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分子改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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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党整风,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很多人士给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帮助整风,社会各界人士开始了“大鸣大放”.报纸电台每天都有报道.这就引发了素有传统的北大学子的积极性,5月19日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北大学子写大字报,开辩论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给、学校当局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对“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批评、建议,对“三害”根源也有所探讨,提出扩大,健全法制,防止“个人崇拜”等等.当时北大人称此为“五一九”运动,认为是继承“五四”爱国传统,发扬北大精神.北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带动了全国高等学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影响很大.

认为这是分子向党进攻,决心反击.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在全国开展“反”斗争.北京大学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反”的重点,全校停课,批判分子的言行,大会批,小会批,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究竟北大划了多少分子,有的说划了700多,有的说划了800多,有的说划了1000多,更有甚者说有1500人蒙受不白之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文章的说法和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北大划了七百多,全都改正了”,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为此,我反复查阅了《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以下简称《北大纪事》）,拜访了该书主编、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王学珍老先生,还拜访了一些校友和同学,进行了一番考证.我查到的有关分子的记载内容有如下几条.

1957年：

10月19日江隆基副校长在讲到反斗争情况时说：截止到现在,教职员中有90人,学生中有421人,共计511人.

10月底校党委统计：到10月底,全校共有分子526人.

1958年：

1月28日三个月来,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反右补课,截止到本月下旬各单位又揭发批判了一部分新划出的分子.

1月31日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向校务委员会报告处理分子情况时讲到：到去年10月底共有分子526人（其中教职员90人）.后来反右补课补划了分子173人（其中教职员20人）.现在共有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110人,学生589人.

1959年：

9月29日校党委副书记史梦兰报告我校摘分子帽子工作的情况：全校共提出了32人摘帽,占全体分子的8%.其中教授1人、讲师1人、助教5人、职员3人、学生22人.

1969年：

9月4日给13个摘掉了帽子.

1970年：

8月另给5名分子摘帽.

1979年：

2月12日校党委召开座谈会,座谈错划的改正工作,党委副书记汪小川说,我校对此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到2月2日全校已改正了341人.

3月23日校党委常委开会.（一）二落办汇报：截止到今日,已改正618名,占86.4%；剩下97名,预计在3月底完成90%,余下的人问题较复杂.改正后,落实政策时有许多问题,如恢复工作,要求回校,工资补助等.

4月7日校党委常委开会,（一）二落办汇报,北大在反右时共划715人,现复查改正639人,占90%弱.剩下70人左右,都是较难解决的,有些问题还要与司法部门共同研究,常委会决定：疑难问题要更慎重些,由常委会讨论结论,先讨论案例；审批手续上,不改正的要提到常委会讨论.

9月1日校党委常委开会.二落办汇报：我校原划715人,已复查684人,其中改正618人,3人不改,现未做结论的31人,占4%强.等

12月25日等（二）巫宇汇报：到目前为止,715个已全部复查一遍.最后要报市委的12名,已报4名,今天讨论8名；反动学生的复查工作接近尾声,争取在春节前二落办的工作结束.会议意见,提交讨论的8人中,4人不改,1人改,3人改不改,请市委平衡.

1980年：

4月2日校党委向上级领导机关报送《关于北京大学落实政策的情况汇报》.《汇报》说：等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716人,其中教职工120人（教授、副教授12人）、学生596人.经复查,其中属于错划的683人,有严重政治错误但也应改正的13人、改正与否需报上级有关部门研究、审批的14人,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的2人.凡已改正的,在工作安排、困难补助、死亡抚恤、解决亲属所受株连等方面,都按照文件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7月3日校党委常委开会,讨论改正问题.迄今还剩13人.会议同意其中的12人改正,不同意改正的1人.

1982年：

6月24日校党委向教育部党组、市委教育工作部报送《关于检查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报告》说：等反时716人（错划改正703人,从宽12人,未改1人）.

1986年：

2月校党委综合1957年反右斗争及落实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的情况.其中说,全校共划分子716人,教职员120人,学生596人.经过复查,原划予以改正的715人,并做出复查结论.维持原划的1人.（笔者注,这是最后记载的复查结果的数字.）

1987年：

10月13日落实政策工作完成的情况及遗留问题统计,冤假错案：等错划立案数715,结案数715等

以上是在《北大纪事》中查到的有关记载划的数字和改正的情况.

从1958年1月31日记载中可知：北大反右分两个阶段,从1957年6月开始到10月底,共划分子526人,以后又来了个“反右补课”,又补划了分子173人.前后两次共划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110人,学生589人.“共划分子699人”这就是当时记载的最后数字,以后再也查不到新划的记载了.可是,从1979年开始改正的记载看,“共划分子699人”这个数字有问题,如1979年4月7日、9月1日记载,二落办汇报“北大在反右时共划715人”,这比699人多了16人,为什么多了16人也没有交代.再从1980年4月2日的记载看,北大党委向上级领导机关汇报说,“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716人.”又多了1人,为什么又多了1人也没有交代.“北大共划716人”就成了最后记载的数字.

再看北大改正的最后结果.1982年6月24日记载：反时716人（错划改正703人,从宽12人,未改1人）.请注意：这是上报教育部党组、市委教育工作部的复查结果的数字.1986年2月记载,“全校共划分子716人,教职员120人,学生596人.经过复查,原划予以改正的715人,并做出复查结论.维持原划的1人.”这是记载复查的最后结果.“维持原划的1人”即“未改1人”,为什么维持原划未改就成了研究的焦点了.

从上面记载“经过复查等维持原划的1人.”可以理解为“经过复查有1人维持原划的结论,没有改正.”就是说保留了一个未改正的.这一人是谁呢?为什么没有改正呢?他在1957年的言行有多严重以至于不给他改正呢?遗憾的是《北大纪事》中没有明说.

从1987年10月13日的记载“错划立案数715,结案数715”,可知当时校党委只拿出715个的档案立案复查,有一个的档案根本就没有拿出来立案复查.又已知716人,改正715人,维持原划的1人.这就可以推出结论：立案715人,经过复查,改正715人,就是说立案复查的全都改正了.还有没立案的1人就是“维持原划的1人”.可知“维持原划的1人”根本就没有立案、没有复查,没有复查就没有复查结论,就说“维持原划的1人”.因此上面“经过复查等维持原划的1人”的说法是不对的,因而上面的结论：“北大有一个经过复查维持原划的结论,没有改正”,这个结论也是不对的.

现在再研究“维持原划的1人”为什么没有立案复查.

为什么没立案呢?从1980年4月2日记载“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的2人”,可知没立案的一人是“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原来说不予复查的2人,现在就剩下1人了.据王学珍老说,只有1人逃往国外,不予复查.）不予复查当然就不用立案,因此就没有立案.不立案不复查,也就没有复查结论,就简单地写成了“维持原划的1人”.可知“维持原划的1人”是“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而“维持原划”的.不是因为立案复查时认为“该人在1957年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划是对的”而“维持原划”,不予改正.请注意这一点,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设想,假若这个人给予立案复查,结论又是怎样的呢?我认为一定能够改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知当年北大定的几个最大的都改正了.如上过报纸的被封为“学生领袖”的学生中的“大”谭天荣改正了,现在是青岛大学教授,已退休；“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头头极右分子陈奉孝判刑15年,1979年“反革命”平反了,1984年改正了（据说当时北大不予改正,北京市委不敢给予改正,1984年经总书记批示得以改正）；“反动刊物”《广场》主编张元勋改正了、副主编极右分子王国乡改正了；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翻案的极右分子刘奇弟改正了；北大“女才子”林昭定为,“文化大革命”中又定为“现行反革命”被毙了,1979年之后改正了,“反革命”平反了.由此可知这个“维持原划的1人”一定是个小.既然最大的全都改正了,他这个小要是立案复查就一定能够改正,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我认为“维持原划的1人”的说法不准确,可能引起上面所说的误解.我认为实事求是地说,“维持原划的1人”改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1人”更准确一些,这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根据《北大纪事》的记载考证结论是：“北大共划716人,改正715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1人.”（北大划716人是全国划最多的一个单位）

请读者注意,北大党委把“未经复查的一个”说成是“未改1人”报告了上级党委.这就可以推知：全国未改正的96个之中包括北大一个“因去国外不予复查”的“未改一人”.因此,我认为全国未改正的96个大有研究的必要,应该搞清楚为什么未改正?我已经收集到全国未改正的最大的五个大的材料,并做了分析,提出我的看法.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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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大反斗争还应该说的是,除了《北大纪事》中记载的北大划716人之外,还有二三百人没有被划为就按对待,同样劳动改造20多年.这一批人在北大党委划的名单上是没有记载的、是找不到的.笔者本人就是这一类中的一个,简介如下、以作证明：

我1953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1957年整风,团总支召开座谈会,让我参加.我说了几句良心话.毕业鉴定时有人给我歪曲捏造材料说我是,之后系秘书说不够定的,给我分配工作,让我离校（当时决定划为的人都被看管起来,已经失去自由,根本不让离校）.我到黑龙江工学院报到,开始教书.由于北大不按文件办事,错按对待我,把一张不生效的材料装到我的档案里.所在单位接到档案后说我是,就让我劳动改造.由于我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不承认是,维护我人格的尊严.党委认为我不认罪、态度不好,就让我长期劳动改造.我抗争42年,1999年北大党委给我做出《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使我长达42年冤案得到平反.为了坚持真理,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维护我人格的尊严,我付出很大代价,断送了我的一生.从《纠正意见》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我没有被划为就错按对待我,造成我42年冤案,期间劳动改造20多年,只发生活费,尤其“”十年浩劫期间,遭到残酷的迫害,受尽折磨和侮辱,耳朵被打聋,精神失常,造成身心很大伤害.这都是北大的错误造成的.平反之后我找北大要求赔偿,到现在也不给赔偿.

我平反之后北大党委郝副书记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北大有二三百人,还有人说有三四百人,搞不清准确的数字.北大正式定716人,再加上这二三百人,就有1000多人了.所以有的说“北大定了一千多,全都改正了”,可能就是指的这两批人的总和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要说的,北大“反右”时还划了三四百个“中右分子”,这一批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出来说是“漏网”进行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上面已说有一千多个,再加上这三四百个“中右分子”,就有1500人因反右受到打击和迫害.这就是“北大有一千五百人蒙受不白之冤”说法的来历吧.

请读者注意,这1500个北大人都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英,都是有独立见解、创新精神的人.可惜都给毁掉了.这是北大的耻辱,民族的悲哀.假若这1500个北大人不受迫害将会出现很多教授、科学家和院士.这是1000多人的不幸遭遇,也是国家的损失,多么遗憾呀.更痛心的是北大在以后的岁月中有26人非正常死亡：有的在监狱中或劳改营中病死、饿死；有的卧轨、有的跳海等还有8人被毙了,这是令人悲痛的事情!

（责任编辑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