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古代朝鲜半岛资料

本文是一篇新罗论文范文,新罗类有关毕业论文,关于敦煌石窟古代朝鲜半岛资料相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适合新罗及古代建筑及人物形象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新罗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内容摘 要：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五台山图》中绘有新罗王塔、新罗送供使、高丽王使及菩提之庵等图像,是敦煌莫高窟所保存的古代朝鲜半岛的文化遗珍.新罗王塔的建造者为统一新罗国高僧慈藏,建造年代在贞观十二年至贞观十七年（638—643）之间；新罗送供使及高丽王使图中出现的不同身份的人物,反映出的当是统一新罗国末期和高丽国建国初期的人物及其冠帽服饰；菩提之庵推测是在新罗高僧慧超大师出家、修行、译经的菩提寺旧址上所建之庵.第61窟《五台山图》所据底稿的绘制年代当不晚于后唐.上述资料为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半岛文化友好交往的见证,值得珍惜,值得研究.

关 键 词：五台山图；新罗王塔；新罗送供使；高丽王使；菩提之庵

中图分类号：K87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4-0025-08

一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

《五台山图》概况

敦煌莫高窟第61窟,建造于五代末期①,是一个特大型洞窟,窟中最为有名的壁画是《五台山图》.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在今山西省五台县东北,山有五峰高耸,所以取名为五台山.据传东汉时期已建寺庙,后经历代续修扩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由于年代久远,历经自然变迁、人为改造和战争破坏,不少遗址已经无法辨认或难以寻踪.

《五台山图》绘制于此窟的西壁,高3.5米,长13.5米,总面积约47平方米,通布主室西壁,是我国古代最为详细、规模最大的佛教胜迹地图.全图大致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主要绘制龙王、菩萨空中显灵；中部从北到南绘制五台并峙,各作山峦布列；下部绘制从镇州和太原两个方向朝拜的香客、施主和送供使者凑集于五台山.《五台上图》描绘了方圆约250千米以内的山川林壑、城镇店铺、寺院楼阁、茅庐桥梁、道路河渠以及达官平民、僧侣世俗各阶层人物活动奔忙的情景,诸如推磨、舂米、担挑、驮运、赶路、歇店无不具形现态,生动真切.出自深山峡谷深处的河水,弯弯曲曲,汩汩奔流；宽敞的大道和蜿蜒的山路,时出时没,伸向远方.开阔处,城镇草庐、桥梁楼阁,选址适当,着意安置；深山里,寺庙塔庵,或隐或现,虚实互补,可观可想.道路上,僧俗巡礼者络绎不绝；天空中,菩萨示现,化导接引.辽阔的山川景物,纷繁的社会生活,都浓缩在咫尺之内,缤纷屡呈,目不暇接.这一切为我们研究五台山地区的地理环境、古代建筑、佛教灵迹乃至佛教史、建筑史、社会史、文化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形象数据②.图中所见新罗王塔、新罗送供使、高丽王使及菩提之庵四幅画面及榜题,为古代朝鲜半岛保存了历史、宗教及衣冠服饰等若干难得的资料,值得研究.

二关于《五台山图》中的

古代朝鲜半岛图像研究

1.关于新罗王塔

《五台山图》下部,绘有一塔,前有一人跪地顶礼膜拜,右侧画一条小河,弯弯曲曲流向远方.一僧人合掌礼拜,一挑夫负担而行.塔基五层,为条石垒成,表面长满青草.塔身为覆钵式,圆拱形塔门上有云纹装饰,塔顶迭涩,为下小上大的三层石檐,左右檐角各悬挂一风铎.石檐上为山花蕉叶,中间有一较小覆钵形塔身,其上又有三层石檐,也各悬挂一风铎.石檐上为山花蕉叶,中间有一更小覆钵形塔身,覆钵上同样迭涩三层石檐,顶部为仰莲,仰莲上为五层相轮,轮顶有一宝盖,宝盖上方是莲苞状宝珠.自宝盖至上层蕉叶,有链子上下相连,左右链上各悬挂三个风铎.塔用土红色线条勾描而成,画面保存基本完好.塔图左侧有墨书榜题,因年代久远,而褪色严重.壁画中文字褪色,隐约还能看到“□羅王□”二字,通过高清照片可看清“新羅王塔”四字（图版26）.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此窟考察时,对《五台山图》曾做过详细的笔记,《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记述为“新罗王塔”[1].但藏经洞出土P.3931《普化大师巡游五台山记》载：“廿二日游王子寺,上罗汉堂,礼降龙大师（真）容,看新罗王子塔.”于此明确记载是“新罗王子塔”,与伯希和的释读不同.

榜题所记的新罗,为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古代朝鲜半岛历史上有两个新罗国：一个是公元前37年—668年的新罗国,一个是唐朝和新罗联军攻灭高句丽国和百济国后,扩大了国土增加了人口的新罗国（676—935）,为了便于区分,后人将后者称为“统一新罗国”.朝鲜半岛前期的新罗国,佛教才刚刚传入并初步传播,不可能有国王或王子舍弃尊位,来到中国山西五台山出家、修行.因而,图中所谓的“新罗”,应该是朝鲜半岛的统一新罗国（676—935）.伯希和所谓《五台山图》中的“新罗王塔”,据《普化大师巡游五台山记》所载,应是“新罗王子塔”.

朝鲜半岛人堪以在山西五台山建造新罗王子塔者,推测其条件当具备以下几项：

1.应是统一新罗国人；

2.其身份应是一位出家的王子；

3.来过中国山西五台山并在此修行过；

4.此人有着较高的声望.

符合上述四项条件,始可推寻其人为谁.

文献中不见有古代朝鲜半岛新罗国国王在山西五台山出家为僧的记述,但有古代朝鲜半岛新罗国王子出家为僧曾在五台山问道修行的记述.高丽王朝时期高丽僧人一然所撰《三国遗事》载：

新罗大王太子宝川、孝明二昆弟,到西河府世献角于之家留一宿,翌日过大岭等游览累日.忽一夕,昆弟二人密约方外之志,不令人知,逃隐入五台山等二太子到（五台）山中,青莲忽开地上,兄太子结庵止住等时有五色云七日垂覆,国人等将邀两太子而归.宝川哭泣以辞,乃奉孝明归即位,理国有年等神龙元年等改创真如院,大王亲率百寮到山,营构殿堂,并塑泥像文殊大圣安于堂中.以知识灵卞等五员长转《华严经》,任结为“华严社”等代代君王不忘尊行幸矣.[2]

这是文献中唯一记述新罗王子在五台山修行的记事.但《三国遗事》所记五台山实为三国时期新罗国的五台山,而非中国山西的五台山.所以与莫高窟《五台山图》中的新罗王子塔并无关系.藏经洞出土的多件《五台山赞》,屡屡述说“滔滔海水无边畔,新罗王子泛舟来.不辞白骨离乡远,万里将身礼五台”{1},指明的确有新罗王子来过中国山西五台山.

僧一然《三国遗事·慈藏定律》则载：“大德慈藏,金氏,本辰韩真骨苏判茂林之子等以仁平三年丙申岁（即贞观十年也）受敕,与门人僧实等十余辈西入唐,谒清凉山.山有曼殊（即文殊）大圣塑像,彼国（指中国）相传云帝释天将工来雕也.藏于像前祷祈,冥感梦想,摩顶授梵记等乃下北台,抵太和池入京师.太宗敕使慰抚,安置胜光别院,宠赐颇厚.”这说明慈藏的确到过山西五台山,其时辰韩已并入统一新罗.唐释道宣《续高僧传·释慈藏传》载：“释慈藏,姓金氏,新罗国人,其先三韩之后也等（慈）藏父名武林,官至苏判异（原注：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此言“（慈）藏父名武林”,即《三国遗事》之“茂林”,“苏判异”即《三国遗事》之“苏判”；武林（茂林）官居一品.张锡厚先生说：“若就慈藏出身王族而言,称其为‘新罗王子’,似无不可.”[3]金宪镛、李健超先生在《陕西新发现的高句丽、新罗人遗迹》一文中,考证出户县东南60里的云际寺东崖,因为慈藏所居,而被称作“新罗王子台”,同时也认为慈藏原本的身份就是王子[4].尽管《三国遗事》对慈藏在山西五台山的事迹未曾详述,但他既是王子又是僧人,既是统一新罗国人,又到过山西五台山,声望颇高,回国后极力促成新罗改穿中国服饰,使用唐高宗永徽年号,增进了唐朝与新罗关系的发展,还被新罗王封为“大国统”,完全符合前述四项条件,据此推测,《五台山图》中的“新罗王子塔”很有可能就是新罗高僧慈藏所建.《三国遗事》记慈藏“以仁平三年丙申岁（即贞观十年也）受敕,与门人僧实等十余辈西入唐,谒清凉山{2}等贞观十七年癸卯,本国善德王上表乞还”,知慈藏在唐国停留七年,则慈藏谒清凉山、建造新罗王子塔的年代,应在贞观十二年至贞观十七年（638—643）之间.

《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和《三国史记》中,记载的唐代来长安宿卫皇宫或质子的新罗王子人数较多,如金春秋、金法敏、金彦升、金仁问、金守忠、金昕、金能儒、金义琮等,但这些人来唐的目的,基本是为国事.还有《宋高僧传》记载的圆测、无相和无漏等,虽然也都是新罗国王子,也到过中国,但他们未到过五台山,所以可以排除他们在五台山建造新罗王子塔的可能.此外就在山西五台山出家、修行的古代朝鲜半岛僧人数量也不少,如僧真表、慧超、行寂、崇济、郎智等,但这些僧人的世俗出身却都不是王子或王族,同样可以排除他们在五台山建造新罗王子塔的可能.

2.关于新罗送供使

《五台山图》右侧下部,红地墨书榜题“新荣之店”左侧,绘有一组朝山送供的旅行者五人、迎接者二人.宽阔的大路上,旅行者中的前导官员,头戴灰色翘脚幞头,上穿浅褐色团领宽袖长衫,长衫腰间左右开叉至膝,系黑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脚着白色鞋袜,身份应是向导、译员或联络员之类的人,担负这个使团的向导、翻译、联络等相关的事宜.前导身后有一榜题,1908年伯希和对此榜题录作“新罗送供使”[1]199.今虽墨色褪淡,但仍隐约可辨“新□送□□”五字字痕,伯希和的记录真实可信（图版27）.

前导行者身后为骑着枣红大马的使者,头戴青灰色展脚幞头,身穿青色团领长衫,袖口窄而短,系紫褐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裙,脚蹬白靴.他骑跨枣红大马,左手揽缰,右手执鞭,为新罗国送供使臣.画中唯独此人骑马,表明其身份、地位最高,当是送供使团的长官.

再后是步行的随从官员,头戴黑色翘脚幞头,身穿浅褐色团领宽袖长衫,内套青色长袍,系褐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甩开双臂,大步向前,一是别无他事的人,从画面和服饰看,他应是使者的随行官吏,职位较低,推测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使团的衣食住行、旅行安全等事的.

其后是驮负重物的一红一白两匹驴子.一人头戴白色展脚幞头,身穿红色团领窄袖、腰下左右开叉过膝长衫,内套褐色长袍,腰间束黑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右脚被山石遮挡,左脚蹬白色皮靴,正在扬鞭催赶一红一白的毛驴.此人头戴官帽身穿官服,显然是一位官员,但手执皮鞭,呼喝催赶驴子,估计职位更低,可能是使团中的役吏.这位役吏身后画一座陡峭山峰,山顶郁郁葱葱,遮挡了使团中的其他人物.

山后是驮负重物的枣红大马,马后一人头戴黑色笠帽,身穿褐色团领窄袖长衫,腰系白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脚蹬白色鞋袜,右手执皮鞭,正扬鞭催行前边的马匹.此人未戴官帽,未着官服,从服饰和动作来看,应是力役马夫,一些粗活累活,恐怕都由他来承担.

前导官员的前面,有一迎接者,身穿红色长袍,腰间系带,弯腰作揖,屈膝迎接.身后一人,右手托一盘,左手提水瓶,所谓“箪食壶浆”以迎来者.迎接者身后,绘有白墙青瓦的“新荣之店”.

图内新罗送供使,是代表信奉佛教的新罗国王,前往五台山给文殊菩萨奉送供品的使节.使团人物职责不同,身份各异,正往五台山匆匆进发途中.

新罗送供使团的人物身份,从画面可以分辨出有使者、随从官员,联络官、翻译官及向导和马夫.

统一新罗国时期（676—935）,“衣冠文物,并从唐制”{1},尤其官帽服饰,皆仿唐样.《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述,新罗国第28代真德女王二年（648）,金春秋向唐朝请兵,同时向唐太宗奏请依照唐朝服饰制度对新罗服饰进行改革.真德女王三年（649）即正式采用唐朝官帽服饰,“始服中朝衣冠”{2}.“头上戴用所谓幞头这种帽子的装束,大概是统一新罗时代官吏的服装等在统一新罗国时代,如果是男性,谁都可以戴用,根据身份,用多种多样的材料制作”.“团领（服装）,统一新罗国时代作为（从中国

本文是一篇新罗论文范文,新罗类有关毕业论文,关于敦煌石窟古代朝鲜半岛资料相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适合新罗及古代建筑及人物形象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新罗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3.关于高丽王使

《五台山图》中的新罗送供使图左下方,还绘有一组三人的高丽王送供使团.画面显示,高丽王使团前行第一人头戴蓝色笠帽,上身穿土黄色团领宽袖短衣,内套青色长袍,腰间系褐色腰带,肩披较大蓝色褡裢,下穿白色长裤,双手合十,虔诚致礼,似与店小二商谈住店事宜.从其双手合十看,这位使团的向导,应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店小二一手抚胸一手示请,殷勤好客的样子跃然壁上,既生动又形象.绘画功夫精炼老到令人咋舌叹服.店小二身后有一白墙青瓦的旅店,旅店右上方有一方榜题,《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列为第162条；榜题文字已漫漶不清,伯希和记录为“高丽王使（?）”（图版28）.由于模糊不清,伯希和未敢确认,故在“使”字后标注问号.但他补充说明：“那个字可能为‘使’.”[1]199高丽送供使团第二人,头戴黑色笠帽,外穿红色团领窄袖短衣,内套褐色至膝长袍,左肩披黑色褡裢,腰间系白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左手紧握黑色水袋,右手拄杖,一副年老体弱、疲惫不堪的样子,其身份应为使臣.最后一人,头戴黑色较小笠帽,上身穿土黄色圆领半臂窄袖短衣,内套蓝色至膝长袍,系黑色腰带,下穿白色长裤.他右肩扛一木棍,后端挑白色红盖手工编织食盒及衣服细软包袱,左手持一水袋.食盒与包袱似乎颇重,故压得此人低头弯腰,蹒跚而行.笔者怀疑沉重的白色红盖食盒内所盛之物可能为贵重供品.此人身份一看便知是位出苦力的挑夫.

高丽国送供使团共三人,从画面看似正在赶往五台山的途中.三人的官阶、身份、地位不仅不同,帽子的名称、样式、大小、颜色也有所不同；服装款式大致相同,只是袖子有所区别.其中挑夫的笠帽和服装最值得研究.笠帽,是高丽人夏季用来遮阳挡雨的一种帽子.笠帽在朝鲜半岛的起源较早,从高句丽古墓龛神冢壁画中就可看到其画像,图中的黑色笠和青色笠属于朝鲜半岛蔽阳笠系统的笠帽.到了高丽末期,属于蔽阳笠的黑笠,一度成为高丽国官员的官帽,这一点肯定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渊源.绝非偶然也非巧合的是,图中挑夫所戴之黑色笠帽,竟与高丽末期的黑笠官帽样式完全相同,由此推测在高丽国建国之初,尚未制定百官公服制度之前,高丽国官员所戴之帽即为笠帽,所穿服装即为团领、短衣、长裤.图中挑夫身穿的半臂短衣,是一种男女都可穿着的服装.短衣,新罗国称“尉解”,中国称“襦”,为常服之服.若百姓短衣,则不系腰带,但官员都系腰带,一般还有饰物.可惜画面中的腰带画得较小,且因褪色,而模糊不清.半臂原本是中国从战服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服装,唐代极为流行,有对襟式和套头式两种.图中挑夫身穿的半臂,即为套头式.统一新罗国以前,朝鲜半岛各国还没有出现半臂,从统一新罗兴德王834年颁布的“服饰禁制”中可以看出已经有了半臂,可知半臂应是后来才传入朝鲜半岛的.但如今朝鲜半岛留存的朝鲜时期（1392—1910）以前的半臂图像极少,因而这幅身穿套头式半臂的图像便显得颇具研究价值.

统一新罗国时期,采用唐朝的官帽服饰制度,官服是团领,但不是短衣.图中三人身穿团领短衣,这大概与高丽国建国初期,依然沿袭着统一新罗国时期的服饰制度有关.这种圆领窄袖短衣、腰间系腰带的服装样式出现较早.7世纪后期（650—670）绘制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王陵壁画中{1},出现两位高句丽人物形象,已被专家确认的使臣穿着的服装{2},也是圆领窄袖短衣、腰间系带,款式基本相同.这说明此款服饰的穿着,已颇有年,可以说是一款具有传统意义的民族服装.高丽国的官服,是在高丽光宗11年（960）,才制定出的“四色公服”.由此可见,高丽王使图中的高丽国人所戴帽子所穿服装,既不是统一新罗国官员的冠服,也不是高丽国光宗11年前官员的冠服.这种（宽袖、半臂）短小及胯上衣、至膝短裙、白色长裤的服装和适于春、夏、秋三季戴用的笠帽,正是高丽国建国初期高丽人穿戴的冠服,是高丽国初期特有的民族服装,不见于存世的其他图像资料,应是新发现的一种服装样式,对于研究高丽时期的服饰又增添了一份直观、明了的图像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新罗送供使团和高丽王使团中人物的冠帽服装虽然不同,但是穿着的裤子,却是同一款式的白色长裤,这点或许与他们原本是同一个民族,并且与“服饰尚白”有关.

高丽使团不仅人少,还没骑马,更没有驴驮马负的重物,和新罗送供使团相比,规模较小,人员较少.史载公元936年（后晋天福三年）高丽灭新罗.《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新罗等自（后）晋已后不复至.”可与新罗亡于后晋天福三年的史实互为印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又载：“新罗等自唐髙祖时,封金真为乐浪郡王,其后世常为君长等（后唐）长兴四年（933）,（新罗国）权知国事金溥遣使来.”此为新罗国最后一次朝贡中国.《朝鲜史略》“金溥”作“金傅”,云金傅降于高丽,国亡.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同时绘有“新罗送供使”及“高丽王使”,意味着第61窟《五台山图》底稿绘制时,新罗国与高丽国尚同时并存.由此推度,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所据底稿可能绘制于新罗亡国之前夕,即后晋天福三年（936）稍前.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又是据《五台山图》底稿绘制,其年代更当在后晋天福三年（936）高丽国灭新罗国之后.

4.关于菩提之庵

《五台山图》左侧“大清凉之寺”下部,有一榜题为“菩提之庵”的画面.两山夹角之处的开阔地带,建有一幢白色高墙、青色瓦顶的寺院,院前青草遍地,树木葱茏.两位身穿俗装的人物弯腰合十,正在礼拜问候对面的两位身披袈裟的僧人.两位僧人双手合十还礼.僧人身后有黄地黑字榜题,字迹清晰可辨,上书“菩提之庵”（图版29）.

菩提之庵,《古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及《清凉山志》皆失载.而敦煌遗书P.3931《印度普化大师往五台山巡礼记》见有“菩提之新庵”,文云普化大师往五台山巡礼,于四月“二十四日,上中台,登崄道,遇（过）玉华之故寺,历菩提之新庵”.《五台山图》中的菩提之庵迨经后世重修,故有“菩提之新庵”一称.由此又知此庵在五台山之中台.新罗来华高僧慧超《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载：“至建中元年（780）四月十五日到五台山乾元菩提寺,遂将旧翻唐言梵音经本于寺校证.至五月五日,惠超重与抄写出《一切如来大教王经瑜伽秘密金刚三摩地三密圣教法门》.”{1}所说“五台山乾元菩提寺”,《古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及《清凉山志》亦不见记载.盖五台山古寺多有毁坏,唐·慧祥《古清凉传》记五台山《古今胜迹》云：“此中伽蓝,数过二百.”宋·延一《广清凉传》追述五台山著名寺院有110座,到宋代“大率伽蓝多从煨烬,名额既泯,基址徒存,其堪住持者,六十七所,余皆湮没焉”[5].而“武宗会昌五年,拆天下寺宇,例遭除毁”[5]1119者尤多.则五台山唐代古寺,史籍缺载者何止一座乾元菩提寺?所幸乾元菩提寺虽曾被毁,后世尚得重修为菩提之新庵,继而为菩提之庵.新罗高僧慧超所住之乾元菩提寺,遗踪可追,余绪犹继,《五台山图》菩提之庵,亦幸为新罗高僧慧超留一纪念矣!5.关于《五台山图》及其底稿

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文献屡见有于阗国、西藏、天竺、朝鲜和日本国的僧侣往五台山巡礼修行的记述；中国其他各地的僧人,去五台山巡礼、修行的人数更是不胜枚举,敦煌也有僧人去五台山巡礼、朝拜.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P.3718号长兴二年《唐河西释门故僧正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范和尚写真赞并序》记述的河西赐紫沙门范和尚,便是一位曾经巡礼过五台山的敦煌名僧.又,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P.4648、P.3973及S.367三件《五台山行记》,更多次留下了敦煌僧人巡礼五台山的记录.其中,P.4648《五台山行记》作者自云曾在太原画《五台山图》长卷（引文详下）,与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关系最值得加以探讨.

P.4648《五台山行记》撰者每云于某俗家“受供养”,因知作者应是一位僧人.《行记》又云于某年二月十一日抵达潞州,“十二日参使”.此谓抵达潞州的第二天就去参拜潞州节度使.考“潞州节度使”一名,始见于唐肃宗乾元元年[6],下至于后周恭帝显德六年[7].因知此卷撰写年代当在乾元元年（758）至后周恭帝显德六年之间（959）.该卷又记“十三日参王侍中,屋□□其妙供养”是说二月十三日参拜王侍中并受到供养.这里所谓居住潞州的王侍中,遍检今存唐五代史料,唯有后唐王建立其人堪以当之.

《旧五代史·唐明宗纪》载,长兴元年（930）夏四月“壬寅（四月初九）,以等青州节度使王建立加侍中,移镇潞州”,五月丙寅（五月初三）“以潞州节度使王建立为太傅,致仕等壬申（五月初九）,以权知昭义军军州事刘仲殷为潞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书《唐明宗纪》又载,长兴二年（931）八月“己巳,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汉宾,皆上章求归乡里.诏内外致仕官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据上所载知,王建立原籍辽州榆社县,因官移家潞州,五月罢潞州节度使任,入朝以太傅衔令其致仕,留住京城,至长兴二年（931）八月“求归乡里”,仍回到潞州.后至清泰元年（934）六月,唐末帝重新起用王建立,授为检校太尉兼侍中{1},于是王建立再次入京为官,留住京城.

由此推测,P.4648《五台山行记》云二月十三日参拜王侍中并受到供养,必在长兴二年八月王建立致仕并回潞州居住之后,到清泰元年六月唐末帝重新起用王建立为检校太尉兼侍中之间（931—934）.

P.4648《五台山行记》载,二月十一日抵达潞州,“十二日参使”,“十三日参王侍中”,知潞州城内既有一位在任的“使”（潞州节度使）,又有一位居住潞州的“王侍中”,再者,此僧两日之内先拜见潞州节度使,后拜见王侍中,知这位王侍中虽有高衔,显已失势.正与王建立致仕回潞州为寓公的事实契合不二.进一步推其时日,当在长兴三年（932）二月十三日至清泰元年（934）二月十三日这三年（932—934）之间,指实言之,或为长兴三年（932）二月十三日,或为长兴四年（933）二月十三日,或为清泰元年（934）二月十三日{2},断不出此三年之限.

《旧五代史·王建立传》载：“建立晚年,归心释氏,饭僧营寺,戒杀慎狱,民稍安之.”又《旧五代史·王建立传》载,天福五年（940）王建立卒,年七十.推其生年为唐咸通十二年（871）,《五台山行记》作者于长兴三年（932）二月到清泰元年（934）二月之间在潞州参访王建立时,王建立为62—64岁,已届晚年,是时建立已“归心释氏,饭僧营寺”,故《五台山行记》作者敦煌某僧特往造访,并受到供养.

P.4648《五台山行记》又载,二月二十四日“到太原城内,大安寺内常住库安下”,“二月廿八日下手画《（五

本文是一篇新罗论文范文,新罗类有关毕业论文,关于敦煌石窟古代朝鲜半岛资料相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适合新罗及古代建筑及人物形象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新罗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三《五台山图》中的古代朝鲜半岛

图像的价值意义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代末期绘制的《五台山图》,规模大,内容多,图中所包含的社会、生活各类信息十分丰富.尤其是所绘的新罗王塔、新罗送供使、高丽王使和菩提之庵图,不仅描绘出古代朝鲜半岛统一新罗国时期人物的冠帽、服装,还描绘出高丽时期人物的冠帽、服装；不仅描绘出使臣、官员、向导、马夫和挑夫等不同身份的人物形象,还描绘出水袋、拄杖及食盒等图像.实际上画面所包含的信息还远远不止这些,如：新罗王塔图反映出新罗国时期,身份为新罗国王子的慈藏大师,曾在中国山西五台山出家、修行,并且建造了此塔,而此塔原本称作新罗王子塔；新罗送供图人马较多,表明统一新罗国时期国力强盛,财力充盈.图中统一新罗国人物所戴幞头和所穿团领服饰图像,朝鲜半岛留存极少,不仅符合文献中关于统一新罗国人戴幞头穿团领的记述,也填补了这种冠帽服饰在朝鲜半岛稀缺少见的空白；高丽王使团规模较小,表明高丽国处在建国初期,国势和财力较为薄弱.图中高丽国人所戴青笠、黑笠的图像,远远早于目前在朝鲜半岛能够看到的朝鲜时期的图像.尤其是所穿圆领窄袖上衣、短裙及长裤这种一体成套的服饰图像,是新发现的高丽国初期高丽人所着民族传统服饰,其珍贵之处可以想见.两个使团一来一去,反映出古代朝鲜半岛和中国进行交往所取陆路及其时人们去五台山所行道路的情况.再如新罗送供使和高丽王使同画在《五台山图》中,为我们提供出此时高丽国已经建立、新罗国即将灭亡但同时又并存于世的史实.当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不同角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研究.最为难得的是整个敦煌石窟中,只有第61窟的《五台山图》中明确写着“新罗王塔”、“新罗送供使”和“高丽王使”这些明标古代朝鲜半岛国名的榜题,确切证明了敦煌石窟壁画中绘制有古代朝鲜半岛人物的形象.

综上所述,可对本文作出如下概括：

1.理出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有四幅与古代朝鲜半岛有关的图像；

2.勘明了这四幅图像的名称、内容和人物身份；

3.确定了五台山图中新罗王塔的建造者及其建造年代；

4.考证了新罗送供使和高丽王使图中人物的冠帽服装,符合图中人物所在的国家和时代；

5.推测菩提之庵,即是慧超大师曾经修行的菩提寺原址上的新建之庵；

6.探讨了第61窟的《五台山图》与底稿的关系；

7.为研究敦煌石窟古代朝鲜半岛资料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证据,从而丰富了敦煌石窟关于古代朝鲜半岛资料的内容.

莫高窟新发现古代朝鲜半岛资料,尽管不是新闻,但在一个洞窟中同时出现四幅与古代朝鲜半岛相关的画面,这在敦煌石窟中是绝无仅有的,值得特别加以重视.

后记：本文于2011年7月15日,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省敦煌学会、韩国东亚人文学会在兰州联合举办的敦煌文化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韩国东亚人文学会第12届学术年会上宣读,并收录于此次学术会议论文汇编中；其后,韩国国立大邱大学中国语学科全英兰教授全篇翻译了此文,2011年12月30日发表于韩国东亚人文学会主办的韩国国家级学术刊物《东亚人文学》第20辑；发表之际又做了部分修改.撰写过程中得到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研究所著名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教授的指导、得到敦煌研究院接待部主任李萍副教授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