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与企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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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品经济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工具理性高于价值理性,见利忘义导致商业伦理败坏,造成种种社会的不幸事件.本文先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之本质作扼要引述,强调杰出的企业取决于企业的精神文化,文中追溯先秦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念特别论及荀子重视合乎公义的职能分工及报酬正义.强调社会的和谐和共同幸福.在儒学精神传统影响下,历史上出现了儒商典范,本文以安徽儒商为范例.他们在企业伦理中,建立做人应该“忠厚积善”经商应该“诚信交人”的共同原则.接着,本文也标榜了当代的儒商风采,介绍了两岸儒商如何本着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创造了一流的企业以及尽善了对社会的责任.

[关 键 词]儒商；现代性；企业伦理；仁义；忠恕；诚信；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B82.0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5）02―0093―07

Abstract：Underthetrendofmodernizationinthemodityeconomy,theInstrumentalRationalityisconsideredtoovertopValueRationality.Theprofitseekingmentalitycausesthebreakdownofbusinessethics,andmanynotorioussocialevents.Inthispaper,theauthortriestosketchtheessenceofWesternCultureofModernity,andstressesthatthedistinguishedenterprisedependsupongoodbusinesscultureandethos.ThebasicConfucianethicalideascanbetracedbacktoPreQinPeriod,andfairandjustdivisionoflaborsanddistributivejusticewerementionbyXunZi.Confucianialsoemphasizessocialharmonyandmonwellbeing.TheprototypeofRuShang（Confucianbusinesan）appearedunderthemoraltraditionofConfuciani,andHuimerchant（businesenofAnhuiProvince）setupbusinesscorevaluessuchasloyalty,kindness,honesty,sincerity,tobetheirbusinessethics.Finally,abriefsketchofcontemporaryConfucianbusinesenandtheirelegantdemeanor,andhowtheyachievesuccesulbusinessbasedonConfucianethicsandholdthei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wouldbeamplified.

Keywords：RuShang（Confucianbusinesan）；modernity；businessethics；kindheartednessandjustice；loyaltyandremission；intergrity；ValueRationality

一前言

西方源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以来的现代化发展历程迄今已有二百多年之久.所谓“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本质涵义,就其内容而言,就是推行“现代性”（modernity）文化转型发展的运动.就哲学的基本概念而言,可概括出四层涵义：其一为兼具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理性（Rationality）；二为由理性形成的主体哲学（philosophyofsubjectivity）；三为表象文化；四为具事业扩张性的宰制作用.其中“理性”是现代化的关键性本质元素.德国社会哲学家韦伯（MaxWeber,1864-1920）指出现代化可以说就是理性化,然而在自然科学和科技的不断精进下,所呈现的状态是工具理性蓬勃发展,价值理性萎缩而严重失衡.在超世俗性的真、善、美、圣四大价值理性中,道德理性或伦理美德的式微,造成在商品经济的世俗性文化浸染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利害得失之精密算计心思,采取有效手段以达成世俗性的可欲目的,例如：名利、权力、地位等有形的庸俗价值,却疏离了对人文精神崇高之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追求.就人类文明史进程的高度宏观而言,现代化虽产生于欧美,却不是局限于区域性的西方现代文化,而是一普世性的思潮和历史进程.因此,中华民族处在这一历史浪潮的冲击下,是无法自外于这一历史的脉络和主流的.

现代化虽在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上快速进步,且给世人带来大规模的物质富裕和目不暇接的新奇感、满足感,却也不是事事完美无缺的.晚年长居台湾且以研究文化哲学为主的哲学家劳思光（1927-2012）很认同德国社会哲学家韦伯（MaxWeber）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之本质的论述和评价.他说：

Weber有一个根本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说,现代性文化的出现,本身是改变历史、推动了历史,等实践上改变你生活的方式、改变你社会的结构、改变你政治经济的结构（struction）.可是这些改变,并不是说处处都合乎希望、都很理想.所以Weber说：“在现代性文化的推动下,一个现代的世界出现,但是现代这个世界里充满了种种危机.”劳思光主题演讲《当代哲学文化的困境与希望》页五,台湾新北市华梵大学第十五届儒佛会通暨文化哲学学术研讨会,2012年5月19日于该校.韦伯认为我们若顺着现代化的趋势,特别是步步走向福利国,则我们将不自觉地走向被各种社群机制束缚的“铁笼”（ironcage）中,那将是走向一种丧失自主性的文化秩序结构中.换言之,我们对现代文化本身的走向究竟会走到哪里,韦伯缺乏准确的自信心.

劳思光认为现代化中资本主义的物化人性和后现代的否定一切理论建构都使当代精神文化的动力迷失而呈现当代文化的危机.他举出“物化”（reification）一词指在商品经济的大浪潮里,人们的心灵常经不起外在诱惑而陷溺在受一系列条件制约的感性中.换言之,“物化”指人沉浸在消费享受中而沦为主体,导致价值心灵的退隐.如果资本主义的企业文化局限于工具理性而排挤价值理性,生命的物化取代了生命的灵性化,则人性的尊严及灵性生命的发展出现了危机,性灵生命的困乏枯萎成为人生必然的途径,精神逐渐空虚,生命将陷入崇高价值的迷失中.因此,在当前现代化的企业发展中,不仅要重视工具理性的运作,同时更应自觉性地提振价值理性的存在意义.两岸中国人共享了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儒家思想又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主流文化.因此,如何建构现代化中儒家性的企业伦理是两岸共同的课题,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得先探讨企业伦理和企业文化的关系,再检视中华文化的传统中是否有儒家企业伦理.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

“企业文化”一词指在某种历史文化传统及其社会大文化脉络下,企业界中的经营阶层及其所隶属的全体员工所形塑之共同理念及实践方式,所形成的一套价值系统观念、信仰及其企求、道德行为规范、操作基准、经营特色和生活方式的复合文化体.换言之,企业针对其经营目标及执行计划的历程中所形成的组织及制度文化,企业主与员工之间,员工相互间以及企业整体对顾客乃至社会国家之互动时所秉持的价值观,以及互动模式所凝聚出来的文化.简言之,企业文化是泛指企业所涉及的专业性理念、制度规章乃至科技设备和操作模式等企业的硬件,此外,再加上企业文化的无形力量是由人的精神文化,其内核应是具价值理性的企业伦理.

杰出的企业取决于杰出的精神文化,亦即企业文化（corporateculture）.因为企业是人的企业,其最重要的资源是具有生生不息之精神原动力的人,我们可以学习仿效欧美现代化产物的工具理性之制度架构及标准作业程序（standardoperatingprocedure）,但是由于民族文化气质的不同,我们无法全然学得与其民族文化性格有关的企业文化.在中国文化的世界中,我们的潜意识中积淀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各种元素,形成了两岸及海外华人共同文化属性的中华文化身份.我们都是中华文化社群中的成员,有共同的文化心灵,形成有共同的历史、语言、伦理、审美品味、生活习俗等的文化团体.在中华文化的脉络和场域中,活用中华文化的理念和行为模式才是企业体内之成员间互通其理,互畅其情之最有人心人力,凝聚效率与和谐和乐的企业文化.其中,以儒家伦理所延展出来的企业伦理又是华人世界企业伦理的精髓处.凡能渗透融入儒家伦理精神,呈现出儒家式的企业伦理者,我们可以广义的称之为“儒商”.儒家伦理的发展系以人为本,更精确而言是以人生而为人且与其他物类有所区隔的本质“仁”为核心价值.《论语》中论及“仁”处共有五十八章,总计105次之多,“仁”具无限丰富的内涵,非任何单一语辞和概念所能界说.《论语》中针对这一人之德性统摄语的不同面向之呈显处,随机指点.儒家伦理的基调是内圣成德,且参与社群生活实现公共善与全人类福祉的外王功业.我们若要探讨儒商的企业伦理则可循序渐进地从三方面来展开,首先是先秦儒家的基本伦理,亦即普遍性的伦理原则之内涵为何?进而延伸至中国历史上的儒商现象及其特质为何?最后是当代华人世界中是否仍有持续儒商精神的企业伦理?同时,展望前景,我们希望儒商在未来如何响应我们时代需求的价值取向,兹依次论述这些课题.

三先秦儒家的基本伦理观念

企业伦理不离基本伦理且系基本伦理所延展出来的应用伦理.儒家的基本伦理源于最原创性的先秦儒家伦理,亦即孔孟荀的伦理观念,孔子主张“仁”是人与生俱有的先验道德本性,《中庸》说：“仁者人也”,孔子认为人若有自觉性的道德感,且高尚其志于仁德之修养和实践,则在人生的道德价值取向上可步入善良之途,所谓：“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凡人若能自我克制私心贪念,则能自主自发性地实践仁德,亦即人性的尊严及人的道德抉择取决于人高贵的道德心灵之自觉.因此,人人皆享有道德的主体性,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一贯性方法,其弟子解释为忠恕之普遍性原则,忠恕原则亦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恕道”是情理心之消极的道德,亦即不为恶的德行.《论语颜渊》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道”也是本着情理互感的心推己及人,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积极的道德.仁德实践的基本特征是爱人.

《论语颜渊》载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社会生活的待人接物上,孔子提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的社会性道德原则.对待人应秉持尊敬态度和善尽一己的道德责任,不损害他人的尊严及权益等皆是爱人的基本伦理要求.在人生事业的富贵追求上,孔子以正当性、合理性的义德为取或舍之判准,所谓：“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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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说：“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确立仁德是人性最尊贵的德性生命,以仁德界说人异于其他物类的本质元素.孟子更精进地以人的道德本心来诠释“仁”,所谓：“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他主张仁义内在于人的本性,且由灵觉感通的道德心灵作用来呈显,孟子且进一步展开道德心灵而指出四大特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等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值得注意者,孟子非断言人性全然是善,而是指人有异于禽兽的差异处在于人有四端之心.他以“仁”来统摄四端之心、性.此外,孟子所谓性善非已实现出来的美德,而是有待人自觉和实现的潜在的,有可能兑现的善之种性.他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为不熟,不如荑稗（杂粮）.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孟子的伦理实践很合乎伦理学所言,每个人都有实践伦理的能力,关键在于人有没有道德意志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在社群生活上,孟子有两项具启发性的伦理原则,第一是领导人必须以身作则,建立下属们值得学习的典范.〈离娄上〉说：“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这种为政之道可模拟推论于企业伦理中企业主可效行的伦理原则.企业主应有高度的道德标准,才足以成为员工们学习的典范人格,企业伦理才有上行下效的影响力.另一伦理原则是企业主应体恤员工家庭的生计,在工资的核定上必须顾及员工有能力“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告子下》）的人道考虑之待遇.

战国晚期的荀子关注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的团体生活,他的论述最足以代表儒家的群道.他认为在社群团体中“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因此,他主张适才适所,公道报酬的“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的社会职能分配及合理的报酬正义.《荀子荣辱篇》所谓：“皆使人各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扼要言之,荀子所倡“维齐非齐”的社会报酬之正义观对当前的企业伦理最具启发性智慧.在荀学中充满制度理性意识,社群团体若要能健全地长久运行,必得建构能“明分使群”以实现“群居合一”的理性化、客观化的典制.《荀子性恶篇》说：“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义而起法度.”他突出具合理性、正当性的“义”概念,是社群伦理的核心价值,《王制》篇所谓：“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过不罚”,总而言之,荀子重视合乎公道公义的职能分工及报酬正义,强调要制定出一套同工同酬,不同工不同贡献而不同报酬的“法度”才能在分工上实现适才适所.在报酬正义上,实际贡献和实质报酬能相称等值,这是任何社群伦理应本持的理性化法则.他在《大略》篇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等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人除了有自私自利的性恶倾向外,人心也有崇理尚义,以分、辨、企求群居合一的社群理性及社群伦理的要求,荀子在《议兵》篇指出：“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也”,企业伦理也属于社群伦理的维度,群体和谐的企业体如何建构具结构性秩序及规范性功能的制度,在追求企业利益时如何坚持以义制利的价值理性,荀子为当代留下可启发性的哲学资源.

四历史上的儒商典范

孔孟的基本伦理是居仁由义,“义”是公理正义的概念.“仁”是人贵为万物之灵所具有的先验道德本心和本性,也是人性尊严和尊贵本质所在,清代阮元将“仁”训为“读如‘相人偶’之人”.阮元主张“仁”必得由吾人走向他者产生相连结性的互动关系中,切己释放内心真实的关爱、尊敬,让他者能感受到仁爱和尊敬其人格的亲切感才是“仁”的德行伦理精义.走向他者的忠恕仁道是社群伦理的基本原理.

以创造最大利润为目的固然是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这是就在商言商而言.但是君子取财以道,亦有其企业伦理的商道.就荀子而言,应当以义制利.企业主管谋取商业利润不能无限上纲而失去伦理规范.儒家提醒我们勿见利忘义,应该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汉书董仲舒》载其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就企业伦理而言,道义优位于功利,道义是公平竞争以公道谋求合理利润,价值理性优位于不择手段求功利的工具理性.然而,孟子将义利关系太过关注于以利害义的负面现象,不如荀子正视以义谋利来为社会兴利除害.追求合乎社会正义的社会福祉,造福全体社会人民是儒家外王,建功立业的社会责任,南宋叶适（1150-1223）批判地指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叶适《学习记言序目》,卷二十三,《前汉书》.叶适就儒家“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社会责任观点,转向于兴利除害的儒家外王责任,他说：“以《诗》、《书》考之,如其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

《水心别集》,卷三,《士学上》..他强调儒家在崇义养利的为社会兴利除害之社会事功观念.他认为若偏执于以利害义的过激之论,不但不能减轻民生疾苦,增进社会的安康乐利,且使道义徒载空言,而不能营造社群团体合理的有正当性的幸福.

宋明理学家严天理人欲之辨、义利之别,虽有如朱熹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却不全然否定商业的价值,《朱子语类》卷一一三〈训门人一〉载：“问：‘吾辈之贫者,令不学弟子经营,莫不妨否?’曰：‘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陆九渊家）亦作铺子买卖.’”朱子仍然肯定商业有维持家庭生计的价值,却还是担心经商致富会倾向重利轻道义的危险.宋明理学史上,王阳明可说是首位肯定“商”的存在价值,他说：“古者四民（士农工商）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王阳明于1525年写给商人方麟的《墓表》,《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上册,页941.他所持的主要理由是：“虽治生（做生意）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同上,《全集》下策,《传习录拾遗》,页271.然而,不论朱熹或王阳明皆未发展出儒家伦理与商业伦理的结合,直至十六世纪才出现两方面的合流.据当代学者余英时的研究指出：

第一是十五六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空前活跃,许多全国性和地域性的大型或中型企业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等第二是在这一时期中,大批的“士”加入了商人的行列,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弃儒入贾”的社会运动.其结果是“士”与“商”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分不清了.王阳明的“四民异业而同道”便代表了儒家伦理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所作的重大调整.余英时著《中国文化史通释》,页50.据余英时对十五六世纪商人传记以百计之多的检视,“弃儒入贾”的个案近十之.同时,他发现从十六世纪始,商人不再是社会阶层中的“四民之末”,而是上升至仅次于“士”的社会阶层.他进一步的指出：“由于士与商之间的界限已混而难分,当时的“商才”几乎都具有“士魂”.简言之,中国史上出现了一个“士商互动”的全新局面.”

同上,页52.儒家的伦理转化为商场上的人文精神信仰,成为商业伦理或企业伦理的精神资源或文化底蕴.我们可借着吴伟业（1609-1672）为当时浙江富商卓禺所撰写的〈墓表〉可证明当时的商才所具足的士魂,亦即本文所谓儒商的企业伦理之信念和实践之德.该〈墓表〉中有段精妙语：

白圭之治生也,以为知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夫知、仁、勇、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用之,则以择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辨也.同上,53页,《梅村家藏稿》卷五十《卓海幢墓表》.

知、仁、勇是儒家所标榜的三达德,相辅相成,相资为用,吴伟业还补充了能坚定不移,固守伦理美德的“强”德,足见商人培养“士魂”还得增益坚毅不拔的意志力才能具有强而有力的伦理执行力.

此外,十五、十六世纪之交,有位山西商人王现（1469-1523）认为儒者（士）与商贾不但不因一方重义,另一方面重利而冲突,而且可有机的调和义与利兼顾,以义制利,如是,商与儒不必分高低而共享平等之社会地位.王现在其诚子书中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等故利以义制,名义清修,各守其业.”同上,54页,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四四《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儒者主义,商人主利,两者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将差异互补,调和成以义主利,以利佐义,相互贯通为一脉.

至于儒商大规模出现的时代是明、清时代,普遍集中的地区首推安徽的徽州,本文将这一时期和地域具儒家风范的徽州商人简称徽州儒商.明、清时代的徽商所以能潜移默化出儒家伦理特色的人格,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地域风俗传统.因为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故里婺源属徽州所辖,朱学在元朝立为官学且钦定为科举考试的范本,朱熹的祖籍在徽州,民风朴实的徽州与朱熹理学之合流,导致儒家伦理文化之流行较其他地方显着.就史料观之,徽州地区在明、清时期广设学校,普遍建书院以施行儒家伦理教化,同时在区域内所建的家典、家训、族规中明确规范族人应该遵循儒家伦理思想和具体的规范,例如清代雍正时代的茗州《吴氏家典序》中有言：“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

周晓光李琳琦合著《徽商与经营文化》,页106,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11月第1版.

基于儒家伦理以忠恕之道,由个人道德扩展到外王的社群伦理,我们试由这一历程来论述徽州儒商的企业伦理之形成和重要内涵.首先在内圣成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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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南志》第五册.他认为宽厚待人的厚道是人一生所学不尽也做不尽的.在见利思义的事证上,徽商拾金不昧的美德在记述徽商的数据上不乏记载,普遍反映出他们以仁心为人性本质的信念.以仁心为人之本质的个人道德观念,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上获益不浅.例如：歙县梅庄的余文义,据载述：“弱冠行贾,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往往信人之诳,而利反三倍.中年积着累数千金,居乡以长厚闻.”

清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此外,他们诚实守信的讲究诚信之美德普遍成为善良民风.盖他们在经商时,合资经营、贷款经营的情形非常普遍.此举一则说明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已透过这种方式得以扩大经营规模,另方面也可资证明他们守诚信的美德.

徽州儒商常被誉为“多才善贾”,“多才”指他们中很多人知书识礼,文化素养程度高,在为人处事上精明练达,人格成熟稳重.明、清社会有许多商人,如征商的多才、善贾,却有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的大器识,因为他们受了儒家教化的熏陶,在商场上表现出诚信不欺,视商誉为第二生命.据张海鹏、王廷元编《明清徽商数据选编》采集不少徽商接受儒家伦理观念,甚至在服饰方面也效仿儒士之事例,例如,载述程得鲁“虽服儒,其操行出入诸儒”,描述黄玑芳“平生自无妄语,与人交悃忠信等.足智好议论者服其诚,而好儒备礼者亦钦其德.”物资生活的不匮乏,是精神生活的必要条件,孟子所谓有恒产才有恒心,徽州儒商浸润于儒家的伦理文化中甚久,贾服而儒行,亦商亦儒,独具非凡的风采.他们不但以儒家思想修身,且进一步将儒家基本伦理推扩到商场中而形成了儒家化的商业伦理,做人诚恳的“诚”德与做事讲信义的“信”德是他们所形成的商业伦理两大核心价值,例如,歙县有位江姓商人出贾四方,据载：“历游吴越闽海诸地,以诚信交人,同事无少欺隐.后卒于浦城.病革,犹作书遗诸子,谆谆忠厚积善为训.”

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做人应该“忠厚积善”,经商应该“诚信交人”已形成彼时徽州儒商共同的商业伦理.诚德与信德最基本的美德就是童叟无欺,不二价,货真价实不卖伪劣商品,也不投机取巧,任意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以义制约,不唯利是图,以利害义,义利双行,不谋不义之财是最核心的商业伦理.兹再取两则典范性的事例来说明,其一,据《大泌山房集》卷73《胡仁之家传》记载,明代歙县的粮商胡仁之在嘉禾经商,有一年遇上当地饥荒,一斗米贵达千钱,有人建议他可以在粮食中掺假以牟取暴利,他坚持商品质量的诚信是商道之本,不能昧着天理良心来赚钱；其二,商场有风险自古皆然,据嘉庆《修宁县志》卷15《人物乡善》记载,该县商人吴鹏翔曾与人签约,订购800斛胡椒,后经人查出这批胡椒有毒素,避免毒胡椒流入市场,竟不惜以重金付贷款,且将毒胡椒烧毁,足见其损己利人的仁心义举.不仅如此,很多徽商以儒家仁民爱物之心,确认商家与顾客之间不是唯利是图的关系,而是互利互惠,互相依存的民胞物与关系,他们不但对诈欺顾客以谋取暴利的奸商感到不齿,而且以“薄利生财,甘为廉贾”做为商业伦理的一项美德,颇有孔子所言博施济众,荀子所谓善生养人的淑世情怀.五当代的儒商风采及未来之展望

儒家内圣修德、外王淑世的仁义思想及其源远流长下所陶成的明、清儒商德化的人格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传统和典范性人格,在这一普遍渗透华人世界,深刻积淀在华人心灵意识深处的文化元素,如当代新儒家梁漱溟所言,中国是一道德理性早熟的文化,儒家传统所涵养出来的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人与人之间伦理情谊的感通为崇高的文化生活价值,因此,他认为儒教化的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本文所论述的儒商,可为一佐证,在当代华人世界中也有不少继承明清时代儒商之精神传统,讲究企业伦理以及善尽社会责任的当代儒商,我们可以首推南洋橡胶大王,爱国爱乡土的福建籍华侨陈嘉庚先生,他在《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地宣示：“本公司以挽回利权、推销出品、发展营业、流通经济、利益民生为目的.”他常说：“人身之康健在精血,国之富强在实业.”他自觉地指出华人企业家应以振兴中国经济为己任.他言出必行,自1919年起,竭尽公司最大财力,集巨资创办厦门大学（如今已是福建省首屈一指的重点大学）、集美航专等十多所学校,集结成学村.他庄严的宣布：“以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以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

潘亚暾汪义生等着《儒商学》,页268,广州市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陈先生之所以格外重视中国的教育,这是他有知识经济学的先见之知,他在异域经营国际大企业具有前瞻性的国际宏观视域.他深刻认识到科学的基础研究为科技的研发奠基的必要性,也了解科技的进步是企业繁荣的推动力.因此,科学的研究人才、科技的研发人才、事业化的管理人才,高科技的生产作业员等皆端赖教育来培良质精量足的人才.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造就人才的摇篮,是发展经济、厚植国力、造福同胞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因此,陈嘉庚成己后思成人,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以饱满的民族爱,对同胞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但尽力反馈国家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激励了其企业团体员工对企业崇高理想的忠诚和热忱,强化了对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提升了企业伦理观和社会责任感,产生了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使具儒商特色的企业更具蓬勃发展之势力.

台湾的纺织巨子徐有庠先生以“诚信朴慎”为其创业的座右铭,他自述在就学时期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易经》、《礼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古文观止》等书皆有所涉猎.他的企业文化精神是糅合了勤俭朴实的家风,以及对生活的实际体验,他说：“我平生最服膺受用的理论是《中庸》“力行进乎仁”的精义.”

曾志强著《中国商道-从胡雪岩到李嘉诚》,页108,台湾台北市达观出版公司,2006年8月初版.

三阳公司是台湾人所皆知的大企业,黄世惠是第二代企业经理人,他五十岁时由脑外科专家转轨于企业界,秉持“不要分是谁的责任,自己应该率先努力”的儒家身教重于言教的人文精神,本着正派经营的信念,他声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不是什么钱都赚的,乞丐的钱我就不赚’.”

同前,页137.这是儒家见利思义,不赚不义之财的基本伦理,他在1988年购入当时濒临破产的“国泰信托”,其回收无望的放款近200亿新台币,净值仅950万元.黄世惠仅带了三位幕僚推行“三阳式”的分层负责与奖惩制度,他个人与其关系企业不向“国泰信托”贷款,他的诚信经营原则终于使“死水”重新流动起来.七年后,“国泰信托”的信托资金从240亿元新台币快速增长至918亿新台币,所拥有的总资产突破1100亿台币.他的诚信伦理,讲究信用,贯彻诚实无欺,获得他人对其企业经营的信誉,使得其企业得以长期健康的发展,可资为儒家伦理的企业文化做一正面的佐证.

优秀的企业人员不是丛林的战斗者、唯效率是问的机器人或是商业战场上优秀的勇士,而应该是智、仁、勇、强兼具的品格完善的高尚君子.商业的永续经营在于能恒维持诚信和公道,企业组织的运作功能建立在忠诚度、荣誉感和对人友善的态度,也就是应培养自己深厚的人文素养及对他人和社会的人文关系.宋代理学家陆象山（1139-1193）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陆象山全集》卷35,包显道录.意指人生有限,却能活出无限庄严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应挺立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儒家鼓励人应有仁爱心、正义感、责任意识,若能具备这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人文素养,在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前题下,从商也显出儒者的德性、品味和格调而成为兼具儒与商之身份的“儒商”.因此,企业伦理旨在培养企业主和全体职工的仁义人品和社会责任心,实践的重点在“教育”,特别是我们具有中国文化身份的儒家伦理这一必要元素.台湾的企业伦理,近年来逐渐受关注,1990年,中华民国管理学会与美国亚洲协会共同资助“台湾企业伦理”研究计划,经常举办相关的讲座、研讨会,且出版成果以便流通普及,又制作了十卷录像带教学个案十卷,便教学和推广之用.台湾企业界也纷纷成立各种文教基金会,举办相关主题的伦理讲座,或从事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例如洪建全文教基金会、金车文教基金会等,一方面回馈社会,善尽社会的责任,另方面也一心向善地重塑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在台湾,大学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也逐渐开设企业伦理或职业伦理等课程,可说明这一课程发展趋向.

李春旺著《企业伦理》台北市：正中书局出版,1990年,页213-215.

儒家的企业伦理除了涵具敬业乐群的工作伦理外,还蕴含对家庭精神生活的珍重和自发性的奉献美德,同时也注意伦理亲情的融洽,和为贵的礼教修养、家教和勤俭的美德,这是中华文化可转化接轨于当代企业伦理的优秀文化传统.

六结论

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特别强调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理性化元素,制度理性是西方企业的精随.然而,诚如韦伯所言,工具理性的蓬勃发展,使西方以科技或经济成长指标为单向指标的西方企业,易忽略价值理性的人文元素,偏执于误认人类文明的价值仅在于物质的丰饶和科技的单边性发展.因此,现代化的偏向发展也产生无法评估的负面现象,例如：人生的意义沦落至仅以个人物质享受的消费值为判准,人文精神的安身立命之道被遗忘,以致造成自我的疏离、人与历史文化的疏离、人与他者的疏离,这就是上世纪人文心理学家荣格在其《追求灵魂的现代人》一书中所总结出来的其对精神病患者缺乏精神幸福的根本原因.现代化所衍生出来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极大规模地制造垃圾,造成城乡的大差距,都市的集中化发展造成住宅密集、交通拥塞、噪音四起、自然景观遭受人为破坏,大众传播被政治和商业滥用以及对事实的偏颇扭曲,生活节奏紧张下的身心压力,工作与娱乐的形式化、单调化,人际关系的表层化,能源的枯竭化,人欲横流使生命意义庸俗化、浮浅化,形成精神生活的空洞化和虚无感等等.西方有识之士,如英国史学家汤恩比、德国哲学家韦伯及海德格、瑞士人文心理学家佛洛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中国当代哲学家方东美等在对当代文明深刻反省后,异口同声地提出危机感的呼唤和深切的批判与可能的修正方向.美国哈佛大学曾有一大批学者教授们共同指出：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已不利于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向日本等东方国家学习团体主义精神,然而,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建言：欧洲人应该设法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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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亚暾、汪义生著《儒商学》,页265.美国学者H艾伦雷蒙德在分析当代“西方企业家精神”这一主题时曾指出：“精神、干劲、才华和生活能力以及最丰富的人生阅历可能成为第三次浪潮的基本伦理,第二次浪潮企业倾向于分门别类、公式化和建立等级制度,因而,在许多情况下,使人成为某种类似机器的东西,把人的精神压垮了.”

同上,页266.在环境伦理长期恶化,人与自然仍处于冲突状态下的今天,生态失衡所导致的大自然反扑,人类现代化自食某种恶果的今天,儒家《中庸》：“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周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以利贞”、张载“民胞物与”、王阳明“一体之仁”,整个儒家爱物惜生的伦理精神传统愈来愈受到重视了.德国教授波尔在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曾指出：“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人道或天道相通的,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它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和顺应,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同前注,页270.生态危机是现代化科技与企业结合于商品经济大潮下所造成的恶果,儒家伦理不仅止于对当代企业伦理所涵之生态伦理这一课题有所启发,儒商不但鼓励人创造正义的财富,且应以财富端正社会风气和济弱扶倾的商业伦理对当代企业伦理而言,有更多面向,更深刻挖掘的可能性.2014年10月逝世的蔡万才（台大法律系毕业）在台湾金融界市场标榜“高层与低层”近距离接触、可凝聚向心力的“townhallmeeting（市民或里民）大会”,其谈经营事业50多年的人生智慧,认为台湾最适合发展“观光、金融和医疗生技”三大产业,富邦集团于1979年国泰集团（1957年蔡万才、万春、万霖共创）分家所创立,他自豪地自称选对了行业,他常建议员工多读《论语》、《孟子》,因为做人的道理都在其中.台大傅斯年校长规定大一新生一定要读《论语》,让他们一辈子受益匪浅,然而,《论语》看似浅显,但“不同的人生阶段看《论语》,每一阶段体会都不同.”蔡万才随身带着小开本“四书”,方便随时阅读,台湾首富的家庭教育“身教很重要”,“饮食、睡觉、运动”三者缺一不可,且要协调平衡.

企业经营的目的故然在追求利润,但是亦有无可旁贷的社会责任,应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精神时时回馈社会,实践公司治理、企业承诺、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等四大面向,为社会、公司员工、消费者带来幸福,期能做为最佳企业公民.台湾行政院农委会为了配合绿色造林计划,鼓励企业团体认养公有土地,无偿种树造林及抚育林木,企业界反应踊跃,由企业认养农地,不但可使员工分享优质、无污染的农作物,还可协助农民建立品牌、提高收益,也有企业认养球场、赞助比赛活动,甚至认养动物园的动物.因此,身为中华文化子孙的我们,对儒家哲学乃至对整个中国哲学的民族深刻心灵和经典智慧应予以应有的重视和虚心的学习.如此,两岸在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上将可尽量避免重蹈前人错误的覆辙而走向可久、可大、可远的未来康庄大道,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