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消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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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事件发生后,尽管国外传媒就中国飞机坠毁于蒙古境内及中国净空禁飞等事议论纷纷,进行了种种猜测,但我国的报刊、广播等传媒,在党“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的方针指导下,未对此事作任何反应.

在初期阶段,我国传媒还故意造成林彪等人没有出问题,国内政局没有变化的假相.如在林彪死后的第十七天即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十期的目录时,还标明该期画报的封面图片是“和林副主席”合影；十月六日,照常以非常隆重的仪式,迎接来访的埃塞俄比亚皇帝等

尽管严密息,但“小道消息”仍很快扩散到全国.

关于“九一三”事件情况的传达,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

9月14日,从下午四时开始至次日下午四时,周恩来向政治局委员,机关、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军队系统主要负责人,分批通报林彪叛逃坠机死于蒙古的消息.9月18日,以《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57号文件),向全国省、部、军级党委常委以上的干部通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国叛党,自取灭亡”等情况.另外,周恩来还专门向党派负责人作了通报.9月23日,向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传达57号文件.9月28日,通知要求将57号文件扩大传达到地、师级以上党委.10月3日,外交部等部门传达57号文件.10月6日,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在一定范围通报林彪企图谋害和另立的阴谋.10月中旬,57号文件及10月6日的通知向全国各地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军内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地勤人员传达.后来传达至普通党员.10月24日,发出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的通知.11月14日,印发关于“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通知.12月11日,发出通知,将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党内讨论.

1972年1月13日,发出通知,将“材料之一”的传达,扩大到党外,并下发“材料之二”.同日,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编印发给党内高干“供批判用”.

7月2日,发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另发批判陈伯达的材料.

尽管如此,当时还没有得知事件消息的有心人,仍然能够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首先是取消了每年国庆节必有的游行检阅(尽管以“节约闹革命”为借口通知说此后国庆不再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国庆节当天的报纸没有刊载、林彪合影的图片；林彪、叶群及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国庆期间以及此后的国事活动报导中,全部销声匿迹；在所有报刊、广播的报导中,包括赞颂与批判刘少奇的报道中,都不再出现“林副主席”及“亲密战友”等词句.

在文件向全国人民传达前,《人民日报》从12月开始,出现了批判搞阴谋诡计、两面派,批判“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文章；1972年2月以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批林”方面开始比较直接,如批判学马列“不走‘捷径”’以及批判“离开路线讲政权,离开路线讲‘夺权’,满口‘权、权、权’,疯狂鼓吹‘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

对林彪公开、大规模的批判,是从1973年8月“十大”以后开始的.

陈毅应该是在9月13日当天知道的――那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奉命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议事.会议完毕,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立即赶到301医院,将这个绝密资讯,向陈毅报告.但他却又不敢明说：“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说明.先让你高兴高兴.”

9月16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妻子甘英独自一人在劳动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她的背后喊了一声：“林彪摔死了！”当她回头看时,却不见了人影.这位在林彪死去四天就知道消息并敢向她通风报信的人,当然是属于能从高层获知重要信息的非一般百姓.

9月20日奉命回国向报告温都尔汗坠机事件的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光,10月3日参加了外交部传达文件的大会.他这才知道自己带回国内向周恩来汇报用的那些照片上的死人和飞机残骸,竟是林彪等人的遗体和座机.他当时感到：“我的脑袋轰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

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闻讯后也不敢相信,惊问告诉她消息的好友：“真的”

首都的重要单位以“突出”为由,摘下了“林副主席”的画像,这当然使不知情的人感到震惊.

1971年9月13日凌晨1：55,庞大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带着震耳的轰鸣声,在漆黑的夜空,以五百米的低空高度从中蒙边境414号界桩上空由南向北掠过,飞进蒙古境内.这给当地正在举行露天晚会的知青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目睹的是“九一三”事件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

“九一三”事件在百姓中的流传,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变形.据说,有些地方以讹传讹,将事件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谐音,下同)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的三角裤衩(三叉戟)都摔破了,后面跟着一群(叶群)死了好多人.”以及：“林秃子想害,没得手,开上飞机往苏联跑,临走时还把马克思的皮大衣给偷走了,又带着老婆一大群(叶群),结果没跑掉,把三叉骨(三叉戟)给跌断了.”

由于文件分层次与分类传达产生的“时间差”,在有些单位还一度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一些不知情的革委会非党员干部或非党员“造反派”头头还继续虔诚地高声领呼：“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些地方“九一三”事件的泄密者,其散布“谣言”的行为受到尚不知情的地方机关的追查.

没有直接消息来源的被、被监督改造的“反党分子”、“走资派”,有的根据报纸、环境分析,有的从各种特殊渠道得知了消息.

当时被“监护”的罗瑞卿大将、王平上将,分别从国庆期间的报纸分析出北京或林彪等人“出事”了的看法.后来,王平又从来探访的儿子晓光处知道林彪摔死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被抓起来了.

被关在北京什坊院“特监”的黄克诚因患重感冒住进医院.他在医院和哨兵谈话时,“才知发生了林彪叛国大变”.

1972年1月初,彭德怀被“传讯”时,专案组向他宣布了“九一三”事件.长期与世隔离的彭德怀受到了极大震惊,很长时间心神不宁,烦躁不安.

被监护在北京通县军营的伍修权,从报纸上发现林彪出了问题.不久,专案组在询问林彪问题时,为了消除他的顾虑,说：“你现在不要有什么顾虑了,林彪已经成了一个大坏蛋,有什么你就只管说吧！”

肖华则是在事件发生后八个月即1972年5月,才从来访的子女处得知消息的.专案组事先向肖华的子女提出了“三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讲林彪事件”.肖华的儿子先在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利用搀扶肖华上厕所的机会,偷偷给父亲看(后面仍然跟有专案组人员监视).

9月14日,包括朱德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将领第一次听到了林彪摔死的消息.沉寂片刻之后,人群中爆发出欢腾的场面,大家高兴地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将军激动地晕了过去,更多的人则满含热泪,含泪大笑.朱德激动地说：“老天爷有眼！老天爷有眼！”

驻法大使黄镇与国内来法通知他“九一三”事件的符浩,在巴黎举杯庆贺：“为‘死有余辜’干杯！”黄镇回国看望陈毅时,陈毅在病床上高举茅台酒说道：“伟大的胜利！”黄镇永远忘不了当时陈毅脸上突现的红光,“和那细眯的眼睛里一半含着轻蔑,一半含着微笑”.

在南昌郊区被“监护”并在当地工厂“劳动锻炼”的夫妇,是1971年11月3日,在工厂听传达文件时才知道的.中午回家,因监视人在场,他们什么也没说.卓琳把女儿邓榕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的手心中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邓榕又急忙来到邓朴方屋里,悄声把消息告诉了他.午饭时,监视人走了,卓琳特意给倒了一小杯酒,邓朴方也吵着要,父子俩仰脖痛饮.当时很兴奋,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九一三”事件的直接后果：一是部分干部、群众开始觉醒,“四个无限”、“紧跟”开始大打“折扣”,轰轰烈烈的“”运动走人下坡路；二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政策向缓和方面作了重大改变,许多被在监狱、监护所、“牛棚”或被监督劳动的干部以及知识分子被解除、管制,并被陆续启用(被怀疑属于“林彪集团”的人,则受到广泛的清查)；三是使、周恩来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没过几年,两位巨人便先后辞世.

(摘自《新华澳报》)