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传》看文人传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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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家传记向来以忠于史实为宗旨,尤其是正史,这样往往显得板滞.中国文学史上另一类传记——文人传记,则别具特色.本文以《徐文长传》为例,从侧面凸现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派”领袖袁宏道的文人传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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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看来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地位重要,他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同为领袖的“派”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但其在当时并非像今人那样被看重.明中叶后文坛上流派众多,门户芥蒂很深,当时文坛盟主是“派”对立面——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主张复古的“后七子”,他们将李梦阳等“前七子”主张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推向新,因而袁宏道颇感不得意,积怨很深.他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主张文随时变,认为为文目标是存真去伪,抒写性灵.“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①,这便是著名的“性灵说”,也是派文论的核心.袁宏道清新明畅的散文也极好地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

袁氏《徐文长传》有两个版本,一收在《徐文长三集》卷首,另一收在《瓶花斋卷七》.第一个版本要早一些,因为袁宏道初遇徐渭是在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而前一年（公元1596年）他刚刚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因而更能体现“性灵说”的文学主张.徐渭约早袁宏道半个多世纪左右,知道徐渭其人其事时,徐已卒五六年,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徐渭的才情与不幸命运震撼着袁宏道,加之自己在明代文坛不得意便借为徐渭作传吐露对科举制度及现实政治的不满,抒发千百年来读书人心头的积怨.这正是《徐文长传》的写作之由.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子,交作缘由和材料来源.作者以《四声猿》“意气豪达”、字画“强心铁骨”“磊块不平”引起读者注意,又不点出“田水月”“天池生”为何人；再由对《阙编》诗的拍案叫绝引出徐渭；最后用“不觉跃起”“读复叫,叫复读,仆童睡者皆惊起”极力渲染徐渭的文学才华.这一段设疑解疑,引人入胜,情趣盎然,字里行间流露出袁宏道散文清新自然、质朴率真的风格.

第二部分写徐渭生平遭遇,突出“数奇”与傲骨.作者只选取了徐渭一生最为舒展也最终成为致病之由的一段经历——被兵部右侍郎胡宗宪召任浙闽总督幕僚.徐的傲慢——要求“具宾礼”“非时出入”“旁若无人”“了无忌惮”与胡的宽容、网开一面——“皆许之”“大喜”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胡对徐才华的期待.果然,徐渭谈论兵事,令胡公大喜,与其密议铲除汪直、徐海诸海盗之计；作《献白鹿表》,“永陵喜甚”,故“一切疏记,皆出其手”.又通过胡宗宪“斩健儿”和“杖杀沙门”两件小事表现对徐渭的言听计从.显然胡梅林对这两件事处理得当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现了徐渭在胡公心中的地位.然而徐渭并没有凭借胡总督的“照应”在科场翻身,又一次“不偶”!看来徐渭的悲剧是“绝对”的.其实徐渭晚年也认识到科场的黑暗,“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愿朱衣暗点头”.这部分通过他的才华与命运的强烈对比,既表现了徐渭的人生悲剧,也揭示了作者对科举制度及政治现实的不满.

第三部分写徐渭的书画诗文成就.详写诗歌：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广阔的生活背景使他将所见的“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人物鱼鸟,一一达之于诗”；而“胸中不可磨灭志气”与失路英雄“托足无门之悲”则是其诗歌的精神内核；作者用“如嗔如笑”等六个比喻描述其诗歌孤寂、幽峭的创作风格；略写书画,寥寥几笔,言其所长.

第四部分写晚年遭遇,杀妻入狱,抱愤而卒.“及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② 长期的不幸境遇,尤其是胡宗宪被政敌构陷死于狱中后,徐渭因惧怕自己曾为胡宗宪歌颂严嵩受到牵连,原本脆弱的精神彻底被摧垮,严重的精神疾病使他失去理智,失手杀死继室.关于徐渭杀妻说法不一,其一说：“雪天有僮踞灶下,妇怜之,假以亵衣,文长大詈,妇亦詈.时操瞿收冰,怒掷妇,误中,妇死.”③ 另一说是徐渭怀疑其妻与和尚私通,杀之.但无论从何说法,这一恶性事件是在徐渭罹患严重的精神病后的行为.社会造成他的不幸,他又要承担杀人的惩罚性后果,锒铛入狱七年.出狱后“愤益深”“佯狂益甚”,以至于自戕：“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等或以利锥锥其双耳,深入寸余”.不容于世而致性格扭曲,终于抱愤而卒.

最后是作者评价.他效仿《史记》笔法,对徐渭一生进行评价概括,认为徐氏生前虽未及荣华富贵,但声名播于朝野；文章独步当时,足以不朽.结尾三次强调“无之而不奇”,对其一生发出深深的感慨.袁宏道是文学家,不是史学家,他不墨守前代史传格式套路,表现出强烈的文人传记特色,在选材、结构和语言上尤为突出.

1.选材：葫芦式的材料串联　作者不写详尽生平,只写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事件,这种葫芦式的材料串联颇有新意.他不像史家传记那样以纵的时间线索串联全文,叙事详瞻,强调人物经历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而是三言两语粗陈梗概,意到即止,重在展示人物性格和命运,强调内容的有机性,因而文中有详略,有跳跃,甚至有颠倒.比如,作者对时间线索或隐去不说,或模糊处理.文中两个重要材料——“作胡宗宪幕僚”和“流浪北方”的经历,对时间竟只字未提；其他材料多表述为“余少时过里肆中”“后适越”“一夕,坐陶编修楼”“一日,饮其乡大夫家”“卒以疑杀其继室”等.这样安排与表述,似乎显得时间不具体清晰,但却突出了文本材料的内在统一和连贯性.

对照徐渭生平年谱,我们发现文中有的事件顺序安排甚至“有误”：“杀其继室”应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徐渭四十五岁,而“流浪北方”应该是坐牢七年出狱后的经历.但为了强调人物结局的悲剧性,作者故意将牢狱之灾放在最后,与抱愤而卒的结局相连接,却并不交代材料顺序的颠倒.

在材料取舍上,作者舍弃了生平中许多“精彩”的、故事性很强的事件,如骨肉离别的少年阴影,青年的丧妻之痛,八次乡试不中的科场失意,精神受挫后九次未遂等.这些材料一般的传记作家也许不会放弃,而袁宏道却偏偏舍弃了.他要注入的材料看来多是“琐事”,如胡宗宪“斩健儿”和“杖杀沙门”“省试不偶”“乡大夫筵上求赋”等,虽随意细碎却极为鲜活生动,骨力劲健,神气凝聚,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才华、个性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