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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和“文化”二字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关系：一方面,它是中国历代造反者所建立政权中印书最多的一个,仅保存下来或知道名目的印书就有近50部（套）,且“生产”了数量惊人的状元、进士、举人和秀才（状元最多时一年4个,举人考试录取率据记载有高达80%以上的）；另一方面,它又在相当长时间里执行毁书、删书、禁止读古书等政策,一度到了除自己编纂的那几十套书外,任何其他书籍都是“妖书”,阅读都要治罪的地步,连洪秀全的长子洪天贵福在即位前都只能“”偷阅几本.而这些自相矛盾政策的始作俑者——天王洪秀全,却是个读过书、考过科举,当过教书先生的知识分子.那么,他的“文才”到底如何?
洪秀全的族弟、后期曾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对洪秀全的文才推崇备至.当洪秀全在天京定都、西方外交官和传教士为中国突然出现一个“强大的新兴基督教政权”惊喜不已之际,这位因种种原因流落到香港的“太平天国内线人士”不断向这些急欲了解太平天国、太平天王内情的“洋兄弟”提供“独家爆料”.
瑞典人韩山文根据这些越编越邪乎的爆料,先后写出《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起义记》两份文献,前者劈头第一句便是“其人自幼聪明无比”,而篇幅长得多的后者则称“儿时的秀全很快表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七岁开始学习,五六年间已熟诵四书五经和“HAU-KING”（应为孝经）、“KOO-WUN”（不知是什么书）,后又“自行阅读了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中一些较为奇异的书籍”,因此被族人寄托厚望,认为必定能高中进士,选入翰林.1864年夏,洪仁玕在江西被俘,留下的供词中仍然盛赞洪“天亶圣聪,目不再诵”“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
但另一些记载就显得很不客气：自1858年起,不断有外国外交官、传教士得以进入太平天国领地.虽然他们中仅一人（洪秀全的老师、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得以和洪秀全本人见面,但大多数人都得到过洪秀全的诏书或其他著作,对于这些著作,这些中国通几乎都给予极低的评价.太平天国早期,曾国藩湘军幕府里有个叫张德坚的芝麻官,煞费苦心地编纂成一套太平天国情报集《贼情汇纂》,在这部公认翔实的著作中,对洪秀全的文才评价为“粗通文墨”“日事”,说其文字“句读如俚曲盲词,大都费解”.
洪仁玕也好,外国人和清方官吏也罢,都不太容易用公正、客观的尺度去评价其真才实学.好在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寥寥无几的几位“高产作家”之一,留下收录五百首诗的《天父诗》,以及数目不少的诏旨、文书、阅读笔记,其中既有“内部文件”也有“官样文书”,要掂量其“文才”,还是有不少参照物的.
从其发出的诏书看,喜用韵文、旧约典故,而不喜用中国古代典故（在保留下的诏书中提及中国古代人名的仅一次,且是早期在永安时）；语句中夹杂许多俚语、方言,且往往不讲究句式,像“朕见无数天兵将,进贡圣物宝纵横；在朕面前虔摆列,朕时含笑欢无声”、“人多说是欠些别,圣神父子古今同”这样的句子,把当时的“文化人”看得目瞪口呆是毫不足奇的.
他的许多诗（包括诗体诏旨和《天父诗》中大多数作品）则怎么看也不太像诗,至少有些另类,如“不拨飞虫生浪耳,不顾尔王害自己；一个不顾都是难,半点怠慢不恭喜”、“一些半点都不得,不是校笑认真先；教尔这样就这样,不开过口记万年”,甚至“还不分高低,拿然来”.而洪仁玕在香港和被俘后所记录的、看上去像样很多的“洪秀全诗”,从种种线索看,很可能系洪仁玕的“”,是算不得数的.
洪最早参加科考是1827年,时年仅十五岁,此后直到1843年,考了至少4次,每次都顺利通过县、府两级初试,并曾在院试中“开始名在前列”.他接触基督教是在去广州考试完场后,上述记载大抵真实可信.清代童生县试要考“四书”题八股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府试内容和县试相同；院试另在正场前加考“经古”,内容为解经、史论和诗赋等,洪秀全能四次考到院试,诗词韵律和文章格式都必然是纯熟的；他第一次落榜后便应聘任塾师,且总能熬过塾师最易丢掉饭碗的“年歇月”,后来丢饭碗是因为信奉上帝而弃孔子牌位,并非“教学质量问题”,这些都表明,洪秀全的文才,至少不应像后期诏旨,尤其《天父诗》所表现得那样.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洪秀全建国前的作品.目前保留下来的包括《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和《百正歌》等,其中文字如“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汤武伐暴除残,何分此国彼国；孔孟殆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流之浊由源之不清,后之差由前之不谨”等,还是文从字顺、词能达意的.
之所以如此,一如《贼情汇纂》中张德坚所分析的,有几个原因：
——保密.洪秀全危机意识强,金田起兵前到处躲藏,很少有人知道其确切行踪,甚至不知其是否确有其人.为了保密,他习惯于把指示写成费解的字谜,如将“天父出令,千祈遵正”拆成“高老山山令要遵,十字有一笔祈祈”,这种习惯在立国后因猜忌外臣和故作神秘而仍然保留,因此炮制出众多字谜般的奇谈怪语.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习惯在岭南秘密社团中十分流行.
——以神圣自居.洪秀全自称上帝次子、耶稣胞弟,“天生真圣主”,认为自己比任何凡人都高贵,为此不惜抹杀古代、外国历史,不承认任何其他国家是国家,并剥夺古代帝王称号,这样的“神人”,文字自然也要与众不同,凡人写得文从字顺,“神人”只能故意写得别扭,以示“档次不同”.
——身份和读者不同.早期洪秀全还是个求着别人信教的自费传教士,惟恐别人不爱读、读不懂,自然要把文字写得尽可能好看、好读.后期做了高高在上的天王便无需在意,反正臣子们读不懂也会创造条件读懂的.《天父诗》等多是写给两广同乡和文盲后宫的读物,夹杂大量方言、俚语是为了方便这些人阅读,在外人看来不通顺的文字,这些“自己人”反倒会觉得通顺、亲切.事实上,即便后期,一些“接地气”文字,如写给苏州百姓的《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就“像人话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科举虽然存在科目脱离实际等严重弊端,但仅就“文化考核”而言是相对公平的,洪秀全能四次通过县、府初试和院试加考,并获得较好的名次,却既不能在县、府初试中获得第一名（叫“案首”,可以直升秀才）,又屡屡过不了院试这一关,获得清朝最低一级科举功名——秀才,这基本可算作对洪秀全“真实文才”的“最科学评价”：不是文盲,但也仅此而已.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12.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