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进程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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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性进程始于西方,随后向外扩展.在国际传播领域,是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形成及鼎革构成了同向关系.本文拟考察围绕着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斗争,探讨其背后隐含着的发展传播学视角,从而提示要注意现代性进程扩展的两面性.

关 键 词 现代性 国际传播 信息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1国际传播与现代性

1648年,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结束了由教皇和神圣日耳曼帝国控制欧洲大陆的格局,产生了一系列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由是,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国际传播也成为一个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达雅屠苏（DayaKishanThussu）看来,国际传播乃是在世界不同民族之间分享知识、观点、信念用以消除国际矛盾斗争和创造相互理解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承认国际传播至少是在民族国家成为世界进程的核心力量之后才显豁,或者干脆将其限定在狭义的“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的传播”,那么就可以说国际传播是与现代性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尤其要特别指出的是,正是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均为现代性的维度）的大行其道,国际传播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内涵上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现代国际传播体系才逐渐形成.这个现代国际传播体系的演进可以如表1.

顺着这个图表,可以看到,这个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从建立之初就像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的.包括吉登斯在内的诸多论者均已指出,现代性自发源于欧洲社会后,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这在社会形态上就表现为欧洲工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殖义扩张,也使得后发展国家不得不处于被动挨打和依附状态.但是,这个过程显然不是一个单向的征服与控制过程,它同样交织着后发展国家自我寻求发展道路,追求现代性的过程.换句话说,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斗争与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反映在传播领域,甚至由于每一方都认识到传媒在现代性中所居的核心位置,因而传播领域的争斗远比其他领域来得激烈和复杂.

2国际传播秩序的初步奠定

1835年,世界上第一家通讯社――哈瓦斯通讯社在巴黎成立,该社以创办人查理哈瓦斯命名,是第一家成功运营的新闻通讯社.此后,又有沃尔夫通讯社（1849年,创办人贝纳德沃尔夫）、路透社（1851年,创办人保罗路透）相继成立.这三家通讯社迅速壮大,不仅很快地控制了欧洲信息流通市场,而且开始跨越国界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比如哈瓦斯通讯社在1870年左右就通过海底电缆将新闻信息业务拓展至拉丁美洲,路透社1872年就在中国上海成立了远东分社.而最具标志意义的事件还要数1870年上述三大通讯社所签订的“连环同盟”协议,随后美联社也加入该协议,因此被称作“三社四边协议”.

可以说,该协议的签署不仅确定了四大通讯社各自服务的对象区域,而且由于在所属区域内占据了信息垄断地位,因而可以说一个初步的国际信息传播格局已然形成.当时协议所属区域如表2.

值得略作说明的是,美联社（全称美国联合通讯社,源于1848年的纽约报纸联合采访部,1892年正式定名）虽然参与其中,但是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有限.这显然与其自身实力有关,因为作为国际通讯社群体中的后来者,当时的美联社确实还难以与三大社抗衡.而1914年美联社退出该同盟,既是应对合众社（1904年成立）的竞争,更是因为自身力量逐步强大,迫切需要改变四大社之间的利益分配,这又恰恰折射出通讯社之间的竞争和国际传播秩序本身的脆弱性.

3国际传播秩序的新旧之争

“三社四边协议”框定的国际信息传播格局并没有维持多久,对其冲击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改变了欧洲国家战略平衡状态,美国的力量急剧上升,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力；一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信息传播流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推动了传播秩序的重构.

众所周知,电报对现代新闻业的发展居功至伟.1844年莫尔斯首次在华盛顿与巴尔的摩之间拍发电报获得成功,随后就迅速被新闻业采用,并因此而改变了新闻采写的实践规范.为规范日益发展的全球有线电报业务,1865年欧洲21个国家在巴黎召开电报业会议,成立了“国际电报联盟”,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协调国际传播分配的国际组织.随后电报发展进入无线电阶段,1903年、1906年在德国柏林召开了两次无线电会议,成立了“国际无线电电报联盟”,在这两次会议上,英法德美俄等大国强制推行了一个无线电频率分配制度,给予那些首先通报联盟使用某一频率的国家以频率使用优先权.1932年,国际电报联盟和国际无线电电报联盟合并组成“国际电信联盟”（ITU）.

可以说,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动作,一个主要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基本形成.在随后的时间里,虽然其间也有诸多动态调整,但真正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则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纷纷争取民族独立,并迅速成长为一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几个数字可以很明显地表明这种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1935年,西欧人对世界的政治统治达到全球面积的85%,统治人口达到全球的70%.欧洲殖民列强在亚非拉的殖民地1945年时还有3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0世纪50-60年代的10年中,有85个国家获得独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生态.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深刻认识到,单个国家的力量是有限的,于是形势迫使它们联合起来,协调一致,努力用“一个声音说话”.1964年,在第一次联合国会议上,77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联合宣言,是为“77国集团”,推动不结盟运动,到1979年,该集团已经拥有120个成员,至2008年,成员数量达到134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重要力量.

与政治场域的斗争相伴随的则是围绕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斗争.两次世界大战让各个国家都开始重视宣传的力量,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冲突中,对外宣传更是被提升到空前突出的位置.192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1932年开始帝国服务节目,对海外国家和地区进行无线电广播.1929年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1942年,美国之音（VOA）正式开播.这一系列的努力显示的正是各个大国在争夺传播制高点.而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更是将传播领域的斗争推到了风口浪尖.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著名的“富尔顿演说”,鼓吹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一张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他就特别强调,冷战就是心理战、宣传战.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条战线的斗争,那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为本国本民族争取传播权利的斗争.因为当时的情势是,在所谓的信息自由流通（free flow of information）原则口号下,超级大国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干涉和控制――发展传播学中的“帝国主义范式”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在这样的传播秩序下,国际传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⑴大众传播媒介在全球分布严重失衡；⑵信息交流严重失衡；⑶信息内容对第三世界的严重扭曲呈现.这种传播媒介统治严重伤害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主权”,也严重妨碍了这些国家根据自身的内在需求追寻现代性的进程――反倒有被纳入单一现代性的危险,因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为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和信息利益,以不结盟运动为平台,发展中国家开始向“信息自由流通”原则发起挑战.

1973年,在非洲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届不结盟会议上,与会国家提出“关注大众传播领域里的工作”,以“促进不结盟成员国之间的信息的进一步的相互交流”.1976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新闻讨论会上,提出了建立“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的要求.该会议的报告说,“发展中国家成为信息统治的牺牲品,这种统治是对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文化价值的打击”.当年8月,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了《政治宣言》,郑重宣布：“信息与传播领域的国际新秩序同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重要.”

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大众媒体宣言》,同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大会正式通过了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决议.发展中国家借助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两个国际组织场所,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更重要的是,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以肖恩麦克布莱德（Sean MacBride）为主席,共有16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学者.委员会于1980年发布了一项报告,即著名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Many Voices,One World）,这一报告提出了82项建议,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内容：⑴加强信息传播的独立自主性；⑵社会效果和新的任务；⑶职业道德和规范；⑷传播化；⑸鼓励国际间合作.有论者指出,该报告称得上是第一个真正从国际视野来讨论国际传播问题的国际性文件,是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建立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中的一次重大突破.

然而,这个胜利多少来得有点名不副实和好景不长.一方面,麦克布莱德报告中所提的大部分建议都被束之高阁,仅有一条建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即“考虑成立一个单独的传播部门”,最终促成了国际传播促进项目（IPDC）的建立；另一方面则是1984年,美国、英国和新加坡三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导致该组织预算受阻（减少了年预算30%的捐款）,以致国际传播促进项目根本没能力提出世界性不平等这个中心议题.

发展中国家在追求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过程中遭到挫败的原因有很多.在笔者看来,其中有一条不容忽视,即在整个斗争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话语资源依然来自于西方国家,就是所遵循的范式依然是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正如《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就这样写道：“发展战略应该和传播政策紧密相连,成为分析需求、设计和完成某些重点任务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传播应当被看做是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源,一种在决策过程中保证拥有真实政治参与的工具,一个解释政策选择的信息中心,以及培养民众明确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的手段”.而在包括斯巴克斯在内的诸多学者看来,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还有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全球化范式）是需要重新加以检讨的.从现代性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即便发展中国家获得有限的成功,其衡量标准也全部是采纳了西方现代性的标准,而没有有力地构建出现代性的多元面貌.这样的最终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永远只能停留在“边缘”,成为世界体系中被迫依附的信息接纳国,而事实上,恐怕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体,其所寄望的肯定不是继续在边缘游弋,而是要趋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