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之争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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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宋文章向来被视为一体,故有所谓“唐宋八大家”之说.但唐宋时代文化迥然不同,唐宋文章也因而有别.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唐文是复古的,宋文是维新的,唐宋文之争的实质是唐宋文化的转型与差异.唐宋文章之别在韩欧之争、韩苏之争、韩朱之争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关 键 词〕唐文；宋文；韩欧之争；韩苏之争；韩朱之争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96－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宋代文话与宋代文章学”（09YTA751029）

〔作者简介〕马茂军,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广东广州510631.

世人皆将唐宋文章视为一体,我独常常发起疑问.唐宋时段跨越700年,唐宋文人类型截然不同,文章何以相同?从历史分期来看,日人内藤湖南氏以为唐代属于中古,宋代属于近古.时代精神不同,唐宋文章又怎能一体?窃以为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唐宋文之争的实质是唐宋文化的转型与差异.在2010年武夷山中国古代散文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唐宋文之争的看法,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兴趣,本文试图从唐宋文之争的核心韩欧之争、韩苏之争,韩朱之争的角度深化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韩欧之争

本文所言的唐宋文之争,首先表现为韩欧之争,具体而言：

1．唐文是以韩愈奇崛风格为代表的唐文范式

唐文也有平淡者,而奇怪峭硬是唐文的代表性风格.韩文的怪异,是乱世之文的代表,主要表现在题材怪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送穷文》、《告鳄鱼文》、《柳州罗池庙碑》；立意怪奇,哀而伤,怨而怒,张而狂,不平则鸣,抒发寒士之不平之鸣；再则篇法、章法、字法、句法之怪,形成奇崛有力的抒情风格.韩文之奇崛不是个人行为,是乱世之文的整体风格,韩愈作为文坛领袖,影响并代表了一代奇崛文风.

韩文的古奥源于韩愈继承了儒家原道宗经征圣的思想,认真学习古代经典,“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1〕“沉浸酉农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进学解》）〔2〕

韩愈的怪奇源于他强调“词必己出”,他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3〕他认为学习古人只能“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4〕.作文要能够“自树立”,“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等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5〕具体操作上,韩愈主张“唯陈言之务去”,“陈言”既是陈词,又是滥调.

韩愈《读仪礼》主张“奇辞奥旨著于篇”〔6〕,《上兵部李侍郎书》称自己“自唐虞已来等奇辞奥旨,靡不通达”〔7〕.《上宰相书》《送穷文》《进学解》称自己的文章“怪怪奇奇”.《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说：“君少气高,为文有气力,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8〕《韩谤墓志铭》说：“为文词,一旦奇伟骤长,不类旧常”〔9〕.至于尚奇的理由,他的《答刘正夫书》说：“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10〕这是从宣传传媒的角度而言的,可见韩愈有求知名于世的思想,这样的追求,必然使他的文章怪怪奇奇.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11〕韩愈的后学皇甫、孙樵、太学体皆学韩之怪怪奇奇.见怪不怪,以怪为美,以怪为自然,乃中唐奇奇怪怪之社会的折光,是中唐奇怪美学在散文领域的反映.

唐文的艰涩在于它和秦汉同处于上古中古时代,文化近似,唐人主张复古主义,模仿秦汉腔调、词语、句式、人称代词、语气词,形式上追踪秦汉,是唐代的秦汉派.它是宋代新儒学的孕育期和准备期.当然也是宋文的准备期.

2．宋文的范式主要是指欧曾苏文平淡风格的范式

与韩愈的全面复古相比,欧阳修是个疑古主义者,对历史文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历史文化.欧阳修从唐代怪异文风、宋初柳开、石介怪异文风看出唐文的问题,并且坚决予以打击,树立有宋一代文风.欧阳修借嘉贡举打击“以诡异相高”“以险怪知名”的太学体,〔12〕提倡平淡典要的文风.苏轼在《谢欧阳内翰书》中也批评怪僻文风“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13〕这也可以看成是唐宋文斗争的典型事例.欧阳修主张平淡典要,典要是经学立场的强调,平淡是思想的平易表达,是平淡的宋文派.而刘辉是经学与唐文奇崛风格的结合,是奇奇怪怪的秦汉派、唐文派.欧调事功,符合近世化的倾向：实用、适用,合乎人情、世情.史书说嘉贡举后文风彻底改变,也可以说宋文战胜了唐文.

3．时代精神不同：欧阳修的颜子之乐与韩愈的不平则鸣

盛唐文学是庶族地主上升期的意气奋发,中唐文学的实质则是寒士的不平则鸣,元白诗派、韩孟诗派皆是如此.韩文之气势、怪奇、力度可为唐文代表,是中唐乱世之文的气象；而“纡余委备”“容与闲易”〔14〕的欧文则是治世之文的气象,可为宋文代表.艰难劳苦之态,是韩柳之困窘处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唐诗为寒士之诗,中唐文又何尝不是“寒士之文”.

韩愈的散文,一方面是文以明道理论的诉求,另一方面是近于讽喻诗的讽喻散文,反映了中唐寒士的不平之鸣.贞元十八年（802）韩愈为寒士孟郊写了《送孟东野序》：“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等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15〕文学是生命的呼喊,是言志写意,中唐文章只能抒发中唐寒士胸中矫矫不平之气,韩愈独处幻想时是文以明道,接触了现实人生时文学是文人悲剧命运的呐喊,这是韩愈最深切的感受.在此一立场韩愈实现了文以明道向文学为人生、文学抒写个体生命的转化.因此韩愈最有文学性的作品是送中唐寒士的《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祭十二郎文》（十二郎亦一极寒之士）.而那些《原道》、《原性》、《原人》的文以明道作品只是哲学、政治论文,只是文章学上的文章,而不是让人感动的文学作品.

宋人希望以道义为快乐来超越个人怨怨戚戚,并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其代表是对颜子之乐何乐的追问.据《宋史道学传》及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载,张载21岁上书范仲淹有意于兵事,范仲淹告知：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16〕《程氏遗书》卷3程颢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17〕宋明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回也不改其乐”,不是物质快乐,是精神快乐,是道义之乐.范仲淹晚年制止子弟为其建豪宅,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18〕宋人批评的唐人韩柳怨怨戚戚,是不能乐道义,只乐功名富贵.因此我提倡唐宋文之争,唐人是寒士之文,寒瘦的忧道之文；宋人是快乐之文,乐道之文.程颐作《明道先生行状》云：“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19〕放弃科举,以求道为安身立命之本,为幸福和快乐,这需要宗教般的勇气和使命感.义味说本身的学理依据是,儒家的快乐哲学使儒家本身具备了追求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内在机制.此前欧阳修被贬夷陵令,已进行深入的学术思考,开始注意修身的问题,以宋学眼光反观韩愈等人,并在《与尹师鲁书》中有微词：“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20〕

二、韩苏之争

文学史上从来就有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争.韩愈是个古典主义者,一心想着恢复传统,回归古典,维护封建王朝统治.而苏轼往往显出与韩愈相反的取向和追求.

1．苏轼试图解构儒术独尊,追求思想自由

苏轼从来就不是一个古典主义者,苏轼是一个酷爱自由,反叛正统的浪漫主义者.当下的教科书和学术界都认定唐宋古文运动成功于苏轼之手,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苏轼恰恰是唐宋古文运动的解构者.他反对儒学独尊,主张思想自由,出入百家.本来古文运动革命的对象是骈文和佛老,朱熹居然宣称：“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21〕可见苏轼对古文运动的危害多大.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轼成就最高,但是朱熹批评东坡文字好,义理不正,以此贬低苏轼.“老苏之文高,只议论乖角.”“老苏文字初亦喜看,后觉得自家意思都不正当.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欧曾文字为正.东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然又皆议论衰了.东坡初进策时,只是老苏议论.”“坡文雄健有余,只下字亦有不贴实处.”“坡文只是大势好,不可逐一字去点检”.朱子对苏文的意见不在于文字,而在于义理,故说“不贴实”,经不起“点检.”“东坡《欧阳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尽好.但要说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应.起头甚么样大,末后却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相如.”〔22〕朱熹批评东坡文字好,义理不好的观点被后来的唐宋派、桐城派继承,故在正统的古文界苏轼的地位反而不如曾巩.

苏轼解构儒学独尊的努力首先是他对道统说学理上的挑战.道统说以孟子为孔子之学的嫡传,而苏轼说孟子是“孔氏之罪人”,不守“孔氏之家法”.〔23〕苏轼甚至以为儒学内部的纷争也是由孟子始,孔子不谈性命,而孟子的性命说引起了孔门的相攻和内乱.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则提出人性恶,扬雄以为人性善恶相混.“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子思论》）〔24〕.北宋新儒家最得意的理论创新莫过于源于孟子的性命说,苏轼视之为使“大道晦”的徒起纷争之说,对道统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其次是对道统传人的重要环节扬雄、韩愈进行解构：“苏子曰：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等此皆儿童之见,无足论者.”（《论伍子胥》）〔25〕“扬雄好为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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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离经叛道还在于巧妙地解构了儒家宗经说.“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上曾丞相书》）〔29〕,不以圣贤之意为意而“自出己意”,六经也只是为我所用、为我所驱使之材,“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30〕.苏轼的文化视野不局限于区区六经,早已超越“经传”“子史”,而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他站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上,审视更广阔的文化现象,他对六经不盲从,采取斟酌态度,苏轼在《中庸论》（上）中批评俗儒人云亦云的毛病：“等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31〕其间难免有纵横家习气,但苏轼的议论充分体现了个人化,个性化,一家之言,一己之见,有所思有所得的特色.

苏轼的思想自由,具有现代指向性,还不具备现代意义的自由,如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及世俗的放纵等等.但它确实对思想专制、独尊儒术提出了挑战,他挑战王安石的一家之学,一家之文,“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等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答张文潜县丞书》）〔32〕.甚至对君主也提出了挑战,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中以案件处理为例,希望君主和大臣可以自由议论,在反复辩论中达到公平合理、宽严得宜,这是苏轼所向往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33〕,,防止专制的理想.

在《养士论》一文中他提出包容百家,宽容治世的思想,将思想自由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34〕苏轼如此离经叛道,难怪朱熹以为苏文之害,胜于佛老.

2．解构文以载道,抒写自由的心灵

唐宋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提倡儒家之道.苏轼则极力解构文以载道.苏轼对道学的核心“道”也进行了解构.在对“道”的诠释上,苏轼对儒家具有先验性的道德教化之“道”不以为然,力图更客观、科学,试图从自然规律方面探讨天地之道.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有“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35〕,但苏轼的道不是政教道德,苏轼明确地把道理解为宇宙万物之上（包括儒家）的自然之道.他在《日喻》中说,南方之人天天与水打交道,“则十五而得其道”；〔36〕在《上曾丞相书》中自述为学15年,“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37〕；观万物自然之道,而不迷信“古之所谓贤人之说”；在《与王庠书》中他批评“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38〕,一味迷古,脱离实际；在《中庸论》（上）中他批评儒者“务为不可知之文”吓倒后来者,又自欺欺人,“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39〕.苏轼有种以自然为道,努力研求万物自然规律（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反对儒家迷信经典、盲目崇拜圣贤的习惯.

苏轼的宇宙本体论,一方面以自然为道,另一方面又道法自然,从而得出文（美）乃是事物的内在属性和特点,美是自然万物的自然本性的结论.苏轼也有质文自然的思想,肯定文的自然审美特性,他自称为文如“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南行前集叙》）〔40〕.

只有解构了文以载道,才能使文学回归文学,苏轼第一次把文艺当作抒写自由心灵的形式,突破了儒家古文的域限,提出了抒写个人情感的肺腑说,承认了文章的独立审美价值.何《春渚纪闻》引苏轼语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41〕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中又说：“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42〕在《录陶渊明诗》中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43〕抒写胸臆说的重大意义在于实现了散文从文以载道的外在社会关怀内转为对人的生命力、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怀,苏轼散文的转折点是乌台诗案.蒙受诗祸并非只是让苏轼考虑如何全身远祸,同时诗祸使他对文学的本质、对人如何安身立命作了重新思考,因此,苏轼的抒写胸臆,关注人情触及到了文学本体论的问题.揭示了文章的内在价值,不在于经国之大业,明道教化,不在于示人,只是自我意思的信笔书写,自我表达即是文章之本质.抒写自由的心灵,成为实现他生命的自由,和实现对现实超越的最高境界.抒写肺腑是他超越而又执著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情调.文艺创作成为他生命的本质.所以“乌台诗案”出狱后第二天,他就“试拈诗笔已如神”.〔44〕

3．跳出儒家藩篱,铸造庄禅文界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轼最成功的作品往往不是儒家境界,而是庄禅境界.

（1）苏轼的仙气.苏轼研究庄学,又有道教信仰.苏轼在黄州时即以丹砂养生.《南堂五首》其二“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45〕.贬岭南更四处求丹砂,他还好服食茯苓、黄精、地黄等植物丹药.苏轼于丹药既是却老,亦是求仙,亦是养生养性之娱乐,《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之五十五首：“某近颇好丹药,不惟有意于却老,亦欲玩物之变,以自娱也.”〔46〕苏轼对道家内丹也很迷信,《和陶读〈山海经〉》其五诗曰：“长生定可学,当信仲弓言.支床竟不死,抱一无穷年”〔47〕,提倡抱一守真之法.

苏轼的道教修养,使他经常在作品中化用道家意象和境界,如《后赤壁赋》中的仙鹤和道士的典型道教意象,使该文有了一种神秘的气质,也使文章有了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具有了道家文化深层意蕴、深广内涵.既清旷又深远,玄妙之极.《左庵词话》评“此老不特兴会高骞,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48〕据仙溪傅藻所编《东坡纪年录》,苏轼八岁入小学,即拜道士张易简为师,苏轼《众妙堂记》：“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等予盖从之三年.谪居海南,一日梦至其处等其徒有诵《老子》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49〕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苏东坡年轻时“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50〕林语堂《苏东坡传》云：“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个纯然道家”.〔51〕苏轼之不可及处,苏辙认为：“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52〕只有到了苏轼才是真正的三教合一,了无障碍,进入化境.唐代三教是打架的,如韩愈之辟佛,柳宗元只学习了佛理,并未参透彻了悟,苏轼才是博辩无碍.〔53〕

（2）苏文的禅气.黄宗羲评曰：“鹿门谓苏子瞻安置海外时诗文,殊自旷达,盖子瞻深悟禅宗,古文独超脱.”（《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家书》）〔54〕禅宗有“运水搬柴”“无非妙道”,苏轼《与子安兄书》（黄州）：“岁猪鸣矣.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55〕大慧宗杲《无门关》禅诗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56〕苏轼《赤壁赋》则有“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57〕之享受,《后赤壁赋》有“有客、有酒、有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58〕之叹.《定风波》“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和蒋夔寄茶》“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59〕,放弃彼岸的虚幻,把握现实的当下,发现日常生活的美,是禅的真谛,也是散文现代性的契机.通过禅宗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苏轼走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小品文写作的世界.苏轼的札记随笔开现代随笔、小品文先河.如《东坡笔记》之《记承天寺夜游》,记游――记夜游,内容十分简单,纯心境之信手抒写.《游沙湖》记与聋医庞安常交往并同游沙湖的情景.明代袁中道在《答蔡观察元履》中曾说：“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60〕

苏轼与韩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韩愈是要建立高册大文的大散文,苏轼是将散文引向自由写意的小品文.当思想统治加强时,韩文盛行；当思想统治放松时,苏文流行,比如元代、明代后期.

金元时期的唐宋文之争,是苏文盛于北.金代王若虚有“宋文一代之变”的提法：“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61〕并认为韩不及欧苏远甚：“韩退之等其不及欧、苏远矣.”〔62〕刘则从文理自然的角度推崇宋文,其《经文妙出自然》：“韩有自然处,而作为处亦多.柳则纯乎作为.欧曾俱出自然,东坡亦出自然.”〔63〕以文理自然概括宋文,比韩愈文从字顺前进了一步.欧是情之自然,曾是理之自然,东坡是道家的自然.

金元散文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发现了苏文,以坡文为宋文第一.《滹南遗老集》卷36：“邵公济云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其论欧公似矣,若东坡,岂少和气者哉!文至东坡,无复遗恨矣.”〔64〕东坡文是兼具和气、英气的完美之文.“赵周臣云党世杰尝言：‘文当以欧阳子为正,东坡虽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谬语,欧文信妙,讵可及坡?坡冠绝古今,吾未见其过正也.”〔65〕东坡文的推举,是唐宋文之争的深化,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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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朱之争

韩朱本来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对手,由于在古典时代文学不具有自主性,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古文运动逐步被宋代儒学复兴运动淹没.大力呼吁复兴儒学的是韩愈,彻底摧毁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地位的正是南宋的儒学大家朱熹.

欧阳修从平易流畅的形式瓦解唐文,从精神上彻底摧毁唐文的是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朱熹不承认韩愈在道统中的地位.《朱子语类》卷137：“如韩退之,等它当初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66〕,批评韩愈始终只是个放浪文士、求官俗士.在《与孟尚书书》一文的考异中批评说：“而其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67〕朱子发现了北宋五子,从原道、宗经的观念出发建立了南宋人的古文新文统.“寿昌录云：或问《太极》、《西铭》.曰：自孟子以后,方见有此两篇文章”,“又借刘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极图》、《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68〕朱子将义理与文字合一,将文统归于道统,故认为周敦颐、张载等理学家的文字直接孟子,是最高境界.建立了以宋代新儒学代表的北宋五子直接孔孟的新文统,而韩柳被撇弃在外.

苏轼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69〕,朱熹对韩愈的道学认可度不高.《朱子语类》卷139云：“韩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70〕,认为韩愈的道学比较含混不醇,又要则剧.朱子尤其批判韩愈文以贯道的纲领性说法.《朱子语类》卷139云：“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71〕韩愈是政治家、儒家、文人三位一体,作为一个文人,他仍然承认文的独立存在,朱熹则是一个纯粹的道学先生,否定了文的独立性,文只如吃饭下饭耳,是个技巧和过程了,是道的一个细枝末节了.所以朱子狠批韩愈本末倒置,似是名教之罪人了.“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72〕“古赋虽熟,看屈宋韩柳所作,乃有进步处.入本朝来,《骚》学殆绝,秦、黄、晁、张之徒不足学也.等荀卿诸赋缜密,盛得水住.等《楚词》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73〕唐人首先是个文人,然后才是儒者,宋人首先是个儒者,然后才是文人.

朱子也不是全盘否定韩愈.朱熹对文气是很重视的,认为韩愈的贡献一是作古文,二是有力量、有气势.朱子曰：“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74〕,虽然如此,却正是汉文承战国文,韩文（唐文）承汉文.“先生方修《韩文考异》,而学者至.因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75〕在评价韩文风格时,说：“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且教他在潮州时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76〕朱子指出韩文平易、奇险兼具的特点,当然他是欣赏平易的,觉得韩愈静处江湖（如潮州）沉思的功夫少了,时间短了,柳子厚则好些,平易些.

在文章范式上,朱熹提倡宋文的平淡与枯槁：“道夫因言欧阳公文平淡.曰‘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却不是茸无意思’.”〔77〕表扬平淡与枯槁之美.“或曰：‘其（梅尧臣）诗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78〕提倡自然平正典重.“曾问某人,前辈四六语孰佳?答云：‘莫如范淳夫,因举作某王加恩制云等自然平正典重,彼工于四六者却不能及.’”〔79〕“后来如汪圣锡制诰,有温润之气”〔80〕.文章不说破.“或言：‘某人如搏谜子,更不可晓.’等曰：‘此好奇之过.’曰：‘等大概是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惟其好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81〕南丰文好在确实、质朴、平易.韩柳文尚奇,皆非正道,南丰文是正道,这种议论奠定了南丰文在后来宋明理学道统下之文统中的地位.唐宋派,桐城派都极推崇南丰文.这也是韩朱之争.

朱熹提倡宋文的自然美,认为文贵自然,只是自胸中流出.朱子在《朱子语类》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又曰：“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荆公文暗.”〔82〕畅亦即行云流水之美.又曰：“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83〕又“看陈蕃叟《同合录序》,文字艰涩.曰：‘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84〕.《答程允夫》：“仁者,天理也,理之所发,莫不有自然之节.中其节则有自然之和,此礼乐之所自出也.”〔85〕这是文自胸中流出的理论根源.

朱子主张文要平易,反对新奇文风.“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固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若其义理精奥处,人所未晓,自是其所见未到耳.学者须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见.”〔86〕圣人平易之言,有长处,便于宣教说理,但文学语言一统于平易,如广大教化主,以说理之文一统文学语言,也未必是好事.

四、结语

韩欧之争、韩苏之争、韩朱之争表面上是争论,实际上是一个唐宋古文运动辩证发展的过程,韩柳是理想主义者、理论建构者,处于复古期,也是创新期,创新价值大,实验的成分比较多.欧阳修是一个行政操作者,让古文成为时文,成为实用文体,口语化、当代化、通俗化,是必须的.王安石更强调古文务有补于时的实用主义文艺观.苏轼超越了实用主义,让古文文人化、艺术化,从而脱离了儒家古文的轨道.与北宋学术流派纷纭一样,北宋的古文思想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南宋是古文思想的沉淀期,代表人物是朱熹,朱熹并不是一个文学家,但是南宋以后,随着朱熹理学地位成为统治思想,朱熹的古文观也一言九鼎,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古文家.朱熹重新校正了古文运动的发展轨迹,朱熹对四书五经的解释成为的解释,成为教科书,成为标准答案,成为唯一正确答案,朱熹倡导的平实文风成为标准文风,说朱熹成了古文运动的灵魂并不为过,而韩愈只不过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古文形式受到批评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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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