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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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就有城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秀插云霄,凌空展翅,蔚为壮观.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声.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国”,是最早的国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国、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国”.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

所以,国,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是有道理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城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唯一的例外是斯巴达.

为此,斯巴达付出的代价,是把60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以攻为守.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无形的城墙.同样,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

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集权.而且,这个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

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国”.

变成了国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摘自《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