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科名崇拜、科名歧视与文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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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宋之时,科名之崇与文字之传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在宋代崇尚科名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进士高第者,其作品的传播方式带有时效性、附着性与增殖性诸特点,故作品传播途径广,留存量大.另一方面,处于科名等级体系最底层的几类士人,如特奏名进士、诸科等,受科名歧视的社会心理影响,他们的作品若非当世闻人推重,常不为世所重,不为人所称,加之总体创作水准不高,故创作队伍虽大但现存作品却极少.宋人科名观与文学传播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非文学因素干扰与影响文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关 键 词：宋代；科名；文学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41－O8

收稿日期：2012－06－28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宋人行卷与文学”（10YJCZHll6）

作者简介：钱建状,男,安徽芜湖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科举取士系两宋官员选拔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在宋代的官员体系、人才结构、文化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种分科取士制度,其考试科目包括甚广.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诸科之中,又分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法等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童子科、书判拔萃科、经明行修科、宏词科、八行科等多种.这些科目,在宋代士民的心理结构与价值体系中所处位置之高低与分量之轻重,很不一样,有时甚至悬殊甚大.于是,在宋代社会的心理结构中,出现了互为依违的两种元素,一种是以“状元崇拜”为代表的“科名崇拜”,一种是对诸科、特奏名进士等科名的歧视.宋人这种矛盾的科名观,对宋代文人的作品留存与传播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一、科名崇拜、科名歧视的制度背景

自宋代以来,科举已成为寒士跻身官场、猎取爵位、施展抱负的最重要途径之一.“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而进.”两宋时期,凡获科名者,无论是进士还是诸科,都有出官的机会.而“出官”就意味着俸禄与社会地位.宋代民间流行之谚语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士人登科取仕的热望与诉求,被表达得非常露骨,也非常形象.更有甚者,即或没有正式获得科名者,只要参加了这场科名的争夺,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凡于科试,即预士流.”科名是甄别士流的最客观的标杆.而一旦获取“士”身份,权益亦随之而来.现存宋人史料、笔记、文集中,就保存不少因参加科举而享有一定特权的事例.胡铨《及老堂记》载：“应得解进士父母年八十以上,与初品官,妇人与封号.”这是因准科名而泽及父母的事例.蔡杭《引试判》：“胡大发特乡下一豪横耳,身为隅官,等本合徒断等内胡大发称是士人,习诗赋,遂当厅出给《讼终凶》诗引试等寻呈,奉台判,粗通,姑免勘断.”这是举子习诗赋而免于刑事处分之事例.据《宋会要》记载,宋代士人一旦参与科举考试,即可以获得一定的司法豁免权.凡于科试者,“即预士流,等自今贡举人但曾预南省试者,犯公罪特听收赎.”蔡杭的判词,是有一定的法律依据的.又,《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载：“崇宁三年,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如官户法.”这是因准科名而免身役之规定.至南宋高宗朝,政府进一步规定,得解人——即预南省试而落第之人,同其他有关官员一样,可以蠲免丁税和职役①,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乡贡进士的特权.

获“准科名”尚有利益可图,而身登巍科者,则其政治前途之光明,更是不难想见.宋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就曾明确指出,科名与政治前途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等观天圣初榜,等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概连名等其盛如此.”

科举丰厚的回报极大地刺激了宋代士民参与科举的热情.据《御制辟雍记》记载,至大观二年（1108）正月,“如今天下被教养之惠,凡一十一万余人.”而至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在学人数竞达二十万人.在这庞大的追逐科名的大军中,不乏仅为些许利益而滥竽充数者.政和七年（1117）,给事中毛友又曾指出：“比守郡,见诉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书,第捐数百缗钱,求人试补入学,遂免身役.比其岁升不中,更数年而始除籍,则其幸免已多矣.”将儒家传统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抛到脑后,入学为士之目的仅为“免身役”.所谓人心所趋,唯利所在.科场也不例外.

科名的得与失,关乎人心之极喜极悲、大喜大悲.但这种喜悲,仍是表象.若透过一层,不难看出,隐藏在“科名崇拜”背后的实质内容是官本位与实用主义思想.以“状元崇拜”这一风靡两宋社会的典型社会心理为例.《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五册《儒林公议》卷上载：“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之职,赐以朱绂.尔后,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常,谓固得之也.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欢动都邑.洛阳人尹洙等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状元崇拜”只是表面现象,在这一面纱的背后,实质意味着“不十余年皆望柄”的良好政治前途与封妻荫子的现实利益.如果没有这一制度为前提,则“状元崇拜”恐怕也不复存在.

一旦不同的科名代表官品的高低与现实利益的大小,科名崇拜的内涵就会发生变化,科名歧视现象就会产生.

赵宋开国之初,进士正奏名第一等授将作监丞、通判藩郡,第二等授大理评事、知令录事,第三等授初等职事,判司簿尉.北宋中后期以后,“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状元官授承事郎,职除上郡签判.榜眼授承奉郎,探花授承务郎,职除中郡或下郡签判.”第一甲余人为文林郎.第二甲进士,授两使职官,第三甲授初等职官.第四、五甲授试衔官,虽未人流,但一二年后亦能出官.但特奏名进士,其待遇较正奏名则相差甚远.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二载：“国朝科制,恩膀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亦时得遗才.但患此曹子日暮途远而罕砥砺者,又凡在中末之叙,得一文学助教之目而已.或应出仕,盖止许一任.”有学者考证,进士特奏名第一等上、中、下,一般只能为从九品选人,授判、司、簿、尉乃至试衔官；第二等上、中、下,一般只能授试衔京师助教.一、二两等的出官人数限为二十三人；第三、四等授予官职更低,很难出官,且总人数限制为八十人.绝大部分特奏名进士终身不能出官.至于诸科,一般只授选人最低阶的判、司、簿、尉,注授最基层的文职差遣,大多数诸科出身的官员终生在选人阶徘徊,升任京官者很少.欧阳修《陇城县令赠太常博士吕君墓志铭》载：吕士元,咸平二年以诸科入仕,先后为县尉、司户参军、县令、司理参军、录事参军,最后卒于县令之职.吕士元的仕宦经历可为诸科出身者的代表.

同一科名的不同等级,意味着官职的大小与前途的穷通,不同科名间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利益差别.宋代的这种任官制度,不仅滋生出层级式的特权群体,更对当时的社会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现存的宋人的史料、笔记、文集中,对科名的推崇、赞美之词,绝大多数是加在进士正奏名的获得者身上,特别是在巍科登第者身上.而诸科、特奏名的获得者却很少获得赞誉之词.因此,就“科名崇拜”的主要内涵而言,它是指对进士正奏名,也就是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科名的热切渴望、追逐,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而与此一现象相伴随的,则是社会各阶层对诸科、特奏名进士的歧视与不满.以特奏名进士为例.据洪迈《夷坚支志》景卷五“董参政”载：“庐陵董体仁参政德元,累举不第,用特恩得州助教,贫甚无以自养.乃从富人家书馆.绍兴丁卯秋试诸生,有赴漕台请举者,欲使偕入贡场.董年时已高,无复有功名奋飞志,不肯往,强挽以东,道过临江,郡守彭子从合,乡人也.视其刺字曰：‘老榜官耳,何足道!’略不加恤.是岁预荐选,次年南省奏名,廷试居第一.以有官之故,诏升王宣子居上,而董次之.恩例与大魁等,得左承事郎、佥书镇南军判官.归次临江,彭守遣介持公状迎候.董批绝句于纸尾曰：‘黄牒初开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迓,便是从前老榜官.’彭闻之惭悔.自是六七年,董骤进用为侍御史.彭不敢出求官.”彭子从前踞而后恭,前藐视而后畏惧,变化何其快也!同一董德元,身为特奏名者与身登进士巍科者确为天壤之别.人世之炎凉,可谓毕现于此一记载之中.而透过这种世所共有的“炎凉”,两宋社会对特奏名之歧视与对进士正奏名之重视,亦可稍窥一斑.

宋人这种轻视、歧视特奏名进士的现象,并非是社会中的少数.事实上,从官僚到平民,从他人到特奏名获得者自身,皆有这种心理.北宋元祐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在所上奏疏中就曾以贬损的口吻描述特奏名进士：“偶获一荐,累试见黜.年高才耗,学术忘废.其比进士,实固相远.等大率多年五六十以上,既就仕宦,谁肯举荐?夫以血气衰耗,有苟得之心,荐举不及,无向进之意.其能精明治事,廉洁白守者,十无一二.智识、才力,方之进士,固有间矣!”元祐三年（1088）,大文学家苏轼也上疏指出特奏名制度的危害：“伏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谓其无益有损,不言可知.”其谈到特奏名时,口气相当不屑.类似的言论在宋人的文集中尚可寻到不少.这种不以特奏名进士为然的社会心理甚至感染了到宋代民间社会.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载：“徐通,闽人,等久困场屋.崇宁二年为特奏名魁.时已老矣,赴闻喜宴于琼林苑.归骑过平康狭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为群娟所求,惟通至所寓,花乃独存.”北宋太宗朝以来,赐新及第进士宴于琼林苑,成为.作为主办的闻喜宴,正奏名进士与特奏名进士皆可赴宴.徐通之“同年”,实际上是包括正奏名进士在内的.但是,归骑过平康,与风华正茂的正奏名进士们相比,特奏名们在体貌特征上显然不占上风.因此,年迈如徐通辈,簪花独存,略带寂寥地回到寓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徐通现象”的产生,是科名歧视在民间的一种变相反映.这种社会各阶层普遍不认同的“科名”,有时连获得者自己也羞于启齿.南宋特奏名进士何普提起自己的“科名”时,曾不无感伤地说：“昔我先君以累举恩当得官,所为弗肯就者,将有望于厥子也.而普也不令,汔负考志.呜呼,尚忍言之!”这种不以特奏进士为荣的社会心理,往往促使获得者有一雪前耻的心理.因此,不少特恩名的获得者往往再次应举,以期以正奏名及第.《类说》卷十八“大器不可力致”载：“陈度两策科名,皆非正榜.尝曰：‘吾必使子孙雪之耳.’及其子九思举进士,亦以老榜.”此乃失败之例,前引董德元者则为成功之例.

二、科名崇拜、科名歧视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如前所述,进士正奏名与进士特奏名、进士与诸科,在宋代社会的心理结构中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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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据现代学者统计,两宋科举共录取11万人左右的合格者,其中特奏名进士与特奏名诸科约为五万人,约占全部登第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北宋共开科69次,其中进士正奏名人数19071人,诸科15054人.从这两个数字来看,特奏名进士虽然少于正奏名进士,但数量悬殊不大,就北宋而言,进士与诸科的取士数量,相差也不甚悬殊.但是,我们以《全宋诗》为文本依据,以北宋诗人为例,将各类有科名者登记在册,进行统计比较,得出的结果是,在1316拥有各类科名北宋诗人中,特奏名进士l9人,诸科l0人.也就是说,就北宋而论,特奏名进士、诸科几与诗坛绝缘.

宋代诸科考试,如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法等,往往只试帖经、墨义,“专取记诵,不询义理.等诘之以圣人之道,懵若面墙,或不知句读,或音字乖讹.”这类举子,本不习文辞,因此并无多少作品流传于世.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宋代的特奏名进士,乃多年揣摩文辞者.他们绝少作品流传后世,原因就不那么简单.北宋文人中,柳永、石延年皆以推恩而成进士,即宋人所谓“特奏名进士”者.但柳在词坛的地位,石在诗坛的影响,绝不容小视.又如方惟深,乃极蒙王安石所爱重者,《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七册《中吴纪闻》卷三载：“凡有所作,荆公读之必称善,谓深得唐人句法.尝遣以书,曰：‘君诗精淳警绝,虽元、白、皮、陆,有不可及.’”然至其晚年,方以特奏名登科.从现存宋人文集中,不难发现,一些多年老于科场的应进士科的举子,出于行卷或参加课会的需要,曾创作过数量不少的作品.一些特奏名进士亦有文集曾行于世.黄子信,宁宗嘉定四年（1211）特奏名,有《散翁集》.江湖派诗人乐雷发,累举不第,宝祐元年（1253）特奏名第一,有《雪矶丛稿》行于世.《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三册《丞相魏公谭训》卷七载：“陈孟阳善相等陈亦有诗名,高士也.老榜有官,有集行于世.”但这些作品,这些文集,今天几乎少有传世者.其原因可能有四：1.总体上看,特奏名进士才学水平本身就不如正科进士,正如前引上官均所云,其智识、才力,方之正奏名进士,固有间矣.因此,其作品留存量少,是历史汰选所致.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科举考试的选拔功能.

2.终老科场,无暇从事“时文”以外的诗文创作.“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宋代的特奏名有两个重要限制条件,一是举数限制,如四举、五举、八举等,一是年龄限制,最低40岁,高者60岁,普遍的为50岁.而正奏名进士,其及第年龄则普遍趋于年轻化.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统计,一甲进士平场年龄38.1岁,二甲进士33.4岁,三甲35.9岁,四甲34.7岁,五甲37岁.平均及第年龄为35.8岁.而据《宝祐四年登科录》统计,平均及第年龄为35.6年岁.又据《全宋词》词人小传统计,宋代词人进士及第者共212人,平均登第年岁为29.4岁.与妙年登科者相比,特奏名者——这些场屋淹滞之士,为获得一官半职,几乎终生在揣摩举业,少有精力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因此,作品流传少,就顺乎情理.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及早从科场抽身的士人（如《灌园集》的作者吕南公、《济南集》的作者李方叔）,以及并不以科举为意者（如一些江湖诗人）,他们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较早,有较充裕的时间揣摩艺事.因此,文学的成就反较特奏名进士为高.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对特奏名的追求,并不利于宋代士人从事文学创作.即使他们有少量作品流传于世,因其质量不高,或仅为时文,文体有局限性,很快也被历史沙汰.

3.这些举子自己并不重视作品的流传.如范浚《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安人胡氏墓志铭》载：“安人胡氏,等父彝,提笔试有司不偶,取夏课（按,指举子的作品集）裂去.著居士服,立义于州闾.”举子不太重视自己作品的流传,因此,作品流传极少.

4.因为科名不为世人所重,故即或有一些质量稍高的作品,但不为世人所重,作品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这四种情况之中,最后一种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古代社会,影响作品传播的因素很多.作品质量不高,经不住历史的淘汰,固无足论.但一些优秀的作品,因为作者本人的政治、社会地位不高而失传,因人而废文,则是极为可惜的事.宋代凡预南省而不第者,因曾通过州郡发解试,相当于明清的举人.特奏名进士,因是累赴南省不第者,相当于明清会试屡次不第之举人.但明、清两代的举人,以文名称世者或有作品流存于世者,数量甚多.仅以桐城派为例,派中人物,如恽敬、管同、戴均衡、林纾、二姚等皆为举人,刘大櫆仅为副榜举人.方东树十次应举,但连乡试也没通过.真正通过会试考试而成为进士的,如方苞、姚鼐辈,仅有数人.而宋代的特奏名进士,如上述柳永、石延年、乐雷发辈,似乎屈指可数.略去个别现象,宋代下第举子与文坛的关系,较之清代,似乎更疏远一些.这就提醒我们,宋代较为特殊的社会心理——崇尚科名但又轻视科名（特奏名、诸科等）,加之科名等级趋于单一（无“举人”这一科名）,似乎阻碍了一些文人文集的流传与作品的传播,其影响带有一定负面性.假设南宋江湖文人的作品,没有叶适、刘克庄等人延誉,没有陈起等书商的推波助澜,任由历史淘洗,其后果也是不敢逆推的.明清两代,科名层级中设“举人”一目,通过乡试者,即定其名分,是历史的进步.

当然,任何事都有其两面性.宋代社会不重特奏名的社会心理造成了相当数量作品的流失.但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又对那些在科场中高中者、取得很好名声者,甚至是稍有场屋之声,从而显示了良好科名前景者,表现出很大的关注热情.在现存宋人的作品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是通过在这种“科名崇拜”心理的推动下而得以保存的.这就是历史的双面性.这种因科名崇拜而曾流传于世的作品,从传播方式来,分二大类：

一是时效性传播.两宋之时,一切以程文为标准的“唯成绩论”,造成了世人极重程文的风气.欧阳修《归田录》记录,“真宗尤重儒学,今科场条例皆当时所定.”为传承祖宗家法,宋代历世帝王,“每亲试进士,已放及第,自十人以上御试卷子,并录本于真宗影殿前焚之.制举登科者亦然.”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礼仪中,殿试程文实际上被转化成宋代重儒尚文这一国策的有形载体.这种对科场程文较为特殊的理解方式,对宋代文学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宋代民间科子作文之法,无论是作诗赋、策论或经义,常以时文之精粹者为准式.蒙学与时文是联在一起的.因此,那些高中巍科者,其程文往往在极短的时间中在较大范围传播开来,并且传播的方式与手段也趋于多样化.及时性、迅捷性、广泛性和多渠道性,是宋代进士程文的传播的重要特点.北宋叶清臣,以策名世.“国朝以来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因此,叶氏成为习策士人的偶像,当世举子,“摹其文而观之”,其程文成为一代士人的矜式,“流行于天下”.副南宋张九成,殿试第一.其言行与廷对之第,被徐鹿刻之南安军学宫,“诸生讲肄,时引其说.”南宋赵汝愚,“擢进士第一”,其廷试策,即为士人“昌诵”.又如林执善,开禧元年（1205）,“为南宫第一.试《圣人备道全美论》,至今举子诵之.有《林省元文衡事鉴》行于世.”淳熙间,“主司选补太学生,以《礼义廉耻谓四维》命题,莆田方君子默奏赋第一.自京师达岭山,操笔之士,髡髦之童,莫不诵习摹拟,望君如天人,声律遂擅天下.”细检现存宋人的笔记,从中不难发现,当时士人以高度的热情去关注、传播那些优秀程文或程文中的警句,其例不在少数.北宋著名文人宋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江西诗派的主盟人黄庭坚,他们的早期作品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特别是那些因程文优秀而高中科名者,他们的场屋之文,特别是其中的警句,被保存下来的数量不在少数.如吴开《优古堂诗话》载：“元祐中,省试《舜不穷其民论》,刘棠召美首选,其警句云：‘桀纣以淫虐穷,幽以贪残穷,厉以监谤穷,战国以侵代穷,秦皇以督责穷,汉武以奢侈穷,晋以夷狄穷,隋以巡幸穷,明皇以隐户剩田穷,德宗以闲架税屋穷.’东坡见之,大加叹赏,以其不类时文.因以刘穷呼之.”《鹤林玉露》乙编卷之六“中兴赋联条”亦载：“绍兴间,黄公度榜第三人陈修,福州人.解试‘四海想中兴之美赋’,第五韵隔对云：‘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士；泰山玉牒,何时清封禅之尘.’时诸郡试卷多经御览.高宗亲书此联于幅纸,黏之殿壁.”二是附着性与增殖性传播.宋代进士特别是高中巍科者,其一言一行,皆成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时人叙述他们生平事迹时,相关之作品,也顺带被提及.此所谓因人而存文,可称之附着性传播方式.如孙宗鉴《西畲锁录》载：“吕文穆蒙正,少年读书西京龙门利涉院,壁问题诗曰：‘怪得池塘春水满,夜来雷雨起南山.’状元宰相之兆,已见于此诗矣.”《宋史资料萃编》卷五《宋历科状元录》载：“绍兴二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阳县治东斋梅花盛开,岭外梅着花固早于江浙,然亦须至冬乃有之.邑人甚以为异,士人多赋诗,等时梁郑公正为馆客,寓此斋,作一篇曰：‘老菊残梧九月霜,谁将先暖入东堂.不因造物于人厚,肯放南枝特地香.等’语意不凡,殊类王沂公曾所咏‘虽然未得和羹用,且向百花头上开’之句.明年还泉州,有双莲生于克家读书台下.是岁解试第一,明年遂魁天下,致位上相.”又赵与兢《娱书堂诗话》载：“（曾）从龙赴省时,馆于衢之顺溪.题一绝云：‘红照西沉暂解鞍,偶然假馆岂求安.新丰独酌谁为侣,坐对窗前竹一竿.’识者已韪矣!是年竞至大魁,致身政府,至今其馆扁为状元.”

此外,作家因为曾高中过科名,因而在当世颇有声名与社会影响力.他们特殊的科举经历,促进了其作品或文集的流布.就其传播方式而言,具有增殖性特点.《全宋文》卷四八七三廖挺《演山先生文集序》曰：“宋兴,承五季余风,士弊俗学久矣,神宗皇帝以经术造士,崇雅黜浮.当是时,演山先生首以高明自得之学、温厚尔雅之文为诸儒倡.及射策丹墀,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亲擢以为第一.由是名喧宇宙,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只字,竞传录以为楷式.等此邦士子读其书,咏其诗,视其平生出处之大节而景慕之,异时登巍科,历显仕,为名卿才大夫,未必不由此也.”廖挺在序言中,抓着了当时举子“科名崇拜”的心理,特别强调文集的作者系进士第一人出身的经历.其作品对急于提高程文质量的举子来说,可视为“楷式”,这就无形中起到宣传的功效.这种借重科名以抬高文人名气、促进作品传播的策略,在宋人所作的文集序跋中乃是一种常态.《全宋文》卷一七九三富临《金氏文集序》云：“文正范公出守鄱阳,延（金氏）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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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实际效果来看,因科名而使作品流传于世的情况,在宋代并不鲜见.徐元杰《棵野集》卷十《跋刘状元集后》曰：“公读书之清风峡,岩窦幽固,非人间世,真与胸次丘壑相料理.曩者赵公不遏为临江太守,过其地,喜其心目开明,于峡之阴,筑宫以祠公.星移物换之后,乃孙定海少倍汝潢将辟旧址增饰之,慨公之文散落讹驳,订正重刻.请识其后.愚惟念往尝涉峡吊公,于公之文,惟知王邑士、马达州、温宿松序跋而已.盖未知玉山汪先生已为公吐气久矣.等玉山服其高义至行,称其不至匪人,良以此欤.等愚于是益信玉山之许,予非以文论学者,当知刘之集为此邦重.汪之跋为此集重.伯羽出此跋者也,少仙传此集者也,斯文于是不朽.”由跋文可知,嘉祐四年（1059）进士第一人刘几（又名刘辉）,其文集曾经散佚,但赵少仙汝潢又将其文集重加收集,并订正重刻.此集前后有诸多如汪应辰等名家的题跋,故徐元杰相信是集一定能不朽.刘几的卒年稍早,因此,作品的数量与质量都受到限制,但《全宋诗》仍保存了他一定数量的作品.这与他状元及第的特殊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三、结论

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常受着非文学因素的干扰.身份的高低、家世的显隐、交游的广狭,乃至同乡之谊、时代风尚等因素,常在特定的时空中影响着作家在文坛上的名气与作品的传播.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朱淑真为例,两人皆为才女,诗词俱佳.但南宋时期,李清照的作品屡见于诗话、笔记及各类词选中,其作品集,流传版本众多；而朱淑真的名字,在同期各类文献中,却无人提及,她的诗词集,公私藏书目也未著录.两位才女,文名一显一晦,作品一现一隐,个中原因,显然不能仅以作品优劣来论定.李清照父亲李格非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丈夫赵明诚为金石学家,赵明诚父赵挺之,徽宗朝宰相,其家庭背景显赫,文坛联系途径众多.而反观朱淑真,其娘家、夫家皆非名门望族,其父为官为民难以确定,夫家姓氏也无从知晓,其生活的圈子与创作的环境异常封闭狭小.家庭与文坛背景的差异,有无文坛闻人为其揄扬举荐,才是导致两位才女在南宋文学命运不同的主因.

文学的非文学化现象,早在宋代,就有人关注过.郑总为《唐庚集》作序时就说：“近古以来,文字有传,皆须科名之崇,爵位之显,或大人先生能轻重、人为世所信者称之,其势足以相因而后传.如子西,则不待之者.”郑氏所列举的四种文学传播方式中,纯以质量取胜,以文传文,仅为其中一种.历史的选择,固然有其合理性,经过时间的汰选而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毕竟是主流.但是,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因人而存文,因名而存文的现象,亦不容忽视.在《宋史·文苑传》中,入选文苑传者,有一部分作家今天已很难看到他们的作品.其作品是否优秀,已不得而知.而他们能够人选《文苑传》,正是因为曾一度以其科场程文传播甚广,颇为世人所瞩目,并借此很早就确立了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后来修史者出于尊重历史的原因,而将他们选编人传.如张唐卿、黄庠、杨宾等皆属此类.如果我们考察这一历史现象时,忽略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的历史性与复杂性,未能将科名之崇与文名之盛、文字之传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得出的结论,也许就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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