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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走了,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傍晚.
2005年10月17日上午,我与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在参观“满映”旧址的行车中说到日本大学的山口守,因为山口先生是日本研究巴金的专家,话题自然就转到了巴金.于是我又想起去年误传巴金去世一事.
记得2004年3月10日曾有报社约我,写一篇悼念巴金的文章.我当时曾详尽追问约稿者：巴金几时几分在何处因何病去世?回答是不大清楚,但却说肯定已故,报社已派人去上海,你写文章就是了.于是我赶写了一篇短文,还特意跑到邮局拍发了一封唁电.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电报的内容：“惊悉巴老溘然长逝文学青年顿失领袖哀痛至极特布言忱尚望稍抑哀思专此敬请礼安.”谁料翌日清晨便被告之文章不能发了,因为巴老还在等现在想来,那时的尴尬处境,令我至今汗颜!
但是晚上主持完藤井先生的“中国人眼中的村上春树”的演讲之后,九点多晚宴时,我收到两个学生发来的短信,告诉我网上消息说巴金已于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
因为有过上次误传的经验,将信将疑之中未敢贸然置信.
第二天早上驱车送藤井先生到车站去哈尔滨前,便先看到了报纸上《巴金去矣》的消息.
心头骤然涌起一阵酸楚等我所尊崇的巴金老人还是走了,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之路：一路沧桑,一路激荡,一路辉煌!
77年前,1928年留学法国的巴金写出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翌年一月在国内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时,年仅25岁.青年作家巴金,由此开始把他的关注力集中到描写青年成长的人生道路上后一发而不可收.
青年时期的我就喜欢巴金的作品.
二十多年前,我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在东北一所学校任教,因为爱读巴金的小说并讲授巴金的作品而开始研究巴金.那时的我,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被巴金作品中燃烧着的所鼓舞,凭着青年人的热情,不揣冒昧地给文学大师巴金写信,将我在教学与研究中遇到的疑难向巴金请教.原本并不就认定会有回音的,却意外收到了巴金女儿李小林的回信.
记得第一封信是询问巴金1934年去日本问题的.关于巴金去日本的时间,1980年前有限的几份材料说法不一,法国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创作》（王继文译,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5月初版）第46页写道：“1933年底他再度去北京等”而后在紧接着的下一段里便写道：“同年12月里,他赴日本去旅行等”.杨苡在《坚强的人――访问巴金》一文中,行文也同上,写道：“同年12月他去日本.”（见《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四辑197页）这是把巴金去日本的时间误为1933年12月.而山东师范学院的《巴金著译年表》将巴金去日本的时间写为1934年10月.（见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巴金研究资料》104页）于是1980年6月里我写信请教巴金,希望巴老能在写回忆录时写明去日本的时间与目的,并不敢奢望能有回音.而我却收到了一封非常客气地回信：
靳丛林同志：
你好!
给巴金同志的信收到,因他最近身体不好,嘱我回信.关于他三十年代去日本之事：
1.他是1934年11月去日本的,1935年8月回国.
2.去日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日语.
因当时去日本很方便,用不着护照.若还有什么不清楚之处,可来信.
致
礼!
李小林
6月24日
或许是我的询问之信起了作用吧,不久,巴金在《关于〈神鬼人〉》的回忆录中特意写得更为确切一些：“于是我11月 24日（大概没有记错吧）到了横滨”.（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15页）
其后的每每请教,也都得到了详尽的答复.1982年,我还询问过巴金与鲁迅的交往问题,李小林在12月18日的回信中说：
我父亲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是1933年.上海生活书店创办《文学》月刊,4月6日,主编郑振铎在会宾楼请客.鲁迅、茅盾都应邀出席了.这是我父亲与鲁迅、茅盾的初次见面.
1934年9月4日,《太白》半月刊主编陈望道先生在东亚酒店请客,鲁迅先生和茅盾同往.我父亲也去了.这是他与鲁迅先生的第二次面见.
可见,青年巴金与鲁迅的面见也是很早的,（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5卷363页人物注释巴金一栏误作：“1934年8月起与鲁迅交往.同年10月间往日本”）很早便受到鲁迅的奖掖提携,受到鲁迅的器重,也才有后来鲁迅对巴金的中肯评价：“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同意战线问题》）
1982年,终于我也编成了一册《巴金年谱》,并寄给了巴老.随后李小林来信说,她还曾将我编的《巴金年谱》赠给了研究巴金的日本青年朋友（大概就是山口守先生吧）,因为那时国内还没有一部较为翔实的《巴金年谱》.1983年3月,病中的巴金在医院住院期间还曾给我寄来他亲笔签名的两本书：香港出版的《真话集》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怀念集》；因为是在病中签的名,看得出颤抖的笔迹,那着实令我感动!后来我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硕士论文写的也是巴金.
1985年金秋,我路过上海,又冒昧地给李小林打,说想拜访巴老,竟也得到了爽快的答复,约定10月6日下午3点半到巴金家中.好兴奋啊,对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来讲.一个人有点儿胆怯,于是便打给复旦大学巴金研究专家唐金海先生,约他一起,还让上海的表妹紫华带上一架相机,同去了巴金的家.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来到武康路巴金在40年置的一幢三层洋楼里,面对我所崇拜的慈祥的老人,聆听他那四川口音的亲切的话语,真让我那年轻的心激动不已!又提议想和巴老合影,巴老也爽快地应允.于是从客厅来到洋楼的正门前,用相机记录下了令我这一介青年终生难忘的瞬间.
翻阅着巴金赠予我的《真话集》,那是巴金在80年代计划创作的五部《随想录》中的第三集,我又想起我曾经翻译过的日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松井博光教授的一篇文章《关于巴金――读〈随想录〉》,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随想录》中看到的巴金擎着的那微弱的良心的火把,有可能成为烧毁那一世界坚硬外壳的火种,变成打破闭塞社会的烽火.”（《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六辑,第12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
已经不再年轻的今天的我,依然在感受着青年巴金创作中的火一样.我一直以为：巴金过去是,当下是,将来也依然应该是文学青年心仪的精神领袖!
巴金走了,却留下一路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