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书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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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整个宋代的书法发展中,苏轼以他的理论和创作拉开了“尚意”的大旗,他的书学思想是宋代整个“尚意”书风的理论先导,对整个宋代书法创作与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书学思想有三个方面组成：崇晋论、尚意论和简淡论.

关 键 词：崇晋；尚意；简淡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6723163（2012）06007204

宋代书法,在书法史上被称为“尚意”书法风格,当然这种界定是后来的书法史学家加给宋代书法的,但是通过对宋代书法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界定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在整个宋代的书法发展中,苏轼以他的理论和创作拉开了“尚意”的大旗,他的书学思想是宋代整个“尚意”书风的理论先导,对整个宋代书法创作与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没有论书的专门文章,或是以诗论书、论画,或是以跋论书,虽是只言片语,但主题明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崇晋论、尚意论与简淡论,这三者间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尚意是核心,而崇晋是前提,简谈则是他对于自我艺术风格的追求.

一、崇晋论

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体系中,尚意是核心,而崇晋是其“尚意”思想的基础与前提.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宋代的书法发展来看,苏轼、黄庭坚、米芾出现之前的书法形势,从欧阳修的品评,是这样的一种格局,“然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甚于今.”[1]那么这种“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朱文长在他的《续书断》中对李建中、宋公绶有这样的评价,“特工笔法,本朝以来言书者称李西台与宣献云.”[2]李建中、宋公绶是宋代在苏、黄、米出现之前被公认的第一流书家,但在欧阳修看来是“废”,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宋之书是唐末衰陋气象的延续.苏轼说,“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调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美之势,识者不以为过.”[3]这是苏轼对宋初书法的一种认定,蔡襄与李建中同时代,苏轼抑李宋而褒蔡.从苏轼艺术创作上来说,讲究的是追求自我,讲求的是出新意,但蔡襄从书风的角度上讲,蔡襄的书法还远远没有达到心手相应,变态无穷的创作高度,他的书风也缺少自家面目,但是在宋初的书家中,苏轼却最推崇蔡襄,以为“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其实苏轼对蔡襄的评价是“行书最胜,小楷次之,章草书又次,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因为,蔡襄的楷书学颜,而行书、小楷则是直接取法王羲之的,而苏轼的这通评论正是因为他看中的是蔡襄书法中的晋人法度,因为他以为要改唐末的衰陋书风,必须取法魏晋,这也是他的崇晋思想的根源所在.

苏轼从整体上是崇晋而卑唐的,他对张旭与怀素这样开宗立派的大师,也多有微辞.他说：“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尧夫不辨,亦可怪矣.”[4]当然他将怀素与周越相提并论这是苏东坡对怀素的一种偏见,是不足取的.而他对张旭的评价正能看出他崇晋而卑唐的思想,因为他批评张旭是一种看似矛盾的结论.他说“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舞眩儿童.”为什么会有这种评价呢,因为他是将旭素二人与谢道韫、王羲之对比的,“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5]因为他推崇“林下风”,这是一种晋人风采,所以他对于张旭狂草的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却推崇张旭的楷书《郎官石柱记》,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应该说“简远”是苏轼书法的一种审美理想,他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简远之美,而用此来评判张旭,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看重的正是《郎官石柱记》中所表现出来的晋人风韵或说是晋人法度.他极力推崇颜真卿,他说“智者创物,能者述焉.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6]但他对于颜真卿的评价是经过了他的理解的,是用他的“崇晋”思想来界定的,他说“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7]他认为颜真卿的出现,使钟王之法式微了,他虽然看重颜氏的“变法出新意”,[8]但他更看重的是他书法中“二王”法,“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9]

在苏轼的思想意识中,晋人的法度是远远高于唐人的,是其书法创造孜孜以求的一种审美情结,但他推重晋人书法,与元代的赵孟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强调“晋人风味”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晋人书法的重复者、再现者,而目的是要从唐代重“法度”的书法状态下,用晋人的“法”来否定唐人的“法”,借晋人的“法”来开拓宋人书法的新面目,或许这是苏东坡推崇晋人书法与魏晋风味的关键所在和目的所在.钱种书先生说“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在.”[10]苏东坡正是在卑唐与崇晋的两重过程中,最终完成了他书法创造的伟大功业,其实这也是中国书法史的一种不二的规律.

二、尚意论

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中,最核心最有影响的是“尚意”书法创作理论体系,这也是他为整个宋代书风所提倡的一个创作基调与审美追求方向.在他的“尚意”理论体系中,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无意于佳、无不尽意和人格生命观照.

1无意于佳

苏东坡的“无意于佳”的思想,来源于他的“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11]其实这正是宋人书法追求与唐人书法追求最大的差异性之所在,因为在宋人看来,书法是一种人生追求,欧阳修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馀.”[12]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宋人看来,书法是一种心灵的适,所以就无所谓佳于不佳了,所以无意,就是由“能为之”向“不得不为之”转化,这也是“尚意”书学理论的核心所在.“能为之”是一种“有意”状态,即理性状态,这颇接近于唐人的“法”的意念,这种状态没有摆脱社会功利的束缚,心灵没有达到自由纯净的状态,虽然也能写出妙文,但与心意或许是并不相通的.而“不得不为之”则是摆脱了现实功利的束缚,是一种心灵积郁的自由抒发,是一种超功利的自由心灵的展示,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化的自由精神状态.[13]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张旭怀素的批评了,他在批评的时候并没有忽视他们的技术性因素,也并没有否定他们的表现力,但直接针对的是他们追逐世好,过于注重修饰,投人所好,取悦于人,而失去了林下之风的自然淡雅了.因为他们是有意为之,而不是无意于佳,所以都是工,但价值却并不高,这是合符他的整体文艺思想的,他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14]所以他非常推重文与可的画,为什么?就是因为文与可画竹之时,早已是“成竹在胸”“其身与竹化”了,正是因为身化为竹,文与可就是竹,竹就是文与可,他所看重的正是心灵的绝对自由.苏轼在选择颜真卿作为自己师法对象或是表率时就是钟意于《争座位帖》的“信手自然,动有姿态”,而这“信手自然”四字也正是“无意于佳”的心理体会,他坚信要做到自然,“无意”的非功利心态是其保证,所以,他提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无意于佳乃佳”也成了宋代“尚意”书风创作心态的名言.2无不尽意

与“无意于佳”相对应的就是“无不尽意”.“意”是什么,“意”是一种心灵体认,可以定为“意趣”、“意味”、“意气”、“意志”,或抒情等等.[15]而笔者认为,“意”是一种心灵的旨归,在不同的表达时有着不同的涵义,但其是“直指人心”的.苏轼非常重视“意”,他说“夫论经者,当以意得之,非于句义之间也.于句义之间,则破碎牵曼之说,反能害经之意.”[16]“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17]这种“意”是脱离了政治功利因素的影响,而是直指我心的.他的“无不尽意”是与人的自由心灵有着同一性的.一切的艺术在苏轼看来,都是他抒发胸中之“意”的媒介而已.他自述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18]这是一种“尽意”,意尽则笔断、意尽则文毕,所以他在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9]他认为进行艺术创造不能从别人所讲的那些法则出发,从古人的创作经验出发,而应从表达自己的“意”出发,只要自己内心有非表达不可的感触,那么冲口而出,意尽言止,自是妙文,文章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表达,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进行快乐的创造,“先生尝谓刘景文与先子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20]这种创造的快乐正是来自于创造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而这种快乐的创造,所追求的创造自由和精神自由,其实质就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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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格生命观照

“尚意”其实是追求人之精神与心灵的自由,所以,注重生命人格的观照,是苏轼“尚意”书法美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在“尚意”书法中,书之美实来自于人之美.苏东坡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22]这是对书法的一种生命观照,中国哲学的生命特质决定了中国审美是以“人学”为核心的,实际上是对自我人格的欣赏,这是书法成为艺术的精神基础,注重生命观照和对自我人格的欣赏,即书如其人,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23]也是苏轼“尚意”书学思想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他的这种对生命的观照是对自蔡邕、王羲之以来的前辈书家理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观照体系,一个完整的审美批评框架.他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辨讷,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2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书法的生命观照,并不仅仅表现在书法的形式上,而是涵盖了书法的整个精神意蕴,他已经很明显地将书法与人品修养对应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对自我人格的欣赏,这种生命观照和自我人格欣赏的结合,其实就是“书如其人”理论的完整构成,在他看来,书家的人品学养构成了书家的立身之本.他对“韵”、“余味”的强调和对“俗”的反拔,无不是立足人品学养的基础上的,这也构成了北宋尚意书法美学思想的核心.

苏轼的这一书学思想,在书法理论批评史上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它使书家主体从对书法形式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而使“人”获得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并且从根本上确立了这样一个书法美学原则；书家的主体修养决定着书法境界的高低,而不是相反,所以他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25]书法的神采并不是来自于法,“退笔如山”所修为是只是“法”,“法”是不能传神的,“神”靠什么,要“读书万卷”才行,正是站在这样的文化立场上,苏轼是非常注重自我的心性修养与艺术修养的,他这样认为,也这样追求,所以黄庭坚这样评价苏轼的书法：“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26]

三、简淡论

简古平淡,是苏轼“尚意”书学的审美理想所在.苏轼对雄放豪迈的风格始终是称赞的,但他更向往简约淡远深邃的美,这既是崇晋思想的由来,也是对于书法风格的终极追求,也是他一生推重二王的根本所在.他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27]这段话从书法谈到诗歌,对这两种艺术在汉魏与唐代的不同风格作了比较.这其实与他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理论是相一致的,他所谓的“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前一句侧重于技法,“纤”是精心修饰,注重形式、技巧,“简古”则与此相反.“发纤于简古”就是说在表面简古的形式中包含着高超的技艺,或者就是讲究技巧达到浑成天然、不露痕迹的地步.后一句侧重于讲诗意,“至味”就是浓重深厚的诗意,“淡泊”则是平静、不动声色.“寄至味于淡泊”就是在看来平静的神态中包含着回味无穷的深意,或者说是把丰富深沉的情思表现在平静、淡漠的神态之中,总之,“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是表面平静而内里深沉的感情和表面平淡而余味无穷的艺术的统一,是一种形式素朴而富于内在魅力的淡远而深邃的美,而他对于这种美的向往,终其一生追求之.他表示过许多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极也.”（《和陶诗序》）平淡深邃风格在诗人中的最高典范是陶渊明,而在书法家中的最高典范则是王羲之,所以他对于王羲之和陶渊明的推崇是终身的.而其所谓的“绚烂之极,复归平淡”也是对于这种美的一种概述和过程.造成苏轼这种风格美的重要原因是他的人生态度.在《和陶诗序》“独好渊明之诗”后,他又说：“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好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示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世,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这些话说得十分沉痛.这是在“半生出世”屡遭磨难之后对现实的失望和建功立业理想的破灭.但这并不是遗忘人世,而只是由积极而盲目的行动转向对人生真谛的冷静而深邃的思考.因此,苏轼在《送参寥师》中写道：“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静”正是为了“了群动”,而“空”正是为了“纳万境”,他要“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穷万物之变,尽自然之理,这种情怀,超脱而又执着,冷静但是深沉,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产生了对那种简约淡远深邃的美的向往,这是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的统一.而他的这种向往简约淡泊深邃的艺术风格其实是“尚意”书风的指向,也是其崇尚自然,抒写襟怀的必然结果.

苏轼的“尚意”书学思想,对宋之后的书法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整个中国书法史而言,“尚意”成为了后世的一种探索可能,虽然在元代,赵松雪大力倡导“复古”,也影响了明清一些书家,但纵观宋之后的书法发展,其实正是向着“尚意”迈进的,而只不过是因为时代因素,文艺风格与社会背景不同,而生发出不同的发展状态,但就明中后叶的个性化书法风气,其实质就是宋代“尚意”书法理想的一种延续.而苏轼实是始作俑者,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