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干将戈培尔的传播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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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一词在西方语境之中并不是一个中性词,而是隐含贬义的.这与纳粹德国、希特勒、戈培尔密切相关.正是在纳粹德国,开始专门设立了以宣传为主责的国家部门,全权管制这个国家的所有信息交流手段和行为,还曾一度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戈培尔与纳粹、宣传结缘

戈培尔出生于德国西北部小城莱特一个劳工阶级的虔诚天主教家庭,因此小时候的志愿是当一名教会神父.从1917年夏到1921年春,戈培尔主要依靠天主教一个协会的资助,先后在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乌兹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等八家大学攻读历史和文学,成绩很好,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

最先,戈培尔想要成为记者或是广播局的职员,但是这一较为普通的工作想法却—直没有成功,他长期处于失业状态.虽然其间曾经在报社短暂工作过,但不久就因为经济不景气而被解雇.失业后的戈培尔,为了面子问题,不得不瞒着家人每天装成去上班的样子.这样一个学业优秀的青年,竟然在职场之中屡遭挫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位后来宣扬雅利安种族优胜论的热情鼓吹者,自己竟然是一个瘸子,在职场中很不受重视.

因为小儿麻痹症的影响,戈培尔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5厘米左右.这一缺陷,使得他在参加户外活动时,在他的伙伴之中,一瘸一拐活像一个猴子.他在前一年半仍对人说：“别人对我所能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检阅仪仗队.而这并不总是可以回避的.每当在庆典的日程上列入检阅仪仗队一项活动时,我就—夜睡不好觉.”因此,从小他就不爱与别人一起玩耍.这种孤独感还使得他的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想要得到那些始终与他无缘而又让他心里垂涎欲滴的东西——声望、财富,当然更包括权力.

没想到的是,陷入人生低潮的戈培尔,开始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在于政治.1924年他加入了纳粹党,1925年,出任纳粹党鲁尔区党部书记,成为纳粹党北德派领袖格里戈尔施特拉塞的主要支持者,创办、编辑《纳粹通讯》,开始有了一定影响力.经人推荐,希特勒认识了这位擅长宣传的党内同志,并曾专门邀请戈培尔到慕尼黑发表演说.戈培尔受宠若惊地记载：“我进入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小时,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自此之后,他的演讲天才和宣传方面的惊人能力,使他成为纳粹党和希特勒的核心骨干.

开创纳粹独特的宣传理念

1929年,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党宣传部部长.1934年希特勒主政德国之后,戈培尔立刻成为德国宣传方面的领导.希特勒开创性地创造了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德国信息的流动,希望这个新部门能够决定传播到大众的信息类型,以及决定让大众如何觉察到这些信息.戈培尔积极贯彻这些想法,他主政的这个新部门被允许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传播党的理念、价值观、目的.最终,他还将这些对于信息交流手段的控制,凝成—面抵御外来影响的信息之盾.

除了担任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这个新部门的负责人,戈培尔还掌管了另外两个很有权力的宣传通讯部门——纳粹党的宣传部、德意志德国.后者致力于符合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和目标的文化活动、事件的创造和传播.在宣传这一特殊的公关活动中,虽然是为了达到左右人们意志的目的,戈培尔却从来不使用神秘的技术手段,来催眠听众,改变人们的意愿.如同我们现在能了解到的一样,戈培尔使用真实的科学知识来引导大众的意志,而不是强行扭转人们的意志.

戈培尔的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在希特勒的内阁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戈培尔的办公室人员规模比其他部门大3倍,因此很快获得了像历史上的普鲁士新闻出版办公室那样的传统控制力,而且在属于其他部门的传统领域,也获得了新的影响力.例如,戈培尔开始主动承担管理德国工商业广告、展览的工作,这_工作传统上隶属于经济部门.一部分原来隶属于教育部门的在中小学、大学、艺术机构的文化教育活动,也被戈培尔管理起来.到了最后,戈培尔甚至介入了外交部的工作,所有对外宣传的策略和措施,都需要征得他的同意.

戈培尔的野心是控制所有德国境内的信息传播以帮助纳粹党,这一目标也许是他和希特勒的最终想法,争取实现这么一个权力结构——所有的新闻出版、无线电、文学,甚至音乐、艺术都掌握于一人之手,而这个人又狂热地服从于元首.这也得到了认真而高效的履行.做到这一点,与戈培尔有着独特的宣传理念有关.这一理念可以简化为四个要点,前两点跟内容有关,后两点跟传播手段相关.

第一点是纳粹的宣传原则是在世界观或者运动的阐释上不允许明显的变化或者模棱两可.虽然纳粹党形成的过程是臭名昭著的,但是党的历史,以及党的公开形象也美化成一个整体,不允许变动.第二点是宣传工作背后的世界观要尽可能的予以简化.希特勒和戈培尔都相信大众是无知的,无法理解、接受含有丰富信息内容的宣传.因此,传递到大众的信息都要避免有着额外的详尽说明.宣传工作就是简单的原则、宗旨、世界观的不停的重复和强化.但是重复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艺术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舞台设计方法和剧场理论,都成了纳粹党宣传工作取得效果的潜在方法.

此外,宣传中的信息简单,也绝不意味着这些信息的内容是草率拼凑或无意中产生的,这就是第三个要点——在宣传工作的背后建立一套周密的机制来保障成功.戈培尔是组织化运用舆论研究的先锋,坚持在帝国社会行为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宣传运动的计划.他还较好地明了在公关过程中符合大众的感情和价值观,比较容易获得说服的效果.通过对特定受众性格和环境的分析,制定出宣传的信息和策略,是成功的关键.为此,他组织德国水平最高的一些宣传高手,组成顾问小组,作为具体工作有力的智力支撑.

第四点是戈培尔积极预测当时的受众群体情况.这一预测是结合人口统计并通过对特定目标受众进行精确分析而获得的.戈培尔认为尤其重要的是,特定受众的受教育水平、智力水平决定了宣传的内容、框架、投送方式.纳粹党的众多教义被打包整理起来,以便提供给每一个个体.在戈培尔开展特定宣传运动的时候,众多的大众媒体经常被德国宣传部分派了各种不同的任务. 偏爱特定标识文化符号和电影

最为基础的信息往往浓缩在特定的标识文化符号之上.在戈培尔看来,这样的标识符号必须人人认识,能够轻易和纳粹德国价值观相等同.德国国旗、帝国鹰徽、铁十字架,以及无处不在的万字标,都是戈培尔特别重视的特定标识.这些标识,将帝国战士的牺牲、献身等精神,以及“祖国、牺牲、忠诚、希望、种族、信仰、荣誉、胜利”等抽象化的意义,高度地形象化起来.当德意志帝国旗帜飘扬起来的时刻,纳粹党希望弘扬的那种精神、戈培尔希望达到的目标,在宏大的场面之中就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在纳粹宣传性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之中,纳粹党的节日充满盛况空前的美,随着旗帜的飘扬,德国民族的振兴、国家社会主义的使命、德意志民族的团结,都散发出让全世界叹为观止的美和力量.

宣传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出一种集体一致的感觉,一种强烈、团结一致的情感.希特勒支持了戈培尔的想法,就是一定要设法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人们对纳粹党最强大的支持.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为简单的捷径就是创造共同的敌人,通过宣传敌人的丑恶和威胁,使得全国上下一致对外.所有可能威胁到纳粹党的宗教机构、政治组织、民族都被戈培尔有组织地丑化为德国的敌人.这一点,突出反映在反犹太人的行动上,潜在的犹太人的威胁,被戈培尔宣传为种族清洗.戈培尔主持德国的反犹太人活动,“只有将所有犹太人消灭干净,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活着,这个犹太人就始终会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为敌.因此,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

1938年,情报与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奉命逮捕1.7万名波兰犹太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在随后的“水晶之夜”,更多犹太人的会场、住宅和店铺玻璃被全部砸碎.在战争中,大批犹太人也被屠杀.随着犹太人劫难的一兴起,德国更加团结,也更加狂热,身穿制服的纳粹党冲锋队员曾高唱道：“今天,德国是我们的；明天,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继而在战争中,犹太人大批被屠杀.

戈培尔还特别酷爱电影而且重视其作用.前面提到的《意志的胜利》,就是在他的监督下,于1934年由德国著名演员、导演兼电影制作人莱尼·里芬斯塔尔制作的.希特勒亲自委托年轻的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她协调50多部摄影机,在世界电影史上第一次实现女性创作便获得空前成功,很多德国人饱含热泪多次观看了此片,然后踏上了成为纳粹牺牲品的不归路.

配合反犹太人政策,戈培尔曾经主导拍摄过纳粹德国国民非常支持的影片——《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影片的首映放在了当年墨索里尼政权控制下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并获得最佳电影奖.据说在二战时期德国占领下的欧洲,这部电影的观影人次达到2000万.配合对英国的战争,戈培尔还制作了反英宣传电影——《爱尔兰,我的生命（1941）》,在这里,英国政府成为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

二战期间,在戈培尔的主导下,纳粹德国共拍摄了500余部大大小小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堪称欧洲之冠.其中还有15部是彩色的.电影还被纳入戈培尔的宣传轨道,为战争服务.战争爆发后,戈培尔首先组织拍摄了《波兰战役》、《西线的胜利》、《东方的战争》等纪录片,鼓励帝国军民充当纳粹炮灰.

到了战争末期,无论戈培尔如何努力,但大势已去.尽管如此,他在1944年仍然出任德国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组织镇压并及时通过广播电台发布挫败谋杀希特勒阴谋的公告.1945年1月,戈培尔出任柏林城防司令,鼓吹焦土政策和毒气战.尽管戈培尔在历史上留下恶名,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还是有某种让人哀怜的成分,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六个幼小的孩子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