：“情况有变,我们不一定开那个会了.你听组织安排,不要再打问情况.”

不久,陈女同学从我们班上消失了.

事后听人们说,这位女同学在部队有了男朋友,且确定了关系,但转业到地方后,单位领导“追她”,她如实说明已有对象.这位领导便对她打击报复,在她离单位上大学后“整理”材料将其定为“分子”.西大中文系党组织去人了解,认为材料不充足.但当年定“”,一经上级批准,绝无甄别之说.他们要求把人送回原单位处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不敢议论,但心中暗想,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量为“分子”摘帽子时,她亦摘掉帽子.她成了家,从××省调至陕南.1972年我从西大被借调到省教育局临时帮助工作.我和局里的一位干部去陕南出差,在街道上行进时看到一所小学,我蓦然想起当年的陈同学在这里教书,便顺道去探视她.进校门后打听她,一位女教师热情地领我们去她家等候,她去找陈同学.她住一间平房,丈夫上班去了,小孩在屋里玩耍.屋内只有公家配备的床和一张小书桌、一把木椅,东西很凌乱.不知是主人忙,还是无心整理打扫.一会儿,她跑步而来,一看见我,一只手扶住门框,一只手在胸口上下揉搓,口里喘着粗气：“老同学,你为啥说是省教育局来的?我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你吓死我了!”我为自己的粗心和冒失后悔莫及,不过,道歉已毫无意义.我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她家.

“”后,她夫妇调至西安一所省属中专工作.历史对她不公平,使她消蚀了青年的光彩,使她失掉了很多发展专业的机遇.这一切已无可弥补.我们只能祝愿她后半生事业有成、健康幸福.

3.“大跃进”的校园

1958年的“大跃进”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特殊岁月,它为华夏子孙留下极为惨痛的教训.“”后,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地评估了“大跃进”的历史性错误,从而将教训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高等学府并非世外桃源.社会上“大跃进”的热浪不断地吹向大学校园.那一年,大学基本上是在“运动”中度过,大学生不上课或很少上课.

夏天,学校的“大跃进”也很快进入.大搞卫生“大跃进”,要求一个学生一天要消灭多少只老鼠、多少苍蝇等等.开始,要将老鼠尾巴由班上收集上交,后来不必有实物,只要报个数字即可.这么折腾一段时间后,又集中精力搞“体育大跃进”.学校党委发出号召,全校实现“满堂红”,即大学生人人要达到国家的“劳卫制标准”；后来又加码要求出等级运动员,出“运动健将”.我清楚地记得,“劳卫制”锻炼开始还很认真,例如白天让我跑一千五百米,战绩差三秒不能达标；晚上让我去重跑,差七秒；第二天白天再跑,竟差一分钟.再后来,腿肿了,跑不动了,后半夜迷迷糊糊去跑,裁判员却宣布我“达标”了.可见,后来作假之风愈演愈烈.为了体育“大跃进”,在操场上二十四小时开展各种运动,跑的,跳的,投掷的等热火朝天,灯火彻夜通明.夜战操场,群情沸腾.校园里不时有锣鼓声震天炸响,是大学生取得新战绩向党委报喜的队伍在行进.

体育“跃进”演进为闹剧.学校要求人人成为乒乓球“健将”,深更半夜有同学将我从睡梦中拉起来,领上我到电灯刺眼的乒乓球场.我从来没打过乒乓球,对方已是“健将”,他发过球来,我不曾接住,如是三次,裁判宣布换发球,我不会发球,旁边有人告我,右手握球拍,左手将乒乓球向拍子上砸去,如是三次,裁判当场宣布,我已成为乒乓球“健将”.围观者鼓掌,不知是“祝贺”我“成功”,还是寻开心凑热闹.下场后我揉一揉睡意未消的双眼,问班上的体育委员：“我真的成为健将了?”他说：“你打败了对手乒乓球健将,当然就成为健将了.”原来如此!荒唐得连儿戏也不如.

第二天要实现另一个“大跃进”目标：成为摔跤“健将”班.此前,我们班已产生了一个摔跤“健将”,他是在学校摔倒了某“健将”而成为我班的首名“健将”.这个同学在全班个头最高,一米八以上.我暗自思忖：我和几个低个儿同学如何摔倒他?如何才能成为“健将”?岂知事情的进展异乎寻常的顺利.在场的“国家级”裁判即我校一位体育老师说：“在摔跤对抗中,同学们要为学校、班级的集体荣誉着想,要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个头相差不多的同学还和那位健将摔它几个回合,当然均以那位健将的失败而成全别的同学.待到我要上去较量时,我刚走到大个“健将”同学面前,我还未动手,他却主动“哗”地倒在垫子上.如是三次,同学们鼓掌,“国家级”裁判老师宣布：“赵××成为摔跤‘健将’!”这哪里是体育竞赛,纯属滑稽表演!

校园里的“大跃进”,似乎是当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礼堂前的广场上全校师生于灯火辉煌之中召开“大跃进誓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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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校园里和广大城乡一样,师生齐动手,大炼钢铁.学校在西操场（即现在的办公楼西侧顺墙向南那一带）修起若干座“土高炉”.师生们日夜轮班大战在这些熊熊燃烧的炼钢炉前.人们把搜集来的旧铁碎钢扔进土高炉,烧它几天几夜,一炉一炉“钢”炼了出来.师生们将它置于铺上红绸的托盘里,前边的人捧上它,后边的人敲锣打鼓,前往红楼向党委“报喜”.这是钢吗?不!它既不是钢,也不是铁,也不是煤渣,天知道它是什么劳什子.当时炼钢铁的原料愈来愈难找,因为农村人家的铁锅早已砸完了,城里的废铁也拣光了,于是乎师生们把我校北大门砸碎投向土高炉.后来头脑发昏发热的人们又要砸礼堂的铁门,刘校长出面劝阻“成物不可损坏”.如此,这铁门才幸免粉身碎骨之灭顶灾难.那时候,刘校长挺身而出也有风险.当时,报纸上时不时报道某县委书记“大炼钢铁”不力,检查团立即将其就地免职.为了保官帽,一般干部哪敢站出来“顶风”?

“大跃进”虽然已过去数十年,但是其中遗毒是否完全肃清?“大跃进”是否有可能在某个时期、某个范围乔装打扮又粉墨登场?历史的血的教训千万不可忘记啊!

4.非常的眼泪

我班有位河南籍的同学,1958年暑假返校后,在团支部日记上写出自己假期返乡的见闻与感受.他主要叙述农村的浮夸风、共产风与瞎指挥,说明农村处处说假话,农村食堂面临粮食短缺的危机,农民已面临饥馑灾难.他的父亲因断粮而死,在弥留之际还伸出手苦叫：“我要吃馍!”

所谓团支部日记,我记得似乎是作为团支部委员的鄙人的提议或“发明”.我建议,为了团员之间交流思想方便,每天一位团员记日记,依次轮流.后边写团支部日记的可以写自己的思想、见闻、感想.也可以议论前边团员所写的内容,以直抒个人胸臆.这种形式在当时颇受欢迎.后来发现团员多,一个支部一本日记轮流速度太慢,不适应“大跃进”的形势,改为一个团小组一本日记,三个小组可传阅交流.不过,名称一仍其旧.

这位记叙家庭不幸的团员和我在一个团小组.我是团支委兼团小组长.轮我记日记时,看到这篇“哭诉”,我的心里打了个寒战.我想不便对这篇日记发表意见,权且“视而不见”,另写自己要说的话.

岂知不几天,“东窗事发”.班党支部书记把我叫去,指着这篇日记问我：“你看到没有?”我不能睁眼说瞎话,只得点头.她立即问：“这么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表态、不汇报?”我一时语塞,窘迫得不知如何是好.

遵照党支书的意见,我们召开团小组会“帮助”这位团员同学.岂料他不检讨,反而说：“我写的是事实.你们如若不信,可以派人到我的家乡去调查.我怎么能对父亲的丧事胡说呢?”会上团员的发言也颇为暧昧.针对这一情况,党支书指令：“召开团支部大会辩论!”所谓“辩论”,其实就是“批判”、“斗争”.为了缓和事态,我提出建议：“可不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开第二次团小组会,安排他检讨.请您亲自出席指导会议.这样,效果必然会好.”党支部书记给了我“面子”,接受了我的请求.

我立即找那位团员同学“谈心”,其实是给他交底.上次团小组会,党支书布置,要我作为团的活动,不要公开这是她的“意见”.我当时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作“保密”安排.这次,她要出席会议,自然不必“保密”.我说罢原委,这位同学大为吃惊：“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隐瞒背景?”我只好作出解释.他终于冷静下来长叹了一口气,以乞求的语气说：“老弟!你说我怎么办?”我只得胡扯：“你父亲去世,你很悲痛.但是,我想,老人家临行前,你并不在身边.他去世的原因,你是听别人事后所讲.会不会他们在悲痛之中没有弄清真实情况.比如说你父亲是因病不治而亡,绝不会是饿死.河南农村形势大好,哪会有饥荒发生?至于临终前那句话,很可能是身边人听错了,老人家可能在喊‘我要吃药’!等”我这么言不由衷,这位同学拍拍我的肩,反倒安慰我：“老弟!你是好人.你的意思我明白.上会后,我一定深刻检讨.”他是聪明人,若过不好这一关,出了大事如何得了?

第二次团小组会在宿舍楼西边的柏树林里召开.党支部书记亲临现场.我主持会议.首先说明,今天的团小组会安排×××同志重新检讨,再由同志们批评帮助.其次,我说党支部书记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亲自到会指导,是对团的工作的重视与支持,也是对×××同志的关心.我低声请示支书：“请你先作指示!”她摇摇头示意正式开会.×××同学站起来作检讨,他一开口就说：“同志们!我犯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家是贫农,我对不起党!我的父亲是病死的,我竟听信了村中的谣言,我的错误言论,构成了攻击‘三面红旗’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等”他泣不成声,泪流满面,用手帕擦拭,手帕湿得不能用了,有同学递给一块干净手帕,不一会儿,又全弄湿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嘴硬心软,背过身去,也落下热泪.我偷偷看去,不只女团员,大多数男团员都在悄悄擦眼泪.党支书毕竟有身份,她没有落泪,不过可以看出,她心情沉重.团员同志的批判发言,上纲上线很高,却无实际内容.会议结束时,我请示支部书记,她悄悄说：“让他写个书面检讨吧.”

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这是令人深思的真实故事,是人性、人情与政治的碰撞.这眼泪啊,它因何而落?它包含着何等内容?千万不可忘记历史.这不只是不可忘记“出五关斩六将”,更不可忘记“败走麦城”.我们今日之现实社会,正是历史的正面与负面的交汇与延续.

这位河南籍的同学不幸已经作古,谨将本小文作为心香献上,以寄托哀思.

5.志愿军同学

我们班有四名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保送生,其中有一位同学姓马,他原本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入校时大约二十七或二十八岁,年龄不算太大,班上年龄最长的已有三十二或三十三岁.我们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学习过《谁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是青年人的崇拜偶像.初入校,校方指定老马为班长.老马的光荣历史与现实身份,使我这个缺乏权威意识的初生牛犊也多少有了点敬畏感.

老马高个头,行走时腰杆直挺,步伐均匀,说话简短、捷快,他的军人气质至为明显.但若稍微观察他瘦长的脸庞,粗糙的皮肤、沟壑般的皱纹,仿佛是西北地区的农民.后来知道,老马是甘肃省庄浪县人.那是个贫穷闭塞的地方.他出生于贫苦农民之家,少年时就给大户人家放牛,还随大人们进入陕西凤翔、岐山一带赶麦场、当麦客.及至成人,被国民党部队拉去当兵,在战争中被俘,转而成为解放军战士,后来又成为志愿军入朝作战.他的出身说明他是黄连根下长大的男子汉.他的脸上烙印着苦难与艰险生涯.

老马为人质朴、虔诚.他从来不以抗美援朝的功臣自居.他不主动谈战场上的经历,当同学们好奇地探问时,他总是淡淡一笑,作出针对性回答,几乎是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他不喜欢铺排开来讲战斗故事.

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差距,我对老马敬而远之,时间稍长,才发现他是一位极易相处的人.他干了不长时间就坚决辞掉班长之职,他诚恳地说,自己文化底子太薄,虽说是速中毕业,可原来是文盲啊!既然党保送自己上大学,自己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他的刻苦精神令人敬佩,背古文,比我们下的力气多得多.他悟性好,对古典文学理解力强,但外语让他太受作难了.他年龄偏大,基础差,学习外语十分吃力,但他不气馁,不只早起在校园朗读,还抓紧时间背单词.当时有人议论他,一个党员志愿军战士,不带头投身政治运动,这走的什么道路嘛!他装作不曾听见,依然坚持抓紧学习.当然其时极“左”之风盛行,一般的政治运动他也同大家一起参加,不过热情不太高.

也许性格相投,老马和我相处不错,他不时和我探讨学习中的问题.他还坦率地批评我：“你闲话太多,往往言不及义.”他的这个批评太中肯了,只可惜我始终未曾改掉这个毛病.１９５８年的寒假过后,老马从甘肃农村老家回校,情绪低沉.有天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人时,他敞开心扉说：“这次回家过年,心里难受极了.家里缺粮,我嫂子饿得不行,同村里别的年轻妇女一块儿出逃了,给我哥留下两个小孩,小的才一岁多.”他讲得很慢,讲罢长长叹息一声.我也是回农村过年归来,虽说陕西比甘肃农村好一点,甘肃当时极“左”之风比陕西严重,饿死的人比陕西多得多,但陕甘农民日子的艰难只是程度差别而已.我问老马：“你嫂子逃到哪里去了?有没有线索?”老马说：“有人见过,她逃到陕西凤翔一个村庄了.”我说：“你动员你哥去找呀!”老马说：“我哥要照看两个孩子,小侄子才一岁多.他又不识字,出门也难.”我明白他的心思了,便说：“你帮你哥去找呀!”老马对我大约很信任,便问：“这合不合适?”当时的政治气氛使他犯难.我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又觉得这是家中大事,说话随意的我脱口而出：“这有什么不合适!利用星期天,再请一两天假,跑一趟凤翔.”

老马去了,又垂头丧气地回校了.我问老马：“没找到嫂嫂?”他低声说：“见到了.”我又问：“你怎么不领过来送回去?”老马痛苦地说：“嫂嫂住在一个光棍汉家里.她看见我便说：‘兄弟,你说一句话,若是要嫂子回家和你哥、和你侄子一起饿死,嫂子这就跟你走.若是你让嫂子在这里寻口饭吃,只要咱家度过荒年,我立马回去.说句掏心的难听话,若是我在这里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我也要甩下他回老家.老家有我的正经男人,有我的两个娃儿,我咋能忘了呢?我这是逃活命啊,兄弟!’听了这话,我做弟弟的还能说啥呢?”

1959年后半年,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老马受到牵连.他下乡寻嫂的行为给“三面红旗”“抹黑”,兼之,他又在党内会议上讲,他们老家农村所报农产量是虚假的.为此他在党内受到批判.所幸1961年毕业时得到甄别,将有关材料从档案中抽掉了.

老马因心力衰竭而辞世,权且以此文作为对他的追思与祭奠.

6.烽火行

工农兵学员入校学习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依然属于“全国大乱”、尚未走上“大治”的年月.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一直在持续不断地“革命”,即不断开展“阶级斗争”.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一化三改、“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掀起全国性“内乱”,即全国性的“阶级斗争”,乃至展开党内斗争,要揪出并打倒党内“走资派”.

当年流行的口号,也就是行动纲领,诸如：“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有什么“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社会主导思潮,几乎波及全国亿万斯民,除非个别智者超然物外.一般人当时对“阶级斗争”深信不疑,社会“新生事物”工农兵学员是弄潮儿,不少人站立潮头,或推波助澜,或随波逐浪.

1974年中文系二年级的一部分工农兵学员正在农村、工厂以创作报告文学为中心任务,开展开门办学.由于教师人力不足,不大可能蹲点指导,只好在各点巡回.有天下午,系领导突然接到驻礼泉烽火公社工农兵学员小组打来的,据称,他们的报告文学采写任务无法开展,请求系上立马派老师前来指导帮助.这个点本该是另一位教师负责,但他尚在外地巡回指导,不可能立即调回,而学生所来又是“鸡毛”,为了应急,系领导要我这个暂时在西安的教师出马“救场”.“救场如救火”,我理应衔命出征.但我听罢系领导介绍情况后,脑海忽生一念,脱口而出：“采写工作难以开展,我推测未必主要是业务障碍,也可能是和当地组织发生摩擦,也可能是学员之间闹纠纷,若是这后两种情况,须派政工干部去.我建议,我和一名政工干部一同去.”当年中文系党总支有位年轻的女同志做副书记,她志愿与我同行.

第二天,我们二人先抵达咸阳,再倒车前往礼泉,学员组长专程前往咸阳车站迎接我们.到达烽火已近黄昏,住进公社招待所.烽火公社乃全国著名公社,参观者甚众,不可不设招待所以应需要.招待所大师傅前来问我们可以不可以吃汤面片,因为临时不便备其他饭菜.我征求罢副书记的意见,说：“汤面片可以.不过,有一点务请注意,我们这位女同志是少数民族,你一定要弄干净点.”大师傅应道：“我把锅一定洗净.”岂知端上两大碗面片,我加上油泼辣椒,吃得喷香,而女同志只吃了一口,立即恶心,喷吐一地.学员组长很不高兴地找来大师傅,他说：“对不起.我没洗下午的炒菜锅.我去重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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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学员组长急于“汇报情况”.这个小组一共三人,组长是男学员,另一名学员是男生复转军人,还有一名女学员.组长开言道：“下农村二十多天来,我主要抓组内的思想斗争.打铁先要本身硬,我力求让我们学员在思想深处爆发革命,促进我们自身革命化,以革命化带动教育革命,也就是促进报告文学写作.但是,思想革命越深入,阻力也越来越大.我请求系党的领导指示与支持.下边,我谈谈组内思想斗争的具体情况等”天哪!正如我所预料,他们一天到晚“抓革命”,根本没有开展采访活动,哪里谈得上业务困难.学员组长谈了个把小时,他谈得详细、具体,他边谈边翻笔记本,这说明他言之有据.第一次思想会如何开,会上女学员表现如何；第二次思想斗争如何等直到这位女学员拒绝出席会议.事情闹僵了.组长和复转军人是一派,那位女学员是一派,说白了,是对立面,是批判与改造对象.为什么要“帮助”、实际就是“批判”这位女学员,是因为她有“资产阶级思想与作风”.不管组长领导者说得多么严重,我听罢在脑海里作出归纳,其“事实”无非是：其一,女学员说话声音低,甚至娇声娇气,无工农兵学员英雄气概,属于资产阶级说话方式；其二,走路时,步子很小,还要扭动腰肢,属于资产阶级走路方式；其三,吃饭时,吃得少,又吃得慢,严重脱离农民群众,影响了我们和农民打成一片；其四,等我们的耐心帮助,她拒不接受,最后竟对抗组织,拒绝参加小组的帮助会.问题极为严重,我们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听罢,副书记又询问了几个小问题,让他回去休息,明天再说.我这人同情弱小又性格急躁,待学生组长走后,我立即大声说：“一派胡闹!这哪里是抓阶级斗争!纯属幼稚症!”副书记上前闭上房门,以食指挡在嘴巴上,指指墙壁,意为隔墙有耳.我仍大声说：“有什么可怕的!”她低声说,“赵老师,抓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是大方向,不可以从这里入手批评学员组长,这不仅可能惹麻烦,也不利于解决问题.眼前就是这个现状嘛!”细细一想,副书记虽然年轻但在政治上比我成熟.我提出建议：“要不,把女学员调到另一个组去.”副书记说：“这是不得已的办法.这么做,容易产生副作用.我提个处理方法,赵老师,你看可不可以?”这副书记曾是我的学生辈,为人谦和,很尊重老师,她的政治工作能力也令人赞赏.她说：“明天上午,我先找另两名学生个别交谈,再个别和组长谈,从大的方向肯定他抓思想工作是正确的,但从具体内容上,对他一一否定.然后,严肃批评这两位男学员,特别是组长.对女学员要抚慰,要鼓励,也要帮她和同学团结相处.如果上午解决了组内团结问题,下午你出面指导开展业务.”

这一趟,我们没有白跑.事后这个小组采访工作走上正轨,圆满完成了教学实习.三十多年后写出这件事,并无责备某学员的意思,只是想给那个时代留下一张小小的写真.而且每每忆及这件小事,我总会有所醒悟、有所鞭策.

7.呼家楼遭遇尴尬

1976年8月底,我们采访小组结束在上海的工作,乘海轮抵达大连,转火车赴哈尔滨采访.采访工作正在进行中,9月9日中午,我们所住的旅馆通知“革命客人”下午一律不得外出,有重要广播收听.那年代,所谓台重要广播,一般内容是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或者两报一刊重要社论.下午,我早早地将工人师傅和学员集中于我所住的客房.

下午四时整,人民广播电台,哀乐起.人们屏息等待.我心里打了个寒噤,这是何等丧事?不敢深想.少顷,播音员以无比沉痛的语调宣布：、国务院、军委、发布讣告：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等我心中暗暗惊呼：天哪,天塌了!

一霎那,旅馆里哭声连片,声震屋顶.有服务员在走廊哭诉：“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战斗到最后一息,他老人家为国为民操碎了心!他老人家去了,今后谁人给我们发最新最高指示?”工厂里有的劳模痛哭不止：“爹娘死了我还可以活,走了这可怎么办?谁领导我们奔赴共产主义天堂?谁领导我们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有的劳模被送往医院,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竟随伟大领袖而去了.

按照计划,下一站我们将前往北京采访.现在有了突发事件,我们在这里的采访活动必须提前结束.凭我的直感,如果晚一步,北京可能进不去了.果然抵达北京后,旅客接待处不为我们安排住宿,要求我们凭返回西安的办理两宿住房手续.我们一行被安排在不近不远的呼家楼饭店住宿.

伟大、光荣的首善之区,气氛肃穆,沉重而紧张.城内外的大街上、马路上,站满了岗哨,每五尺一个战士,荷肃立,每两个战士过去是一个佩带的军官.我真惊讶,怎么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军人?公共汽车上不可谈笑,否则车停住,由路边的军人将说笑者带走拘留.虽说伟大领袖丧事办完即追悼会过后将这些被拘留的人释放了,可十多天也够受的就是了.我们在街道溜达时一个学员进小铺问有无酒卖?被人家扣住.营业员说：“我们最最伟大的导师、最最伟大的领袖、最最伟大的统帅、最最伟大的舵手不幸逝世,举国哀悼,世界同悲,你竟想喝酒?你这是什么感情?你是什么人?”有学员告诉我,我赶往小店拿出我们所持有的陕西省革命委员会进京介绍信,反复解释、说明,总算有个了结.那时要进京,单位的介绍信无效,必须到省革委会去申办.

北京在哀痛,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所有公园关闭.我为了学员与工人师傅安全,决定全部人马在旅馆大睡两天.有个学员自作聪明：不可去所,何不趁此机会去一趟“八宝山公墓”?他擅自去向本楼服务员询问前往“八宝山”的乘车路线.岂知碰上了对最最伟大领袖、最最有感情且无产阶级觉悟最最高的女服务员,她厉声说：“这是什么时候?你竟想去‘八宝山’玩儿?”学员解释：“不是玩儿,是凭吊革命烈士.”女服务员大声嚷：“别骗人!那里也关闭了.也禁止游人前往!”我在房间内大吃一惊,灵机一动,大叫学员的名字：“×××,你回来!我们要开会.”那女服务员不放人,执意要报告派出所来带人.无奈中我只好走出房间,装作不知情,询问一番,其实这完全是做戏.那女服务员又叨叨一番.

尴尬之中,我一脸严肃,突然双脚并拢,向女服务员深深一鞠躬,郑重地朗朗道出：“向首都伟大、光荣、正确的工人阶级学习!向您学习!学习您高度的革命觉悟!学习您伟大纯洁的无产阶级感情!学习您对我们最最最最伟大领袖的最最真挚的感情!学习等”那女服务员被捧得云里行雾里走,飘飘欲仙,幸福无比.她勉强地说：“首都也要向地方学习!”我立即谦虚地表示：“哪里哪里!岂敢岂敢!我的学员政治水平低,您教育得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正确.我向您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最诚挚的战斗敬礼!让我们一同学习最高指示：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请您放心地把这个学员交给我,我一定以您为榜样,下硬功夫教育他.”

她终于松了口,我也松了一口气.天哪!若是将这学员拘留,那会带来不少麻烦.谢天谢地!我慨叹曰：京华虽好,居则不易.归去来兮!回古城西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