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别集传播明词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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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人别集传播明词的效能因编纂形式各有差异,存在马太效应及附骥以传的现象.别集传播之明词占作者传世词作的比例、别集编排词作的顺序都影响着明词传播.越是知名的作者的别集越容易传播其词.别集副文本为保存文献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且为作品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时空.

关 键 词 ：明代；别集：词学；传播；副文本

中图分类号：1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177-05

“别集”是专收某位作家作品的图书类别,南朝阮孝绪《七录》最先使用这一概念,但其出现应当早于此,大体形成于汉魏时期.《隋书经籍志》分集部为楚辞、总集、别集三个子目,并认为“别集之名,盖汉之所创也”.明朝“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传世明人别集未有确数,《明别集版本志》称该书收录大陆八百多个藏书单位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所藏明人别集达3600多种.黄仁生先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又收有国内未见明人别集280多种.此外,其他地区也应当藏有一些稀见明人别集.这些别集所收明人词作,仍难以确考.从传播的角度说,别集为明词提供了最大的受容空间.至于受众是否阅读,则涉及阅读心理、阅读选择、阅读环境等问题,这是文学传播必须关注的另一方面.本文主要讨论传播者与别集文本形成之间的过程,及该过程在传播明词中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其一,明词在不同别集编纂形式中的地位；其二,明词在别集“副文本”中的传播；其三,别集传播的马太效应.

一、明词在不同别集编纂形式中的地位

别集体例并非单一,“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眺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谓“区分部帙”即别集之编纂形式.四库馆臣所列举的唐前别集之编纂标准并不一致,在逻辑上也各处不同层面.事实上,作家别集亦可分为全集与选本.作家全集一般收录作家全部的作品,选集则有选择地收录作家部分作品.

要谈特定文体在别集中的地位,可以从收录的数量及其在文集中的位置两个方面来考虑,明词也不例外.

(一)　别集传播之明词占作者传世词作的比例

首先,看不同编纂形式的别集,其传播之明词与作者传世词作的比例.试按别集所收作家作品内容分其编纂形式为作家全集、作家选集两类讨论.作家选集中的作家词别集对明词传播之影响最大；其次则是收有作家词作的全集；再次才是收有作家词作的其他选集.不收词作的别集对明词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当另行考虑,姑且不论.

词别集是一位作家词作的大集结,而词能单独编部词别集.如上海图书馆就藏有杨慎词集多种,题名《升庵长短句》的四卷本、嘉靖十六年(1537)李发刻三卷本,题名《杨升庵先生长短句》的四卷本.这些别集的刊刻必然促进词作的传播,因此,词别集传播明词的效能最佳.

作家全集所收作品一般都比较完整,因此也能较好地传播词作.卷帙富至324卷的《船山全集》所收《愚鼓词》就收录了王夫之310阕词作,今人彭靖先生编撰《王船山词编年笺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也只比该集多出一首.又如《全明词》据《陈忠裕全集》卷二十收陈子龙词79阕,《全明词补编》也仅据《幽兰草》卷中补得8阕,陈子龙的大多数传世词作已见其全集.有些作家不喜作词,平生词作不过别集中寥寥数首.如陈荐夫《水明楼集》存其词作6阕,管大勋《休休斋集》卷七存词5阕,杨梦衮《岱宗藏稿》卷三八存其词作3阕,这基本上就是他们传世的全部词作了.但这些词作的流传,也有赖于该别集的流传.否则,他们这不多的几首词作,今人也无由得见了.

选集因其收录不全,故与作家词作传播关系略远.嘉靖二十四(1545)年夏言再次拜相入京,过杭州,以其退居期间所作诗文词嘱田汝成云：“此吾归田时杂著也,子其为我序之.”汝成厘为十卷以复,夏言又授之侍御史曹忭,使为校正谬误.曹则与夏氏门生、浙江巡按杨九泽商议刻板之事,杨付之杭州守臣罗监刻.该本九、十两卷收词,卷九存56阕,卷十存65阕f卷首目录作“七十六阕”,误).但夏言传世词作却达到360多首,该选集所存不过三分之一.

一般说来,别集收录作者词作越多,对作者词作流传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就越大.不过,若一位作者水平不高的词作被大量收录,对作者而言却非美事.

(二)　存词的别集编排词作的顺序

作品的编排次序往往反映编者的文学观念,尤其是文体学的观念.哪些文体的作品被编排在最前面,哪些文体的作品单独成卷,哪些文体的作品不被别集收录编者,尤其是选集的编者如何选择作品,选哪些作品,不选哪些作品凡此无不在表达编者的观念.词在词别集中自然是主角,而在收有词作的别集中,词被如何编排次序也可以看出该集传播词作的效能.由于编排位置的不同,词作传播的效果也自有差异.我们按编纂过程中词与其他文体的关系,分说如下：

1.词与其他文体并重

编纂别集时,最尊重词体地位的是将词视作并列于诗文的文体进行编排.例如,郑以伟的《灵山藏诗余》就是其全集《灵山藏》中的一种.《灵山藏》并不全以某一成例纂辑作品,而视文体多寡处理.因郑以伟诗作较富,《灵山藏》便分多集并立收录；又因其颂、铭、赞数量较少,乃合刊为《灵山藏颂铭赞》.其他如词、赋则各为一集,名日《灵山藏诗余》《灵山藏赋》.崇祯刻本《灵山藏诗余》的大题及版心标“卷之五”,而《灵山藏颂铭赞》的大题及版心标的是“卷之六”,《灵山藏赋》的大题及版心标的是“卷之八”.可见在整部别集中,词,编排在颂、铭、赞、赋四体之前.若仪从文集对文类的次序来看,郑以伟对其词作的重视程度或许超过辞赋.

这样的编纂方式在明人别集中并非郑以伟一家,刘基《诚意伯刘先生文集》的成化六年(1470)戴用、张僖刻本也按文体收录作品,且各小集单独命名.刘基词别集《写情集》就收在该刻本的十七、十八两卷.崇祯十年(1637)朱葵刻的刘基《刘文成公全集》则从其例.王夫之《船山全集》收其词别集《鼓棹初集》《鼓棹二集》《潇湘怨词》《愚鼓词》,且与《周易考异》《尚书引义》《诗经稗疏》等经学杂著并列.船山文集虽编于清代,但其纂辑方式则由来有自.

更多的别集则将词单列一卷,与诗文并收于别集.如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崇祯刻本梁云构《豹陵二集》卷十收词53阕；费《费钟石先生文集》隆庆间刻本,其卷七也是单独收录词的《诗余》.例甚多,不备列举.

词与其他文体并列,是明人推尊词体的必然结果,同时说明词在明代已经获得了与传统诗文体裁差近的地位.尽管词体的地位依然次于诗文――这从大多数明人别集先诗文后词、曲的次文方式也可见一斑――

但别集中这些与其他文体并列的词作,在传播上倒是自有优势的.词作归拢收集,使得作品集中,便于阅读,不太容易被读者忽略.

2.词单列于别集之外,附于集后

这种编纂方式在明别集中也不罕见,其与前者的区别在于编纂者依然持有“诗尊词卑”的观念,不欲承认词体地位.对词“‘另眼相待’,不把词与诗文统’编排,而是将词独立编为一集,附刻于文集之末,以示词与正统诗文有别”.

明人徐尔铉的《核巷集》二卷《诗余》一卷：查应光的《丽崎轩诗》四卷《诗余》一卷；凌云翰的《柘轩集》四卷《词》一卷等等都是将词别出,附于诗文集后.这种编次形式与徐渭文集的多个刻本外附《四声猿》,王磐《王西楼先生诗集》后附《乐府》一卷类似.编者的意图都在阐明所附作品不如诗文雅正,只能叨陪编末.这种情况尽管作品也相对集中,但由于其强烈的暗示效果,可能会造成受众对诗余体格卑下的认同.不过,由于特地标明在集外,有时候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附见于作家诗文集后的词什,在一定的情况下得到了彰显.事实上,编者在表明其文体意见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些附见作品价值的意见,说明他们也认为这些作品可传于后世.

3.词混杂于诗中,不单独列类

这种编纂情况也很多,一般还可以再分为三种：一是将所有词作集中附于某卷诗文后.如刘夏《刘尚宾文续集》卷一收录诗词,其词5首殿卷一之末.陈循《芳洲文集续编》卷六杂收诗词,也是全书最后一卷.但编集者词体观念淡漠,在卷中单行标明以下文体为“词”之后还收录了骚体诗.朱有墩《诚斋录》的卷四录词,其次序亦在全书之末,但另有杂曲《沉醉东风》一首收于全卷最末.而《诚斋新录》有《竹枝》《柳枝》各十首,杂在诗歌中.编者偶尔还会于所在卷的大题和卷中专门标出词体.二是杂处各卷,不为归拢.如黄祖儒《呓觉草前集》卷十二；《后集》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张璧《阳峰家藏集》卷十五、卷十七、卷十九、卷二一、卷二二均收有词.词散处于各卷,杂于诗之中,往往较难引起读者的注意,甚至连编纂全集型总集的专家也会因为这样的编纂形式而忽略词作,其他读者的接受情况则更可想而知.三是分别出现在作者不同时期纂辑的别集中.如薛甲《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卷十四收词二首,《艺文类稿续集》卷二收词一首；宋懋澄《九筲前集诗》卷八、《九筲集诗》卷四分别收词,张泰《沧州诗集》卷七、八,《沧州续集》卷下各收词作等例,均属编集时间不同,词作单篇散处于各集不同卷中,同样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总体上说,第一种情况在传播上优于后二者,后二者极易被受众忽略.

二、明词在别集“副文本”中的传播

明人别集除正文部分之外,每每还有序跋、目录、附录、题词等等.这些部分被称为“副文本”是文集的有机组成部分,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着明词传播的功能.别集“副文本”尽管属于别集的一部分,但其编辑方式与别集有所区别.不论是全集型别集,还是选集,其正文收录的作品皆属别集作者所作,其编纂方式的不同只体现于诸多作品之间的排序上.而别集的副文本,不但大多数作品非别集作者所作,且其表现形式与别集次序作品的方式大不相同.有一些明词就通过他人别集的“副文本”记载而得以传播,这种附骥以传的方式大致有三：

(一)　甲词人作品为乙作者作品集的附录、题词等收录

这种情况相对较多,是词作者作品附骥以传现象的大宗.不少词家的别集在收录唱和之作的同时会将同题唱和之作一并收录,而唱和之作的次序服从于别集对同题作品的编排次序.这在事实上也为没有刊刻词别集,或者别集中不收词作的词人提供了词作传播的机会.如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十七,其中有《念奴娇》一阕,该词小序云：“云间陈征君有题余家远阁一阕,秋日登楼,不胜蔓草零烟之感,因倚声和之.”小序所提到的“陈征君”,即陈继儒.陈维崧词后有“附录眉公先生原词”,其词题云《陈定生建远阁以娱宫保公,寄此题之》.陈继儒的这首作品不见《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所据辑录的《惜阴堂丛书》本《陈眉公诗余》以及《古今词统》《历代诗余》《倚声初集》《西湖游览诗志》等书.又如徐渭有一阕《点绛唇-赠张复亨》,张复亨就是张天复.该阕不见徐氏本集,亦因张氏《鸣玉堂稿》卷十二收录而传.王琏词《念奴娇和东坡赤壁词》也是附见于瞿佑《乐府遗音》之《念奴娇》(白鸥飞过)词后,才得以传播的.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甲词人以词为酬赠之具,乙词人别集的编者将之保留,以为别集作者之社会影响或平生交游提供佐证.如林光《南川冰蘖全集》附录,专收各家酬赠文字,内亦附有李景《庆春长送林光帐词》一阕.李景传世词作今仅见这一阕,若非附骥,何由知明词作者中尚有一人名“李景”毛伯温的《毛襄懋先生别集》也收录了不少明词酬赠之作,该别集之卷四、卷六、卷七、卷九四卷收录的酬赠词作达20阕,其中大部分是幛词.幛词也写作“帐词”,是一种典型的社交作品.毛氏别集收录这些作品,带有记述功德的意味.

这类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词别集,其他书籍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顾若璞的《沁园春读(四声猿)》就是附刻在崇祯间刻潋道人评本《四声猿》卷首的,其词下有潋道人跋,其云：

此余归黄氏伯姊知和氏所作,伯姊著有《卧月轩稿》行世,今年春秋八十矣.闻填此阕,因附刻焉.

据此知该阕是顾若璞填写,而恰好其弟评点的《四声猿》要付梓,乃以之附刻于卷首.该阕就这样托身别的书籍而传播开来.尽管《四声猿》不是别集,但别集的情况与之类似.

(二)　甲词人作品在乙词人词序或其他序跋中被征引

这种情况不同于第一种“甲词人作品为乙作者作品集的附录、题词等收录“情况之处在于：第一种情况是指别集全书的副文本收录其他词人的作品,而此处则是单篇作品的附件收录其他词人的作品.这利t情况在明词中也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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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甲词人别集附于乙词人别集之后

这种编纂方式并不常见,多属于家集,在明词集的纂辑形式中是比较特殊的例子.甲词人别集附于乙词人的别集之后,从而达到跟随乙词人别集传播而传播的目的.如前文曾提及的杨慎词别集《杨升庵先生长短句》四卷本,就附刻《杨升庵先生夫人乐府诗余》五卷.黄峨为明代女性词人之翘楚,万历间有题徐文长的重刻五卷本,清代又有吴元定重订的四卷本.这或许也得益于附丽杨慎词集之后,与杨慎词集同时传

播.加以黄峨有升庵夫人的身份,应该对扩大她词作之传播范围有加持效果.

副文本独立于别集正文存在,作为一种衍生文本,它对别集正文起到补充作用.其内容在客观上,有存人存词的功能,对明人词作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三、明词传播中别集的马太效应

明人别集的传播存在马太效应,越是知名的作者,别集刊刻的可能性越大,文集刊刻的次数越多,名气也就越大,从而又促进着他的别集的刊刻和传播；而那些名声较小的作者,其别集刊刻的可能性较小,且更容易淡出传播循环,从而销声匿迹.马太效应在总集的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但其和作用于别集传播时略有不同.

一位作者的成名因素很多,或以才学金榜题名,如杨慎；或以隐居悠游泉林,如陈继儒；或以艺术蜚声天下,如文徵明；或以显宦秉国理政,如夏言等情况不一而足.重要的是,这些名家的别集往往能为其词作的传播带来重要影响.

如传奇人物杨慎就具备“优者更优”的条件,他本身是宰相公子,又有神童之誉,据说他年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人皆晾叹.他科场得意,二十三岁就独占鳌头、高中状元.他却又生世凄苦,嘉靖三年(1524)以“议大礼”谪戍云南,淹留三十余年,死于戍所.人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杨慎著述数量大,涉及面广,于经史、诗文、书画,以至音韵、训诂、名物皆有考论.流传较广者有《丹铅总录》《升庵诗话》《词品》等等,又有《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载记》等目录学与地方志著作.

杨慎编著的图书一般都备受关注,如楚雄知府任良干偶尔过访,见到《词林万选》,便传抄并令府署刊刻.杨慎的词别集有六卷本和四卷本两种,首刊均在嘉靖年间.六卷本为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刊本,题《升庵长短旬》三卷续集三卷.卷首有唐序,正集卷三后有王廷表跋及杨南金序,《续修四库全书》据以影印.赵尊岳《明词汇刊》本,据丁丙藏嘉靖十六年(1537)刊本校刊,题《升庵长短句》三卷《升庵长短句续集》三卷.四卷本曾两刻之,一题《升庵长短句》四卷,嘉靖十九年(1533)刊,有唐序.一题《杨升庵先生长短句》四卷,附刻《杨升庵先生夫人乐府诗余》五卷.由此大略可见其词集刊刻次数之多,可以说,正是杨慎拥有极高的文坛声望,他的文集才能引起诸多读者的兴趣.加上作品自身的质量,使读者为之树立口碑.因而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从而刺激各传播主体刊印他的作品,其词作也因此获得更佳的传播渠道.

又如夏言,王国维曾感叹说：“是嘉靖一朝前后三十年间,已六付剞劂,古今词家未曾有也.”嘉靖一朝夏词别集即有：戊戌年(1538)吴门初刻本：嘉靖十九年(1533)石迁高刻一卷本；嘉靖二十年辛丑春(1541)铅山刻本；嘉靖二十年冬云中刻本；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年(1546)陈尧文刻本：丙寅年(1566)双泉童氏刻本；未见踪迹的闽刊本,共七种.至万历间吴莱所刻九卷本、万历十五年(1587)一卷本梓行,则有明一代竟至“十付剞劂”,可谓蔚为大观.值得注意的是,金陵双泉童氏覆陈尧文重刻本刊于嘉靖丙寅(1566)仲夏,其时夏言名誉并未完全恢复,刊刻其集不无投鼠忌器之虞.故王国维叹日：“岂文章事业自有公论,有不可泯灭者欤.”夏言词别集能得到如此广‘泛的传刻并非没有原因,嘉靖十七年戊戌(1538)夏言进首辅大学士,吴门初刻本就是在这一年刊刻的.嘉靖十七年到二十年(1541)是夏言仕途的第一个巅峰,四年间仅其词别集就曾四次付梓.而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二十四年(1545)间,夏言退居上饶,此间其词别集未曾出现新刻本.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陈尧文义刻,其时夏言第二次入阁为首辅.夏言的词集刊刻固然有“文章事业自有公论”的成份,不过“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应该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我们再看个反例.易震吉,上元(今属江苏)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授刑部主事,升郎中,崇祯十二年(1639)出知大名府,历嘉湖道,官至江西参政副使.崇祯十四年(1641)辞官归里.易震吉的《秋佳轩诗余》十二卷,存词1083首,是传世作品数量最多的明代词人,历朝罕有其匹,但他却被张仲谋先生称为“被遗忘的词家”.虽然他也曾与南洙源结濮水社,与词论家俞彦等人唱和.又常作组词,动辄一调同题数十阕,如《水调歌头-读陶诗拈句为赋得三十首》《卜操作数读陶诗拈句三十四首》等.但他居官之日,常奔波于各地,并未形成很大的文坛影响,故《秋佳轩诗余》只在崇祯间刻过一次.易震吉词作学辛弃疾,虽未臻完善,却也达到一定水准.但他从政并未官居极品,在文坛又未能领袖一方,没有特别突出之处,因此不能形成积累优势.再加上词集卷帙浩繁,几重原因综合,导致他竟然“被遗忘”.

易震吉还算是幸运的,他毕竟还有词集传世,而词史上更多的词家或虽有词集,但未曾刊刻；或流布未广的词别集就在“劣者愈劣”的画外音中,重复着灰飞烟灭的故事.笔者据《全明词》统计,该书所收存词数仅1首的词作者达468人.据其书小传,这468人中有152人有别集传世,或者曾经有别集传世.在这152人的别集中有不少是词别集,如康秀书有《抚松轩诗余》,宋有《独山词》《藏山词》各一卷,查维宏有《悬藻亭词》,周永年有《怀响斋词》,吕师濂有《守斋词》等等.但他们今日传世词作不过一阕而已,且多是通过总集采录得以保留.这些词集的匿迹,虽然是正常的文学现象,但其中的词作未必全然无可采.因为马太效应而失去传播的机会,真可一叹.

明人别集的编集往往比别集作者的生活年代更为滞后,由于时间的推移,很多作品散佚也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但词人之间的相互采录为保存明词文献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且为附骥词作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时空.实际上,别集传播文学作品的功能是相似的,不仅仅明人别集传播明词有这样的情况,其他时代的其他文学作品之间恐怕也少不了类似的传播方式.由于别集编纂具有相似性,别集在文学传播中的发挥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