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科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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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客观的眼光来看,美国大学科研的发展,是在其内部自身运行规律和外部运行环境共同作用下进行的,传授真理与发现真理,发现真理与运用真理的两大价值冲突贯穿于美国大学科研发展的始终.它既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制度以及经济现实的制约.美国人的实用主义观念以及美国大学自治原则下自由探索真理的职责相互作用,推动美国大学科研的良性发展.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对美国大学科研完全放任不管,相反它们总是在适宜的时候因势利导,推动美国大学科研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讲,美国“知识经济”的出现是必然的.

1636年～1862年：清教理性主义导向

从1636年创办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起,美国的高等教育至今已有370年的历史.

新英格兰清教主义促使了高等教育在美国的兴起.但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初期,学院的数量很少,规模也不大.1776年脱离殖民统治独立以前,美国共成立了10所学院.到1800年,美国也只有25所私立高校.教员很少,学生也很少.创立这些学院的主要动机是培养宗教性质教会工作者和虔诚于宗教的政府官吏.学院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一些富有的商人、州政府拨款和公众的捐赠.学院基本由教会开办,并且主要控制在教会手中.学院所设专业大多为人文社会科学和神学等学科.一些牧师在赞助和促进科学方面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使得部分学院开始重视科学教育和研究.如哈佛学院教育计划中便设置了科学内容.但学院对科学的兴趣“是置根于宗教背景之中的”.“一方面作为认识上帝的威力和体现在其创造物中的计划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也作为一种手段去相信世界是受理性支配的,去尽自己赞颂上帝的职责.”直接的经济方面的功利利益全然不在考虑之列.

联邦政府成立以后,州政府深感教育关系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力主高等教育应由政府主持办理.1795年,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向州议会提出一份关于建立该州州立大学的计划书,并被采纳,于是开始出现州立大学.但在随后的60年间,州立院校的发展仍较缓慢,私立大学仍占绝对优势.1860年,在全美264所高校中,州立院校仅占17所.尽管这一时期经济、政治的发展,使高等教育发生了一些变化,教育的贵族性质有所削弱,实际的内容和实用倾向有所加强；但是,此时美国的大学受欧洲特别是英国中世纪高等教育的影响,仍具有浓厚的古典色彩和宗教色彩,更注重自己的教育职能,研究所占比重仍然非常小,与产业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仍难以满足社会、政治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1862年～1872年：实用技术导向

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特别是1800年以后,美国社会趋于稳定,人口数量逐步增加,疆域不断扩大,出口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内对棉花、烟草、玉米等农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多.当时美国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耕种还使用人力和简陋的犁耙,畜力还没有普遍使用,由于向西部移民,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乏,迫切需求有新的农业机械和实用农业技术和高素质的技术人员来提高美国农业的效益,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会于1862年颁布了“赠予土地设立学院以促进农业和机械工艺在各州和准州发展的法案”,即《莫雷尔法案》,也称《莫雷尔第一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为：联邦政府向各州赠拨一定数额的土地,各州须以此土地出售所得资金为资本,开办以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知识为主的专门学院,以满足平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为产业界培养技术人才,进而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

由于适应美国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莫雷尔法案》及其后（1887年～1914年）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延续《莫雷尔法案》精神的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使强调学以致用和致力于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赠地学院在美国各州迅速地建立起来,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国民的文化水平,为美国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这些法案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科技教育与研究,并创立了农业实验站和科研延伸服务设施.

《莫雷尔法案》的成功实施,也应该归功于清教徒所具有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经验论）”精神.“功利主义要素的强大影响等抑制了宗教要素的扩张性影响,而且把它的意义牢固地渗透到不久的将来.”

《莫雷尔法案》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实施使联邦政府成为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使高等教育实用的一面得到加强,从根本上加强了正在兴起的农业和机械革命.《莫雷尔法案》的颁布与实施,直接导致大批的新型“农工学院”的建立.

美国州政府公立高等教育全国委员会在1862年莫雷尔法案通过之后的90年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莫雷尔第一法案的通过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动力,猛烈地震撼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使之从遵循了二百多年的传统轨道中弹射出来”.它促进了美国南北战争后高等教育数量上的大发展,结构上的多样化.据统计,1862年以前专门实施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等院校只有4所,到1896年已发展为69所,其中绝大多数是由联邦政府赠地资助兴建的,如现在很有声望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明尼苏达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康纳尔大学等都是在赠地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赠地学院的出现还促进了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和内部结构的变化.因为其他传统大学和学院为了要和这些新兴学院竞争,为了要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的合格条件,不得不改变偏重理论的学术性课程,使之更实用化和平民化,更具有吸引力.许多传统大学还增设农业学院和技术工程学院,使大学朝着综合化方向发展.

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工商业的膨胀,资本的集中,社会矛盾激化,一些大企业家和金融巨头为了改变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缓和社会各阶层对他们积聚大量财富的不满情绪,以慈善事业的形式对高等教育进行大量的私人捐赠.依靠捐赠,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一大批私立大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它们能够聘请高水平的教师、增置图书和仪器设备、扩大学校规模.与此同时,又创办了一大批私立大学,如范德比尔特大学（1875）、霍普金斯大学（1876）、斯坦福大学（1885）、芝加哥大学（1891）等.

到19世纪末,美国除个别地区外基本上形成了由综合性大学、专门技术学院和以传授实用职业技术知识为主的州立大学组成的高等教育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增加.

1876年～1944年：改革――重视科学研究

《莫雷尔法案》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使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用很短的时间便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美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又极大地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从1860年到1890年,美国加工工业产值增长了近7倍,工业产值增长了近4倍,186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居世界第4位,到1894年美国已建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其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首位,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赶上并超过欧洲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

但是,《莫雷尔法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和技术主义的法案.赠地学院和新型大学强调职业性和实用性,强调“即学即用”这一反理性主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术标准,有辱“大学”的称号,亟待改革.

崇拜德国大学几乎是19世纪中叶许多高等教育改革者的共同特点.一部分改革派强调以德国大学的模式为参照,来改造或建立美国真正的大学,主张大学既要传播知识,还要创造知识,教师既要能在课堂上传授新知识,又要能以其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参与国际交流.于是,大批新型教师被吸收进大学,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也被德国的讲授讨论法所取代.

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标志着美国现代正规大学的开端,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霍普金斯大学的目标是要创立一所德国式(柏林大学模式)的美国大学.在保留大学本科部的同时,加开研究生课程,设立博士学位.不再像当时的其他学校那样过分依赖教会的支持和资助.它强调学术研究、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强调通过研究来发展科学,创立一所以研究为宗旨的大学.

虽然美国大学采取的是非学术性人员董事会管理制度,使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和灵活性.但是随着州政府对教育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立法者及纳税者对大学院校使用教育经费的“责任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大众要求高等教育以服务为其宗旨.这使得另一部分改革派把“功用”当作高等教育的核心,要求美国高等教育做到世俗性、职业性和学术性三统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威斯康星观念――“把知识传递给广大民众”,“为全州服务”,“学术自由”运用而生.尽管“威斯康星观念” 从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中继承了学术自由,即：大学必须从事各种类型的学术研究工作,而不论这种研究的现实价值是否能立即表现出来这一主张.从理论上而言,威斯康星观念的诞生意义在于它部分地继承了欧洲大陆的大学模式,并使得服务成为继教学、科研之外美国大学所担当的第三大任务.但“威斯康星观念”在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大学与政府过从甚密的关系,使得高等学校易于丧失知识探索的特性,学术自由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并使得大学实际上背负着过多的非学术研究的重担,未能发挥研究新知识的功能.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由自由竞争跨入垄断.这个时期,是美国迅速工业化的镀金时代.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迅速的工业化需要一种新的教育,这种教育要比当时狭窄的技术教育更广博.有识之士意识到,技术的进步取决于科学的进步,把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结合起来的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出正在兴起的工业经济所需要的有创造性而又务实的人才.

诚然,美国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受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内部公共机构的结构和资金分散的影响,比起许多欧洲高等教育系统,能更密切地适应商业方面的就业机会.1906年,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设立了由大公司成员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该系1913年设立的电气工程研究部,定期收到其他公司的捐款.从1880年到20世纪30年代积极从事的化学工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与美国化学品及石油公司的合作非常密切,在美国化学工程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就整体而言,从南北战争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大学对科研、特别是纯科学研究的重视仍然不够.就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而言,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在教育的殿堂里,传授真理的设施和力量要比发现真理的设施和力量显得更为重要.除此之外,大学对技术的重视远大于对科学的重视：一是19世纪中叶的美国伴随大批倾向于农业、机械等学科和课程内容的赠地学院和大学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许多人开始迷恋和崇拜实用的科学技术的神奇力量,实用和技术主义成为支配大学的主流观念.二是科学与技术的联系也不很紧密.长期以来,美国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几乎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独自进行的.基础科学研究依赖并落后于欧洲,技术创新绝大多数由企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发明家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美国技术创新水平远高于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另外,虽然州立大学如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的教学和科研一开始就注重企业界的需要,其实用性倾向比早期的大学要大得多,但是,美国企业界在相当长时期内给大学提供的科研经费仍是很少的.大学与工业科研结盟在20世纪初期的前40年才大有改观.

1945年～1980年：逻辑行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40年代的世界大战使美国人意识到科技进步的重要性,科技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40年代联邦政府宏大的战时研究与开发计划的成就特别是曼哈顿计划的胜利完成,造就了研究和武器生产的综合体,因而迎来了真正的“大科学”的时代.曼哈顿计划在造就武器前所未有的破坏力方面的成就,促成了战后的乐观看法：广泛的科学研究不仅是经济增长之泉,而且对于增进社会福利也有潜在的价值.

长期以来,美国教育界、工业界以及军界实用主义占主导地位,重视应用技术研究,经济、军事上注重引进欧洲科学成就加以应用,美国的技术与军事力量互相攀缘倚赖极深,工业和军队都没有耐心和眼光来支持“纯”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几乎耗尽了国家的基础研究类科学家.

1944年,盟军胜利在望之际,罗斯福就战后科研政策问计于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局主持人万尼瓦尔布什.这位智囊人物在其他科技专家的协助下提出了以下几项原则：1.科研在战后必须上升而占据国家大政的中心地位.政府必须勇于负起发展科学研究和培养科学天才的双重任务.2.要以基础科学研究为首要任务,破除以往对于欧洲的依附性.认为要增加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不然,美国的创造发明、经济发展与新武器的研制就会停顿.3.科研应尊重学者的志趣,还必须保证“学术,研究自由和国际交流”. 4.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统一对全国科研进行协调管理.

美国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的大部分内容,并把它视为国家的科学政策付之于行动.在这一背景下,高等院校出现三个新动向：

第一,科学研究在大学的地位大幅度得以提升.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研究经费的增加,和对大学能获取高质量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物质设备和设施的支持.20世纪60、70年代,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对大学科学研究的支持达到了最高点.使大学特别是研究密集型大学成为全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全社会认识到搞基础研究是按照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行事的,大学不搞科研,教学就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质量就上不去.因此大学教师能够理直气壮地进行科学研究,努力进行尖端科学的探索.

第二,美国院校根深蒂固的重术轻学的传统得以扭转.这是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另一动向.过去美国大学轻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一味传授应用科学知识和就业技能,职业化、专业化倾向严重,因而学生眼光窄,根底薄,学术水平低,跟不上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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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研究的资金急剧增加,特别是国家反垄断政策的过于严厉致使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相分离（当然,这段时期的大学研究并非十全十美,特别是考虑到其与工业研究的关系时）.

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欧、日经济竞争优势和贸易优势,美国国内开始检讨工业研究政策的同时,反思国家科技政策,试图改变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相分离这一状况.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作用重要的联邦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已由工业的增加资金来补充,大学研究与工业的研究联系再一次引起了相当多的评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明显地加快了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并降低了这种调整的成本,而这种以高科技为中心的结构调整正是美国经济90年代以来蓬勃增长的坚实基础,使美国抢占了世界知识上游产业的有利地位.美国充分利用战后基础研究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使其重新夺回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曾英武为本文通讯联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