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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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直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论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揭露了人的存在的二重性,而且深入到“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机制”,揭露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性”交换,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个人现在受资本的统治.所以,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

〔关 键 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商品拜物教,资本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1-0041-05

〔收稿日期〕2014-11-30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12&ZD107),负责人孙正聿,201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青年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JDKDC007),负责人庄忠正.

〔作者简介〕庄忠正(1987-),男,河南宁陵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麦卡锡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一切事物还原成过于简单化的交换关系模式,这是一种“对需求本质、商品生产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之错综复杂社会关系的抽象”〔1〕(P282),它把社会学范畴还原成经济学范畴,乃至单纯的事物之间的定量关系.相反,在《资本论》中,经济学范畴上升为社会学范畴,“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遍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2〕(P32).所以,虽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

一、从“异化劳动”到“商品拜物教”

为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阿尔都塞从科学和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原则出发,强调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中存在一个“认识论断裂”.这一“断裂”不仅把马克思的思想分为两个阶段――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而且把马克思的著作分为两个时期――青年时期的著作和成熟时期的著作.其实不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核心问题一以贯之,即“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达到它所宣布的理想目标”〔3〕(P35),虽然每个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他们却陷入“物的依赖性”之中,正在受资本的统治.正是这一核心问题,使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一直贯穿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对此,费彻尔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和摘录笔记中所阐述的那些批判的范畴,仍然是《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它们决不会为‘老年’马克思所否定.”〔3〕(P36)

政治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总是把社会现实置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他们既不去说明“物的关系和物的运动如何掩盖人的社会历史关系”,也不去说明“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等的必然关系”,而是把他们所描述的那个“物象化的世界及其规律”当作“真实的人类世界,因为这是古典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世界”〔4〕(P68).相反,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历史性,他“研究了为政治经济学所承认、记录、接受甚至加以美化的矛盾,特别是研究了劳动者日益贫困化和现代世界中出现少数人暴富(政治经济学对此表示庆贺)相对立这个主要矛盾”〔5〕(P148),并以“异化劳动”为视角,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其一,工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存在物”,成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6〕(P52)其二,工人与劳动相异化.劳动不再属于工人的本质,而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一种“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6〕(P54-55)其三,工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然而,“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类生活,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6〕(P58)其四,人同人相异化.异化劳动生产出一种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资本家,这“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能力.”〔6〕(P21)所以,与其说资本家是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不如说资本是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它使工人陷入“物的依赖性”之中,“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

不可否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费尔巴哈所开创的“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具有明显的道德规范性,但是,马克思“所使用的标准是从历史分析、从对人之实现的未来可能性的预期中获得的,而不是从恒久有效的道德规范的‘本质考察’中得到的”〔3〕(P39),而且马克思使用这一标准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道德规范,更在于“批判”,即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蕴含着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动机,而且使我们意识到《资本论》内在地包含着和延续着对异化和物化的批判.当然,在《资本论》中,“异化不是作为一种哲学或人类学状态被感知到,而是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被感知到.这是隐藏在异化过程背后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机制.这是对早期著作中的论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1〕(P301)所谓“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的“异化”即是“商品拜物教”,二者具有相同的理论诉求,都旨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但是,“商品拜物教”深入到“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机制”,它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而且使“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虽然“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它只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2〕(P88),如把木头做成桌子,但是,一旦桌子成为商品,它就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2〕(P88),“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的多的狂想.”〔2〕(P88)换言之,作为由木头制成的可感物,桌子只是一个用脚站在地上的桌子而已,作为充斥着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的商品,桌子则“用头倒立着”,“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很显然,桌子的这些狂想和怪诞既不是来源于它的使用价值,亦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而是来源于它的交换价值或商品形式.一旦桌子等劳动产品不再直接为了使用而是为了交换,即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它便具有了奇特的性质――“价值”.更重要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在交换中所显示出来的价值关系根本不是物的特性或关系,而是在商品生产中进行合作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对此,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P89)简而言之,“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正如“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2〕(P90)一样,“人手的产物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2〕(P90)但是,这并不这意味着“商品拜物教”具有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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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社会效力,它只属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2〕(P93)所以,与政治经济学家用物的形式掩盖人的社会关系相反,马克思不仅揭掉了“商品拜物教”的神秘纱幕,揭露了“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而且试图使社会生活过程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下,消除现实世界中的宗教反映――“商品拜物教”.鉴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直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论题.

二、从“商品的二重性”到“人的存在的二重性”

费彻尔认为,“正如在每一种历史产物中即便是最小要素的结构也反映整体那样,单子也有着同社会本身一样的内在形成过程.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是‘商品’.每个产品、每个人的成果都‘变成了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标志.”〔3〕(P46)所以,马克思不仅以商品为出发点,建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而且以商品为切入点,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这并不仅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2〕(P47),更在于商品这一“单子”是已经完全结束的整体,它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形成过程”,又以“元素的形式”表征了“人的存在”,只有通过分析商品,才能“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秘密”,实现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与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从商品的历史形成和结构入手,探讨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揭露商品所掩盖的人的“存在秘密”.使用价值即是商品的有用性,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它取决于商品的属性(质).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2〕(P49),但它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改变.不管小麦与棉花或小麦与铁的交换比例如何变化,总是存在这样一个等式,即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棉花或铁,换言之,在小麦与棉花或铁之间存在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者其它的天然属性”〔2〕(P50),只能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随着商品的一切可感觉的属性被抽象掉,体现在商品中的各种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有用性质亦被抽象掉,它们不再有任何差别,而是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的人类劳动.对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它们(劳动产品)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2〕(P51)所以,在小麦与棉花或铁之间存在的那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是“商品价值”,它是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对象化或物化.就此而言,劳动既是理解商品的二重性的枢纽,亦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马克思不仅批判地证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具有二重性,而且认为劳动的二重性使商品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商品的二重性.在他看来,“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2〕(P50),究其原因,是因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2〕(P60)很显然,劳动的二重性在于:一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它是“形成价值的实体”,二是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而言,它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特殊需要(防寒等)而通过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缝、织等)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既然上衣与麻布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那么生产它们的劳动即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就“抽象的人类劳动”而言,“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2〕(P57)虽然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是,从本质来说,它们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形式不同而已.众所周知,人首先和动物一样,是自然的存在,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6〕(P58).换言之,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它只能“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以满足肉体的需要,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他不仅“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而且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但是,作为自然的存在,人必须满足自然的需要,而自然需要的满足是人通过对象化的活动――劳动――实现的.这种对象化的活动即是“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使之满足人的特殊需要.所以,人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和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现实的历史”中反映了人的自然性,而且“在商品中所反映的人的自然性,已经不再是与历史无关的抽象的自然性,而是以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自然性”〔7〕.然而,人不只是自然的存在,“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P501),即人是处在现实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存在物”,他依寓世界而存在,他“在世界之中”.换言之,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更是社会的存在.在“庞大的商品堆积”的世界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和对象化在商品中的“抽象的人类劳动”表征了人的社会性,因为“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2〕(P83-84)鉴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一样,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首先体现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及其所蕴含的人的抽象劳动之中.”〔7〕商品的二重性,在于劳动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所体现的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深刻反映了人的二重性――人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在劳动的二重性中的统一,为人的“存在秘密”奠定了现实基础.

然而,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更在于深入到“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机制”,揭露一种既符合交换规律又不符合交换规律的“对抗性”交换,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在劳动与资本“对抗性”交换中,劳动与资本的从属关系从“形式上的从属”过渡到“实际上的从属”,资本主义社会亦从“资本的形成史”过渡到“资本的现代史”,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个人现在受资本的统治,任何存在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合法性作辩护.


三、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到“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系,堪比黑格尔与康德的关系.”〔3〕(P17)那些为康德和李嘉图所接受的毋庸置疑的前提,黑格尔和马克思则试图将它们“推演”出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行了辩证的重建,以商品为切入点,他不仅推演出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而且推演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基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把货币区别为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它们对应着不同的流通形式:W-G-W和G-W-G.不可否认,这两种流通形式具有共同之处,但是,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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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以卖开始,以买结束,它的起点和终点是商品,它以消费或满足需要为限,G-W-G以买开始,以卖结束,它的起点和终点是货币,它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且流通过程两极的货币有量的不同,即“原预付价值等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2〕(P176)所以,“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有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2〕(P178)换言之,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没有止境的”,“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等每一次为卖而买所完成的循环的终结,自然成为新循环的开始.”〔2〕(P177-178)然而,剩余价值和资本既不能从流通中产生,亦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必然有某种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况发生在流通的背后”〔2〕(P192),这即是马克思所说的“罗陀斯”.

资本家如何从幼虫(货币占有者)变为蝴蝶,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2〕(P198)因为它的实现需要以下两个因素:其一,“首先要有大量的活劳动力被抛到劳动市场上,他们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而自由了,其次是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唯一的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9〕(P160)其二,“从前被土地所有者及其侍从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等等,现在由货币支配,等落入货币财富的势力范围和统治之下”〔9〕(P160-161),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与工人相分离,被货币占有者所支配.但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不仅仅在于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使劳动力成为商品,更在于劳动力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生产劳动.就此而言,货币转化为资本涉及两个过程:一是流通过程,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获得满足肉体需要的生活资料,资本家获得劳动力的支配权.二是生产过程,劳动力成为“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10〕(P232).所以,剩余价值和资本既不能仅从流通过程中产生,亦不能仅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它们只有在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中才能实现.表面上看,工人与资本家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各自获得了与他们所付出的东西相等的东西,但是,这种平等已经被破坏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想象的,平等的外表只是作为工人的错觉而存在的,他们之间的交换是既符合交换规律又不符合交换规律的“对抗性”交换.对此,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视角,剖析工人对资本家(或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存在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前者通过延长工作日而实现,后者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实现.与之相应,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两种形式――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正如绝对剩余价值先于相对剩余价值一样,第一种形式的从属关系先于第二种形式的从属关系.就第一种形式的从属关系而言,工人和资本家在形式上都是自由人,他们之间除了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外,不再存在任何其他政治上或社会上“固定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和资本家是平等的,相反,随着客观劳动条件与工人相分离,它越来越作为他人的财产与工人对立起来,进而使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越来越充分.对此,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程中,“第一,由于发生了资本家对劳动能力的消费,因而是在资本家的监督和管理之下进行这种消费,所以统治和从属关系发展起来了,第二,劳动的更大的连续性发展起来了.”〔9〕(P372)尽管与奴隶制、农奴制的从属关系相比,这种“统治和从属关系”在形式上更自由些,但是它所发生的只是“形式上的转化”,实际上,它使工人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因为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资本的生活本能(无限增殖)的驱使下,必然把工作日延长到最高界限,尽可能多的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此外,与奴隶相比,工人的劳动强度更高和更具连续性,“因为奴隶只有在外界威胁的鞭策下才劳动,而不是为了自身生存而劳动,这种生存并不属于他,反之,自由工人倒是受自身需要的驱使而劳动.他作为工人而存在,取决于他不断重复地把自身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9〕(P375)就第二种形式的从属关系而言,工人的生存不再是生产劳动的目的,一切都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多余的和没有价值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现在完全抛掉了为生活而生产的形式,变成了为贸易而生产,而且无论是自己的消费,无论是已有的买者们的直接需要,都不再是生产的界限,只有资本本身的量才是这种界限.”〔9〕(P384)鉴于此,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大规模采用机器和科学技术,这不仅使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形态发生变化,即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而且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从形式上的从属过渡到实际上的从属,导致工人人口相对过剩,产生一支绝对从属于资本的产业后备军.不言而喻,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力,使各个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加强,另一方面“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级受资本的支配,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2〕(P496).然而,工人人口的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而是相对的过剩,它把劳动供求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使其服务于资本的专制.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上,工人(或劳动)都完全从属于资本家(或资本),资本家昂首前行,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2〕(P205).从根本上来说,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两种形式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资本的形成史”和“资本的现代史”,随着劳动与资本的从属关系从“形式上的从属”过渡到“实际上的从属”,资本主义社会亦从“资本的形成史”过渡到“资本的现代史”,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个人现在受资本的统治,任何存在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合法性作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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